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制，曹魏政权为何要屡次更改选官制度？

从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制，曹魏政权为何要屡次更改选官制度？  

西汉王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就是个知人善用的帝王！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知人善用一向被视为帝王的基本素养。自古以来，凡是能青史留名的圣主明君无一不是善于用人的帝王。例如汉高祖刘邦当年重用布衣韩信，最终击败了项羽，统一了天下；再例如汉武帝刘彻当年信任年轻将军霍去病，最终远逐匈奴、开疆拓土，使得西汉帝国扬眉吐气、威震四方。

只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帝王凡要用人必先选人，如若帝王选人不明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往往是事倍功半。而对于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而言，最能集中体现帝王选人、用人精神的制度就是选官制度。

汉武帝刘彻同样也是个善于用人的帝王！

当年的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最终确立了以察举制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其选官精神在于重德行、重品行声誉，这种选官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时期；待至东汉末年天下纷争时期，身处乱世的曹操一举打破了察举制这一选官制度，而确立了唯才是举的选官方式，其选官精神在于侧重才华，而不再苛求德行；再待至曹丕代汉称帝以后，曹魏政权又改革了曹操时期的选官方式，而最终确立了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其选官精神在于重家族声望、重出身血统。

也就是说，曹魏政权从初具规模到最终成立，期间先后经历了三次选官制度的大改革。为什么曹魏政权要屡次变更选官制度呢？为什么曹操要将察举制改为唯才是举制？为什么曹丕又要将唯才是举制改为九品中正制？这选官制度屡经变革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原因和时代背景呢？这或许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曹魏政权为何要屡次变更选官制度？

1．社会背景发生了剧烈改变

众所周知，大明王朝后期之所以屡屡爆发干旱、水涝、蝗灾等自然灾害，那是因为大明王朝当时正处于小冰河期。事实上，距离大明王朝一千多年前的东汉王朝也有着类似的悲惨遭遇。

由于小冰河期的影响，东汉王朝中后期也是屡屡爆发自然灾害，诸如干旱、水涝、蝗灾等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会在不同地区轮番上演，所以东汉中后期的百姓很早就过上了衣不裹体，食不饱腹的悲惨生活。

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东汉百姓本来就对东汉朝廷十分不满，再加之东汉末年贪官污吏、官宦子弟的蛮横欺压，所以这些穷苦无依的百姓很快就在张角等人的率领下，悍然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遗憾的是黄巾起义是一场失败的农民革命，黄巾起义后的东汉社会并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更加黑暗混乱了。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使得东汉社会变得更加黑暗混乱了！

黄巾起义后先是董卓入京、祸乱朝纲，而后又是群雄争霸，诸侯纷争。整个东汉王朝是战火连年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天下民不聊生。

东汉末年的社会环境之惨烈远超以往，甚至出现了物价腾升，人相食的惨剧。据《三国志》记载"是岁（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意思是"东汉建安二年的粮价是一斛稻谷要五十多万钱，民间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曹操身处此等乱世，明辨天下局势，他深知此时之危急局势必须要大胆革新、锐意进取，绝对不能再遵循以往的选官理念和选官制度了。曹操起兵之初就曾明确表示国"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其意是在说明太平盛世和乱世应该分别对待，不可相提并论。而这种治国理念反映在选官制度上就是主张"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意思是"治理太平盛世要崇尚德行，而治理乱世则必须唯才是举。"

曹操身处乱世，深知不可再遵循传统的选官制度和用人标准了！

正如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所颁布的《求贤诏》里所说的一样："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今天下尚未安定，此时正是我曹操求贤若渴的时候。现在天下还有没有穿着破衣却怀揣宝玉的人？（比喻出身寒门却有真才实学的人物）还有没有像姜子牙那种还在渭水河边钓鱼的人物？（比喻虽然年迈但却有才华之人物）还有没有像陈平那样盗嫂受金的人物？（比喻虽然名声不好却有才能之人物）地方官府要向我曹操多多地举荐这种出身卑微但却有才能的人物啊！我曹操必将唯才是举，我必将重用你们啊！"

总的来说，在曹操看来，如若身处太平盛世，则君主可以精挑细选官吏，应该寻求贤人君子来做官，以便朝廷以德行仁义来教化百姓。但若身处乱世之中，天下未定之时，则君主必须重用有才能之人，对于德行往往是无法苛求了。也就是说，东汉末年诸侯争霸、天下未定的客观局势迫使曹操不得不改革传统的察举制，转而采用更具实用价值的唯才是举的选官方式。

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客观局势迫使曹操必须采用唯才是举的选官方式！

2．被举荐的人物多名不副实

东汉中后期，地方官府向中央朝廷所举荐的人物，其才能大多不符合其名声或其才能不符合客观的社会环境。地方官府所举荐的人物多半是好逸恶劳、志大才疏之辈，他们生于富贵之家，长于家奴、妇人之中，不知民间疾苦，不顾天下苍生，只是喜好是古非今，讽刺当权者，以图虚名罢了。

诸如祢衡、孔融等人物，他们既无治国安民之良策，也无乱军丛中取敌将首级之果勇。此等人物自然不符合曹操当时欲平定天下、终结乱世、安抚百姓的要求。

而地方官府经常向中央朝廷举荐这类人物其原因有二。

孔融虽有孔子嫡系儿孙的名望，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良策！

其一，当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便成为天下人所共同追求的美德。本来仁、义、礼、智、信这些美德都是优秀的个人品德。但是这些美德却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作为自己沽名钓誉，自抬身价的手段，这些沽名钓誉之人为了获得当时统治者的注意，他们往往会争相做些矫揉造作，矫情伪饰的行为。

待到了东汉末年，官府公开卖官鬻爵，再加之宦官，外戚轮番擅权，察举制度更是腐败透顶，当时东汉社会上就有民谣讽刺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东汉中后期的著名歌谣，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了！

其二，当时拥有察举权力的人物大多是世代为官的世家大族或皇亲国戚，他们互相举荐，彼此勾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举荐给中央朝廷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弟、门生、故吏。而广大寒门子弟却往往因为无人举荐而丧失施展其才华的机会和舞台。

例如汝南袁氏家族为何能够"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那就是因为袁氏家族的高官往往只举荐自己的子弟、门生和故吏！至于东汉时期那些"累世二千石"的世家大族是如何产生的（诸如司马家族、荀氏家族、陈氏家族等等）？那还不是因为这些世家大族世代掌握着举荐之权嘛！还不是以为这些世家大族往往只会积极地举荐他们自家的子弟、门生和故吏嘛！

汝南袁氏家族之所以“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因为他们只举荐自己的子弟、门生和故吏！

既然以前依靠品行风评和世家大族所推举上来的人物大多名不副实，那么在天下未定的混乱时代就更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共襄大事了；既然才德难以兼得，那么逢此乱世自然更需要唯才是举了。

诚如曹操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所颁布的《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中所说的一样："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守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德行的人物，不一定能锐意进取；能锐意进取的人物，未必有德行。陈平恪守礼仪吗（陈平在当时一直有盗嫂受金的骂名）？苏秦恪守诺言吗（苏秦当年曾作为燕国间谍潜伏在齐国）？然而陈平能保住大汉帝业，苏秦能周济弱小的燕国。由此可见，人才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怎么可以因为人才有短处就废弃不用呢！"

曹操选官用人一向不拘一格，人尽其才！

3．曹操的个人觉悟

曹操作为当时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曾在讨董战争期间和袁绍有过一番精彩的言论。据《三国志》记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依？'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以为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这段话的意思是"袁绍当初曾和曹操一起讨伐董卓，袁绍问曹操道：'如果此事不顺利，你准备怎么办？'曹操反问道：'你有什么主意？'袁绍回答道：'我要南面以黄河为限，北面阻隔戎狄部落（意思是以河北地区为根据地），然后挥军南下争夺天下，你觉得怎么样？'曹操回答道：'我驱使天下有智慧的人才，以王道驾驭他们，我就能战无不胜！'"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两人对如何角逐天下各有看法，袁绍认为要先占据山川河流险要之地，然后再逐鹿中原。曹操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智力才是最重要的，掌握智力的人才才应该是首要争夺的资源。

袁绍认为要先占据有利地形，然后再逐鹿中原。而曹操认为要以人才为先！

在讨董战役无疾而终后，袁绍和曹操二人各自厉兵秣马地意图兼并天下，而他们二人谋划大业的方略均是按照那次谈话时所说的一样。袁绍远去河北，最终兼并冀、幽、青、并四州，实现了南据河，北阻燕代的地理局势。而曹操也在中原一带大力招揽人才，身边汇集了荀彧、郭嘉、戏志才、荀攸、贾诩等一大批谋士人才。后世在总结曹胜袁败的原因时，常常引用这段话，来表明曹操更胜一筹，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均将这段话列于官渡之战后面。

曹操不仅求贤若渴，大力招揽文臣武将，而且深知逢此乱世，对于人才万万不可求全责备，吹毛求疵。他明白对于人才而言，才德兼备固然最好，但世间这种人才实属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所以用人只要能扬长避短，那么终能有所广益。

曹操不仅求贤若渴，而且知人善用，一向是扬长避短！

正如曹操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所颁布的《举贤无拘品行令》所说的一样"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不仅是这么说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例如荀彧最早是袁绍的谋士，但荀彧后来发现袁绍其人外宽内忌，多谋而不善断，恐怕难成霸业，最终自袁绍处转投了曹操。而曹操并没有因此就猜忌怀疑荀彧，在观察到荀彧确有治国安邦之才能后，曹操对其极为信任，并称荀彧为"吾之子房也。"曹操后来更是特意任命荀彧为尚书令，还让他负责考核举荐人才。

荀彧自袁绍处转投曹操后，一直深受曹操器重和信任！

再例如曹操帐下的著名谋士郭嘉就出身寒门，又素有负俗之讥（指被时人所讥讽），幸得荀彧举荐而得以成为曹操心腹谋士。曹操一生都极其器重荀彧和郭嘉二人，常常将他们二人比作自己的张良和韩信。

再例如官渡之战前夕，陈琳曾奉袁绍之命撰写《讨贼檄文》。在这篇檄文中，陈琳极尽各种污言秽语辱及曹操的列祖列宗，并称曹操为赘阉遗丑。而袁绍兵败，陈琳被俘后，曹操因为爱惜陈琳之文才，不仅没有追究陈琳的罪过，而且还任命陈琳为司空祭酒，加以重用。

郭嘉出身寒门，又素有负俗之讥，但却依旧受到曹操的重用！

总而言之，由于东汉末年社会急剧变化，天下动荡不安，群雄逐鹿，诸侯争霸的客观社会环境；再加之东汉后期，宦官外戚轮番专权，各自培植己方势力，察举制沦为宦官外戚和世家大族们相互倾轧，排除异己的工具而早已经名存实亡等原因，传统的察举制已经不适合继续作为一种选官制度了。

作为当时既富有远见又有雄才伟略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曹操他大胆改革，锐意进取，最终确立了唯才是举这种新的选官标准。唯才是举的选官方式一举打破东汉末年由保守的、传统的世家大族把持朝政，世代为官的旧局面，为广大开明的士族和寒门子弟开辟出一条新的展示其才华和抱负的道路，这不仅对当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对于后世也是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的。

曹操确立唯才是举的选官方式为广大的寒门子弟开辟了新的道路！

1.社会环境的影响

东汉末年以来，经历了二十余年天下未定、诸侯争霸的岁月后，天下已经出现三国鼎立、一时间难分高下的局面。而三国争锋，必以人才为先。

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和兼并战争的胜利，新生的曹魏政权必须从一开始就广揽人才。而为了能够尽快地建立起丰富的人才库，优秀的智囊团，新生的曹魏政权也必须尽快地确立起一套标准的、完整的、系统的、大规模的选官制度以取代曹操时期那种难以量化，难以多产化，难以标准化的选官制度。

所以在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魏政权的开国皇帝、魏文帝曹丕刚刚即位称帝便确定了由吏部尚书陈群所推荐的九品中正制为官方正式的选官制度。

曹魏黄初元年，魏文帝曹丕即位之初便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

2.官学衰落，家学兴起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战祸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朝不保夕，世家大族也多背井离乡躲避战乱，所以官方的太学难以为继，日益衰落，名存实亡。《三国志》就曾记载道："自汉末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其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论，故无学者。"

这段话意思是"自东汉末年以来，官府重新开设太学已经二十多年了（指曹魏官府），然而却几乎没有培养出人才。这都是因为博士卑微，学生逃难，而世家大族的子弟又不屑入太学的原因啊！"

曹魏政权虽重新开设了太学，但却日益衰落！

在官学日益衰落的同时，家学却日益兴盛。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一些积极有为、富有远见卓识的世家大族早在东汉中后期就利用其雄厚的资产和严格的家学而培养出了许多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例如司马家族的司马懿、钟氏家族的钟会、陈氏家族的陈群等人物皆是家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

可以说曹魏时期家族的家学基本取代了官方的太学，家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官学。身为帝国最高统治阶级的曹氏家族要想得到人才，使用人才就必须重用士族子弟，就必须和一批家学深厚的世家大族们合作。

曹魏政权要想得到人才，就必须重用士族子弟，就必须和世家大族合作！

3.曹氏集团和其他世家大族的政治交易

世家大族们支持曹氏取代刘氏称帝，而曹氏给世家大族们以高官厚禄，子孙富贵，这是曹氏集团和世家大族们心照不宣的政治交易。唯才是举只是曹操在东汉末期，天下未定时所采取的应急措施，权宜之计。

在当时，出身宦官家族的曹操面对的是以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和皇亲国戚的刘氏集团为首的传统世家大族。为了和这些传统的、保守的的世家大族们相抗衡，曹操必须采取一些激烈的言辞、强硬的措施来摧毁这些士家大族们所构建的金科玉律和坚固壁垒，并以此获得广大庶族、寒门的支持和拥护。

曹操为了和传统的、保守的世家大族对抗，就必须获得广大庶族和寒门的支持！

但是到了曹丕时期，曹氏集团已经雄踞北方和中原地区，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而且极端保守的世家大族已经基本被曹操摧毁殆尽了。曹丕当时的首要任务已经从开疆拓土变成巩固统治区域，稳定统治秩序了。为了实现此目的，曹氏集团就要变更曹操时期对世家大族们的政策。为了实现世家大族们支持曹氏取代刘氏称帝的目的，曹氏必须要给世家大族们以高官厚禄，子孙富贵。

也就是说，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这是曹丕设立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政权在政治上向世家大族们妥协退让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政权向世家大族们妥协退让的产物！

总而言之，由于曹魏、蜀汉、东吴三国鼎立，曹魏政权迫切需要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和实力雄厚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来统一天下、安定社会；再加之官学的衰落已经难以承担起培养人才和官僚的重任，反而是世家大族的家学兴盛，人才辈出。

于是既为了招揽人才、厚待人才，也为了实现士族支持曹氏称帝的目的，曹丕继承和改良了两汉时期的察举制、曹操时期的唯才是举政策，同时联合以陈群等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创立了新的、官方的、正式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既是为了招揽人才，也是为了赢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曹丕最终确立了九品中正制！

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再到曹操时期的唯才是举、最后到曹丕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曹魏政权从初具规模到最终创立，贯穿整个曹魏时期的选官制度一直都在不断地改革和磨合中。

曹操的确是当时少有的既有韬略也有勇气的政治家、改革家。他既有能力也有胆量打破旧的、传统的选举制度，重新提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具有极强实用价值的新的选官制度。他凭借这种先进的人才观念和新的选官制度，不仅为自己的宏图霸业奠定了坚定的人才基础，而且也为后来的曹魏政权留下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曹操的确是当时少有的既有韬略也有勇气的政治家、改革家！

继承曹操权势的曹丕虽然没有曹操那般果敢和魄力，但曹丕懂得审时度势、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一方面，世家大族们在乱世中为了不至于家破人亡也在不断发展、不断进取、不断壮大，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和相当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家学兴盛、官学衰落，世家大族中能人辈出、人才众多，在文化上、教育上已经占据社会主流。

此时若一昧效仿曹操起用庶族、打压士族，不仅没有什么益处，反而容易矫枉过正，物极必反，容易引起士族的不满，进而激化曹氏和士族的矛盾，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所以曹丕选择向世家大族们妥协退让，允许世家大族们掌握一定的政治特权以缓和曹氏和部分世家大族的矛盾。同时赢得世家大族对曹氏取代刘氏称帝的支持、以达到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

曹丕懂得审时度势、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

其实无论是曹操改察举制为唯才是举的原因，还是曹丕改唯才是举为九品中正制的原因，都是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相同的是二人都深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都是在客观的社会环境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不同的原因是二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魄力有所差异，二人的政治愿望有所不同。

曹操是要坚决打压那些顽固的、保守的世家大族，极力争取广大庶族、寒门和那些开放的、改革派的世家大族们的支持。曹丕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士族支持以实现改朝换代、取代刘氏的目的。无论是曹操时期的唯才是举还是曹丕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两者都是在客观的时代背景下的时代产物；也都不是完美无瑕的，两者各有其益处和弊端；更不是一劳永逸的，都是需要后来的继承者不断完善和不断改革的。

（西晋）陈寿著：《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

（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中华书局2012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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