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中國近代學人對日本侵略性的觀察與思考

中國近代學人對日本侵略性的觀察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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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一批曾遊歷日本或有世界眼光的學人，在驚歎日本發展迅速的同時，對其日漸暴露的侵略本性亦有所洞察。

近代中國，一批曾遊歷日本或有世界眼光的學人，在驚歎日本發展迅速的同時，對其日漸暴露的侵略本性亦有所洞察。在黃遵憲、李大釗、辜鴻銘、魯迅、郭沫若、胡適、林語堂、鬱達夫、周作人等人的論述中，對日本人的天皇信仰、尚武傾向、擴張野心等多有涉及。

《初會：1896上海黃遵憲與梁啟超》 尚揚、石衝

日本系東亞島國，物資匱乏，卻“不甘處島國之境”，妄想以政教合一、萬世一系的天皇信仰征服鄰國。清末著名愛國詩人、駐日參讚黃遵憲就曾指出，日本人有“開天創世，辟地造人諸事一出於神”的信仰；在日本遊歷近二十年的郭沫若也認為，雖然佛耶二教豐富了日本人的宗教生活，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始終是構成日本文化最主要的精神支柱。”

日本神道教視天照大神（即太陽神）為最高神靈，其在人間的代表則是天皇。神道教賦予天皇古今一貫的至尊地位，以至於近代日本將萬世一系的天皇信仰寫進了國歌《君之代》。林語堂和周作人都曾指出，日本民眾對天皇家族的信仰狂熱而忠誠，“自從開國的神武天皇至現今的昭和天皇，一百二十四代，二千五百九十五年，延綿不絕，中間別無異族異姓的侵入。”

昭和天皇

“民族的統一思想，統一信仰，統一力量”，或許正是日本在近代迅速崛起的動力所在，但天皇信仰最大的負面效應則是日本民眾將天皇統治世界的狂想視為整個民族共同努力的目標。當民眾的天皇信仰深入骨髓，就“極易引導到忠於天皇，熱愛祖國並甘願為之獻身的境界上”，不自覺地將天皇的野心視為整個民族的共同追求。“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的妄念自神武天皇以來賡續不斷，直至被寫上近代日本侵略的太陽旗。可以說，天皇信仰和“皇國史觀”是日本軍國主義戰爭動員的精神主脈。在這個意義上，天皇信仰誘發了日本瘋長的侵略性。一旦廣大民眾，特別是某一社會階層願意為此狂熱獻身，對外侵略戰爭便極易化為事實。

如果說天皇信仰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提供精神支撐，那麽日本武士則是其發動戰爭的階層基礎。中國傳統社會的“士”多指文士，而日本等級社會中的“士”則多指武士。“武士階層是社會組織的中堅”，腰掛佩刀的武士享有世襲為官、領受俸祿、接受教育以及對平民“無禮”者“斬舍禦免”等特權，武士身份成為平民躋身上流社會的跳板，不少商人不惜以巨額資產換取與武士家族通婚甚或是過繼子嗣的機會。

時至近代，武士階層在日本社會已佔相當比例，這一點在富庶藩中尤為明顯，如薩摩藩70餘萬人口中，武士竟有20餘萬，約佔三分之一。戴季陶曾指出，武士階層已成為日本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個的社會體系當中，武士負維持全體社會之適宜的存在發展的職責。”“日本的改革並不是由大多數農民或者工商業者的思想行動而起，完全是武士一個階層發動出來的事業。”

武士道是武士階層的道德律令，要求武士將“忠”“誠”“義”“勇”銘記於心，即便以血死諫，也要堅守對天皇的忠貞。日本以武立國，“一切以武斷為治，無暇文字”。“武士的本性充滿殺伐和武力擴張傾向。”武士道熏染了日本的民風民氣，給近代日本國民心態打上了尚武、嗜殺的底色：如戴季陶指出，“仇討殺人”和“切腹自殺”是日本國民欣賞武士殺伐氣息的表現，“許多人以為這復仇的事實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優美的性格”。周作人也警覺到，日本國民對武士的“自畫自讚”無異於對侵略的認同，“這種武士道的崇拜者，他們並不很限定是哪一職業，……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義。”魯迅甚至認為中國人“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麽”，這就是“獸性”。周作人認為當侵略成為尚武的應有之義，“愛國”就“只限於對外打仗”，因而“對國家的名譽仿佛不甚愛惜。”他進一步警醒國人，日本早已把“中國看作日本的領土，他是到殖民地來作主人翁的，來對土人發揮祖傳的武士道，於是把他在本國社會裡不能施展的野性盡量發露”。

中國近代多位學人曾觀察到，尚實進取是日本國民的一大特點，這種行為取向與覬覦他國的野心相遇，很容易導致對外侵略戰爭。日本人的尚實與中國人的尚虛對比鮮明。辜鴻銘認為，“如果拿現代中國和日本相比較的話，中國人只是口頭饒舌，而懶得去做，日本人是口頭上不怎麽說，但卻認真地付諸行動”；魯迅更是尖銳地指出，中國人善於“做戲”，而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而鬱達夫則認為，這一實一虛或許正是“中日兩國一盛一衰的病源脈案”。

拿來主義是日本尚實的重要表現。如胡適指出，日本人有“善於模仿的絕大長處”，而“創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時的一點點新花樣”。鬱達夫也認為日本文化“雖則缺乏獨創性，但它的模仿，確實富有創造的意義的。”而李大釗則認為，“日本無固有文明之國也，其於調和東西之文明，介紹東西之文明，吸收東西之文明，最易奏功。”而正是在學習西方和現代文明的歷程中，造成了中日兩國不同的近代命運。

本文出自《新華文摘》2016年07期，原文2016 年1 月16 日《光明日報》

本文經《新華文摘》獨家授權轉載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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