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封地 晋国之所以能力压齐楚秦三大强国长期称霸，离不开这七个关键因素

晋国之所以能力压齐楚秦三大强国长期称霸，离不开这七个关键因素  

导读：一部春秋史，半部晋国史。翻开有关春秋的史书，有关晋国历史的叙述总要占据半壁江山，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史，也往往是一部以晋国为中心的霸业史。自从晋文公在城濮战胜楚军取得了霸主地位，晋国便牢牢地占据了霸业秩序的中心位置，在此后的一百年间几乎没有被动摇过。每阅及此，人们总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为什么晋国就能够成就霸业，且能将这种优势长期保持下去，而齐国的霸业却会盛极而衰呢？本文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加以分析，试图探寻问题的答案。 地理环境的封闭性 城濮之战的前夜，面对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晋文公总担心自己会战败，因此心神不宁，一听到点风吹草动便要起疑心。为了安抚国君的心绪，狐偃曾劝说： 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僖公廿八年传） ——这场仗打赢了你就是天下霸主；就算是打输了，晋国表里山河，也没有谁能奈何得了我们，假以时日，还可以东山再起。 狐偃的这番话正透露出了晋国所具有的最大优势，那便是「 ”表里山河”。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早在十几年前，王室大夫宰周公就已经做出过论证： 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苟违其违，谁能惧之！ 晋国所在的地理位置，东有太行、太岳群山阻隔，南有中条山与黄河天险并行不悖，在其境内还有汾河、涑水、浍水等河流奔流而过，构成了其与东方列国之间的天然阻隔。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东方诸侯很难越过天险且远距离跋涉对晋国政局造成影响。 正因为如此，当晋国陷入了七十年内战（曲沃代翼）的漩涡而日渐衰落的时候，郑、虢等国势力尽管能够深入晋境，却不能扭转整个晋地的局势，更不可能对当地政权的生存构成威胁，使得以小宗克大宗的曲沃势力仍然能够统一晋国，取得与东方诸侯平等的地位。到晋献公时期，尽管晋国一再触碰底线，对内虐杀宗族、对外灭国夺邑，高举尊王攘夷、兴亡继绝大旗的齐桓公却也只能望洋兴叹，始终无法将触角延伸到西方，插手晋国的内外事务。 人们常说：「 ”老鼠嘲笑猫的时候，身旁必有一个洞。”晋国在春秋初期的整体实力并不算强大，就算是在与其西部邻国秦国相争的过程中，也往往败多胜少。与之相比，楚国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巨无霸，是一个让中原诸侯望而生畏的超级强权，即便是处于巅峰时期的齐桓公，有着众多诸侯的鼎力支持，都不敢与之直接抗衡。在这种强弱对比鲜明、整体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晋文公敢于在中原亮剑，「 ”表里山河”便是其底气所在。 交通条件的便捷性 所谓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与地理位置的封闭性相对的，是晋国占据交通要道所带来的开放性。 西周时期，晋国通往宗周有两条重要通道，一条是韩原附近的龙门渡口，一条是晋陕豫三省交界的蒲坂渡口，在面对地处西方的宗周亦或者是后来的秦国时，相比于东方各国，晋国交通的便捷性又大为提高。 在当时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承接夏商周三代文化核心的汇聚之地，联系宗周和中原交通要道独特优势，与王畿距离适当、气候相近的自然禀赋，都为晋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为晋国的率先崛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西周末期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晋国最能感同身受，周王庭遭受到的游牧部族的冲击，晋国也曾亲身体会。当西方世界二王并立的局面开始出现的时候，晋国也能第一时间得知内情、从中周旋并获取利益，从而在东方世界尚处于蒙昧中时就实现了第一轮的扩张。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政治重心转向东方，位于中原腹地的成周也就成了王朝新的中心。这个在西周初年便已经被周公看中的古都，自来就有俾睨天下的地理优势，后世王朝也曾多次建都于此，可见其在整个中原版图上的重要性。晋国所在的晋南盆地恰恰就位于成周的背后，其直线距离也不过百里之遥，只要能够控制成周便可以镇抚天子而雄视天下。 早在晋献公时期，晋国通过两次假道伐虢的战役，先后吞并了位于崤山东部的虞虢两国，并借此打通了从晋国内地通往成周的交通要道——虞坂古道，这种开合自如的地理特性便进一步显现出来。即便是在惠公时期失去崤函通道控制权的情况下，虞坂古道带来的关口前置还是为晋国制约秦国东进、为晋文公干预王室内乱、参与中原逐鹿提供了一条高效便捷且安全可靠的对外通道。 水患治理的优先性 与此同时，黄河水患在古代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常常成为影响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而在先秦时期，由于各国的规模普遍较小，能够动用的人力物力资源不足，单靠黄河周边的国家很难实现对黄河水患的有效治理。而到了战乱时期，相互敌对的国家在治理灾害的过程中各自为政，按照自己的需求随意修筑水利设施，「 ”以邻为壑”、祸水他引的情形便频频出现。 为了杜绝这种混乱的情况出现，在夏商周三代，治理黄河水患往往是天子的职责。到了春秋时期，当天子权威丧失，无法组织各国共同抵御灾害的时候，这个职责就会落到霸主的手中。比如在葵丘会盟时，齐桓公便对与会诸侯提出了这么几项要求： 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谷梁传·鲁僖公九年）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关于灾害治理的条款，严令各诸侯国不得随意修筑堤坝，不得在邻国发生灾荒的时候囤积居奇。到春秋中后期，晋悼公主持诸侯会盟的时候，也提出了相似的条款，这些事例都表明，统领中原诸侯共同抵御自然灾害也是身为霸主不可或缺的职责之一。 晋国占据黄河上游的区位优势，使得其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取得更高的发言权，甚至可以借此对下游各国构成威慑。尤其是在晋文公获得南阳之地后，晋国在治水政治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为进一步进取中原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战略优势。 战略资源的丰富性 晋国战略资源的丰富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铜锡矿产资源的优势。春秋时期是一个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然而与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所不相匹配的是，中原地区在青铜原料的供应上却并不占优势。 根据一些史料分析，早前夏商周三代频繁迁都，其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追逐矿脉。由此可见，至少在先秦时期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原地区可供开采的铜矿资源并不多。根据如今探明的储量，中国境内有一半的铜矿储量分布在江西、西藏、云南三个省区，剩余的产量又有一多半分布在甘肃、安徽、内蒙古、山西、湖北、黑龙江六省区，也能够中原铜矿资源的稀缺提供佐证。 另外，现今出土的青铜器大都是铜锡合金，因此各国对于锡矿资源也有着强烈的依赖。与铜矿分布情况类似，如今探明的锡矿产地主要分布在15个省区，其中云南、广西两省区的储量就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矿产较为丰富的广东、湖南、内蒙古、江西，以上六个省区总储量就达到了全国总量的98%左右，中原地区锡矿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西周时期，王室所需青铜原料大都是从湖南、江西一带长途转运而来，可到了春秋时期，由于楚国的崛起，传统的转运路线被楚国控制，中原各国所需物资就更为紧缺了。所谓矮子里面拔高个，晋国的矿产资源虽说没有多丰富，可要跟其他邻邦比起来，总还是有很大的优势。比如晋国南部的中条山地区，既是秦晋两国在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是盛产铜矿资源的淘金圣地。晋国掌握了这样一个富矿，在国际铜矿贸易当中自然就占得了先机，从而避免了被列强所挟制的命运。 晋国战略资源丰富性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马匹的多产和品种的优良上。晋国因为靠近戎狄，向来盛产良马，比如晋献公假道伐虢之时：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 ”是吾宝也。”（左传·鲁僖公二年） 荀息提出要以「 ”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来贿赂虞公，晋献公当时就很舍不得，说「 ”那些都是我的宝贝”，怎么舍得送人呢？虞公因为收到了这些礼物而兴奋不已，果断地放开了国门，而后世也多以「 ”屈产之乘”比喻良马，可见「 ”屈产之乘”品种之优良。 另外，到春秋中后期，晋平公在打算拒绝楚国要求诸侯朝见的提议时曾提到： 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乡而不济？（左传·鲁昭公四年） 这其中提到「 ”国险而多马”，可见至少在晋平公时期，晋国在马匹产量上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在以车战为主流的春秋时期，这也就构成了晋国能够长期称霸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生活物资的丰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强弱兴衰。齐桓公能够取得霸业，与齐国盛产鱼盐有很大关系。晋国虽然离海较远，但其所在的运城盆地却是一个重要的食盐产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为保持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提供了坚强保障。拥有丰盛而优质的战略资源，为晋国逐鹿中原提供了强大的政治资本，这是其他诸侯所难以比拟的。 文化系统的多元性 由于晋国荐居狄土，其所在的晋南盆地自古以来就是夏后氏以及各部戎族活跃频繁的区域，其中有祁姓、隗姓、允姓、姜姓、嬴姓、真姓等各类部族难以胜数。正因为如此，早在晋国立国之初，王室就特许其「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治理当地的百姓，使得他们的文化因子中既有周礼文化的成分，也同时受到了来自夏朝、戎狄制度文化影响。 比如唐叔虞受封之时，周成王还曾授予他「 ”怀姓九宗、职官五正”——这个所谓的「 ”怀姓九宗”一直以来就被怀疑就是「 ”隗姓”「 ”鬼方”的后裔。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其真实身份，但至少可以获知在曲沃代翼发展到中期的时候，他们还在晋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 ”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似乎并不简单的是被殖民对象，而是深度参与到晋国的社会治理当中去的，他们也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从而给晋国政治生活注入了多元文化的血液。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使得他们能够不必拘泥于固有的文化框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不可预知的机遇和挑战。 人才战略的开放性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多元包容的文化基因、与怀姓九宗合作共治的历史先例，以上的种种因素也都为晋国任用异姓卿族的行政风格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基因。随着西周末年气候巨变影响的不断深入，以及宗周政治环境的日趋恶化，这种优势也就更加显现了出来。 早在骊山烽火爆发前，西周大夫东迁避难便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我们所知的郑桓公与虢公翰便是其中的典型。不过跟这两位比起来，大多数的公卿或许并没有如此的权谋或者幸运，他们或者是丧失了土地，或者是失去了官职，仓促之间无法获得新的根据地，就近选择「 ”寄孥”之所也就成了他们的普遍做法。在这个过程中，晋国以其地利之便收容了不少从宗周逃难而来的贵族，这其中既有异姓贵族如嬴姓赵氏、梁氏，祁姓杜氏（士氏），也有同出姬姓的原氏、毕氏、籍氏等等。这些人大多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还掌握有大量的王室典籍，这些智力资源对于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大有裨益，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也成了晋国赖以扩张的重要推动力。 政治环境的竞争性 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异姓贵族从定居晋国到参政议政，从默默无闻到大放异彩，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其中曲沃代翼的战争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这场战争对于参战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关乎生死的决战，为了能够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曲沃方面无法拘泥于周礼的约束，曾采取了大量的改革措施，也开出了丰厚的条件大肆延揽人才，其中也不乏有异姓大夫的影子，比如我们熟知的荀息，也即原氏黯，就是在武公时期被封到荀地而成为大夫的。 异姓大夫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始于晋献公时期，在他任内，先是制造聚邑之围消灭了「 ”桓庄之族”，后又通过骊姬之乱驱杀诸子，使得近枝公族非死即亡，本应优先重用的远支亲贵也弃置不用，反而是出自异姓贵族的士蒍、荀息、里克等人成了献公时期的红人。 与此同时，异姓大夫的崛起固然压制了公族势力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激励和制约机制。在这种竞争机制的驱使下，公族贵胄不仅无法躺在功劳簿上享受清平，还必须要在各方势力的裹挟下建功立业，献公时期建言伐柤，在战场上被羽先登的郤叔虎便是其中的典型。强有力的竞争机制，既激发了异姓贵族的活力，也为底层贵族提供了实现阶层跃迁的舞台，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的人才流动，发挥了巨大的人才优势。 结语 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交通条件的便捷性、水患治理的优先性、战略资源的丰富性、文化系统的多元性、人才战略的开放性、政治环境的竞争性，以上的七个因素构成了晋国得以称霸的先决条件。晋国正是依靠这些地缘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扩张后，成为俾睨天下的大国，为后来文公的霸业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晋国的后世君主无论贤与不肖，都能凭借着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守住这份基业，这或许才是晋国霸业长盛不衰的密码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