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小故事50字 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

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

1901～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吴其昌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启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超进行了评价。

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郭湛波对梁启超的评价：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

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53~54页）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第292页） 　萧公权对梁启超的评价：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

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

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

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

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

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