李鸿章接班人袁世凯 奕与李鸿章 奕和袁世凯

奕与李鸿章 奕和袁世凯  

　　奕 　　爱新觉罗·奕曾推动清末新政，担任过清朝末年重要官职，也曾代表清政府参与签订《辛丑条约》而被世人诟病，他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

　　奕与李鸿章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奕奉命留京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议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奕和袁世凯

　　佐藤铁治郎在《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中说，奕“自回銮后得晤袁世凯，一见倾心，深相结纳，如胶似漆。遇事则袁谋于外，庆应于内。庆于袁之谋献猷筹画，无不言听计从”。 　　这些描述之下的奕、袁世凯关系呈现出如下场景：袁世凯以金钱铺路，重贿奕。奕昏聩，完全为袁世凯糖衣炮弹所打倒，甘为傀儡，对袁言听计从，奉为谋主。二人关系莫逆，甚至密谋废除光绪，立奕长子载振为皇帝。

　　奕贪黩好货，袁世凯投其所好，二人关系非同一般，这毫无疑问。问题是奕是否真的如此昏聩，毫无政治见解，一切听命于袁世凯？奕、袁世凯真的亲密无间？事实并非此。 　　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袁世凯力主立宪并设立责任内阁，成为众矢之的，备受攻击。与袁世凯的锋芒毕露不同，奕表现的颇为圆滑。在会议官制时宣称：“此事是非我已胸有成竹，务请诸公详厘订，总求尽善尽美，再为核夺，奏请施行，免贻他人之议诮。”九月十六日，奕等将所核订的新官制进呈。新官制规定：“查立宪国官制通例，中央政府即以各部行政长官会合而成。盖一国之政，至为殷繁，非有分司之官以各任其责，则丛脞必多。而庶政之行尤贵画一，非有会议之地以互通其情，则分歧可虑。故分之则为各部，合之则为内阁，出则为各部长官，而入则为内阁政务大臣，此现拟内阁官制之由来也。内阁既总集群卿协商要政，而万几所出一秉圣裁，不可无承宣之人为之枢纽，故设总理大臣一人以资表率。总理大臣之称，初不于日本，我朝、间，固尝有之。采邻国之良规，即以复圣明之旧制，称名至顺，取则非遥。总理大臣既亲承圣谟，平章庶政，而维新伊始，机务尤繁，不可无分任之人，为之参赞，必援立宪各国首辅之例，尚非其时，故设左右副大臣各一人以宏辅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官制还设计了一个备选方案。提出：“如以议院甫有萌芽，骤难成立，所以监督行政者尚未完全，或改今日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均为参预政务大臣，大学士仍办内阁事务。虽名称略异，而规制则同，行政机关屹然已定，宪政官制缺有始基矣”。尽管承认设立责任内阁是立宪各国通例，但经奕核订的新官制并没有完全支持袁世凯的主张，而是尽量折中调和各方意见。

　　三十二年官制改革，袁世凯力主设立责任内阁，结果不仅该主张未被采纳，而且成为众矢之的，备受攻击。此次朝廷下诏求言，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来往电商后，于六月十六日上《奏为密陈管见条举十事缮单备采事》一折。该折极言中国危险之状，认为“欲救其祸，别无良策，仍不外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之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听其自然，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势不至如今日之朝鲜不止”。 　　袁世凯与奕虽然关系非同一般，但二人政治利益和见解并不完全相同，关系并非亲密无间，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