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舟求剑翻译文言文阅读答案 罗复仁,文言文求翻译
罗复仁,文言文求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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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复仁,吉水人。少年时就爱好学习,陈友谅征召他为编修。不久,知友谅无成,逃去。在九江谒见了太祖,被留在左右。从战鄱阳,带着蜡书谕降江西还没攻下的诸郡。授予中书咨议。从大军围攻武昌。太祖想招降陈理,因复仁是陈友谅的旧臣,派他入城劝降,并说“:陈理如果来降,将令他不失富贵。”复仁顿首说“:如陈氏遗孤得以保全性命,让为臣不在将来某日食言,为臣就是死了也无遗憾。”太祖说:“你去吧,我不会误你。”复仁到城下,号恸者终日。陈理把复仁吊入城中。见到陈理后大哭,陈说了太祖的意思,并说:“明军所到之处无不攻克,不投降将会被屠城,城中的居民又有什么罪?”陈理听从复仁的功告,率部下出降。 就是这样
张定边做了和尚,但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最后是怎么了?活下来没?
陈友谅的儿子陈理和大夏皇帝明玉珍的儿子明升都被朱元璋送去了高丽,交给高丽王看管。说是看管,活动还是比较自由的,只是不能离开高丽罢了。虽然寿命不太长,但两人都是善终。他们的后代和方国珍的后代一样都没有遭到清算。
12岁小皇帝战战兢兢,朱元璋对他怎么了?最后他的结局又是如何?
朱元璋杀死了这个小皇帝的父亲,但是他的结局在历史中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十二岁的男孩儿就是陈理,当时城里被迫向朱元璋负荆请罪。虽然朱元璋杀死了他的父亲,但是朱元璋却对他承诺不会杀死他。虽然城里是朱元璋敌人陈友谅的儿子,但是陈理最后的结局比他父亲还有哥哥好得多。同时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朱元璋是一个明事理的皇帝,他不会像其他皇帝一样为了永绝后患而杀死这个12岁的孩子。
当时朱元璋对十二岁的武昌皇帝非常大度,他不但没有杀死这个敌人的儿子,反而还对他非常的恭敬。朱元璋也算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并没有对这一个12岁的孩子斤斤计较。虽然朱元璋杀死了他的父亲,但是他对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仇恨的意思。 在朱元璋称帝之后,陈理当然也开心不起来。但是朱元璋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产生杀掉陈理的思想。相反朱元璋却害怕陈理轻信谗言,所以他就决定为陈理安排了一个好去处,让他远离京城。碰巧当时朝鲜有使臣来着朝拜,朱元璋便把陈理送到了朝鲜生活。 毕竟是明朝皇帝送去朝鲜的人,所以朝鲜的国王也不敢忽视,把陈理当做贵族看待。就这样城里在朝鲜度过自己平凡而又不普通的一生。在我看来这个12岁的小皇帝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朱元璋这样多疑的人的统治之下,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是不可能会活下去的。而他却受到了敌方皇帝的优良待遇。朱元璋到一官员家探望,为何看到官员的老婆后,朱元璋:赏你一座豪宅?
朱元璋曾经到罗复仁家去私访,结果看到罗复仁的老婆穿得破破烂烂的,根本不像个朝堂命妇,朱元璋感慨罗复仁的清廉,于是便赏赐了罗复仁一座豪宅。
罗复仁是大明朝朱元璋时期的文臣,他一生为官清廉,虽然做官做的也不大,不过他却得到了朱元璋的格外欣赏,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一个反腐力度很大的帝王,要说还有哪个帝王能跟他比比反腐的话,估计也就只有清朝的雍正帝了。不过朱元璋一生功绩无数,战绩也不少,但是在反腐上面,他的确做得不是很成功。
朱元璋反贪的决心很大,他从建立明朝之初就规定了明朝臣子的俸禄,不高但是也不低,足够这些臣子安居乐业,但是跟富贵也没什么关系,当时还能满足臣子们的生活,可是后来物价上涨,朱元璋规定的俸禄连温饱都快成问题了,当然这是以后帝王时期发生的问题,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他的大臣还是可以吃饱的。
但是这不能阻止官员贪污,于是朱元璋便开启他第二招对待贪官,便是杀戮,而且他规定,大明朝官员只要贪污60两银子以上的都要被问斩,这个力度让后来大清朝的和珅多么汗颜呀,要是他生在朱元璋时期,他都不够被砍的。可是依旧没有阻拦住明朝官员的腐败,最后他统治时期大多数官员都是罪官,带着刑具办公,因为没有办法官员砍得太快,新的官员还没有来得及选拔,只能用一些轻罪的官员办公。所以当时朱元璋看到罗复仁家这么破烂之时,再看到他的夫人那么寒酸,朱元璋内心是感动的呀,他的反腐力度是有的呀,所以他才会赏罗复仁一座豪宅,以资鼓励呀。
朱元璋和陈友谅是什么关系?
朱元璋和陈友谅是敌人的关系,1363年,陈友谅率六十万水军进攻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鄱阳湖水战自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到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
扩展资料:
朱元璋与陈友谅龙湾战役,是指1360年的时候,朱元璋和陈友谅在应天府的龙湾镇一带展开的战役。这场战役中,朱元璋终于胜了陈友谅,并在此战之后一举收复了被陈友谅占领的许多城池,是陈、朱两大政权对抗的转折点。
经过这次战争,朱元璋的势力逐渐赶上乃至超过陈友谅,改变了朱元璋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以后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打败并杀死陈友谅,消灭陈友谅建立的陈汉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资料:朱元璋与陈友谅龙湾战役-百度百科
朱元璋在位时手段非常狠辣,为什么没建立像“贞观之治”这样的盛世?
我觉得一个盛世和君王当时的手段毒辣,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我觉得主要的就还是,需要有贤臣。要知道朱元璋当时可是把追随过自己的那些有功之臣,基本上都是杀了的。
朱元璋的确是历史上手段狠毒的一个皇帝,因为他太残忍,疑心又重,而李世民和他相比起来,他的肚量比朱元璋更大,还有就是李世民是一个爱才之人。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大部分的都有,非常好的官员来引导整个唐朝。要知道一个朝代有了好的皇帝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好的官员,这样两者皆有才能够创造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我觉得没有能够达到像“文贞观之治”那样的盛世,还有着朱元璋自己的性格问题。因为朱元璋这个人疑心重,所以他也是非常害怕被篡位的,因此他便派人去监督着他的那些臣子们,他觉得这些臣子们对他自己都有威胁,也是因为这样让这些臣子们都非常的心惊胆战。那些有功之臣有一点什么苗头,也会被朱元璋认为有罪,随即判死,也就是这样在当时的明朝笼罩着一种阴霾。也就没有办法来使得,明朝可以达到贞观之治那样的盛世。
一位君王虽然说也要恩威并施,但是同时也要有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气度,这样才可以让那个王朝能够持续下去。否则的话,又哪里有什么臣子来追随。又怎么会可以让这个国家繁荣昌盛。
为什么说要想当官发财,就不要生在朱元璋掌权的时代?
因为明朝官员的俸禄制定的非常低,而且明太祖治理官员贪污的措施也非常严格。朱元璋掌权时他规定官员贪污60两银子以上就要判处斩首示众的重刑。在这么严重的惩罚之下,其实没什么官员敢顶风作案的,所以在朱元璋掌权期间要升官发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其实朱元璋会这么做也是情理之中,因为朱元璋在起义之前过得都是非常贫苦的农民生活,所以朱元璋真的是非常嫉恨那些有钱人的,他也是因此才会把官员的俸禄制定得这么低。朝廷上的那些官员的俸禄已经低到难以维持生活了,更不要说升官发财。
就拿朱元璋在位期间的一个清官——宏文馆学士罗复仁来说,他穷到连郊外的好一点点的房子都住不起了,只能住郊区的破房子。有一天朱元璋心血来潮,他想体恤一下自己的部下,就想着来这个宏文馆学士罗复仁的家中坐一下,顺带看看他是不是有贪污的迹象。但是朱元璋到了罗复仁家的附近之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找到罗复仁的家。于是朱元璋就转头问了一下身旁正在刷破旧的墙的一个民工,他想问这个民工知不知道罗复仁的家在哪里。结果这个民工突然之间跪在了地上,向朱元璋磕了几个头,大声说道:“微臣正是罗复仁!”由此看来,罗复仁的生活真的很清贫,只能住在郊区的破房子里凄惨度日。
朱元璋时期还有一个叫做徐文英的御史,他也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好官。但是他的父亲并不想要他那么清廉,因为徐文英拿到的俸禄真的太少了,根本养活不了这个家。这是因为他太正直了,经常不留情面地弹劾其他官员,所以他拿到的俸禄只有很少。有一次,徐文英的父亲又来找他说这件事,但是徐文英就是不听啊,就直接把老父亲请回家里去了。可徐文英又对老父亲非常愧疚,他不放心父亲走那么远的山路,于是就亲自送父亲走了十几里的路回乡,结果徐文英就这么误了上朝的时间。后来朱元璋震怒,问了徐文英迟到的原因,于是徐文英就如实交代说自己是走着送父亲回家才误了早朝。但朱元璋不相信徐文英作为一个朝臣会连一辆车都叫不起,于是他就派人去查了这件事,后来朱元璋证实了这是真的之后,不仅免除了徐文英迟到的罪,还派人把徐文英破旧的朝服上面的俩洞给补了,还补的是写着“穷御史”的补丁。
由此看来,在朱元璋那个时代要想升官发财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是因为当官的俸禄太低,而且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十分严格。因此要想升官发财的话,就不要生活在朱元璋掌权的那个时代。
朱元璋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朱元璋登基以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没有休息,也不讲究文化娱乐。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使朱家王朝得以万世长存。
明朝刚建立时,社会矛盾还很尖锐。由于那些旧地主和战争后涌现出来的新地主,拼命追求土地、财富,并用隐瞒土地和丁口等办法,逃漏赋税徭役,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功臣宿将也倚仗权势,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刚刚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又日趋激化,小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经常南下骚扰,东南沿海又有日本倭寇的侵扰活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封建统治很不稳固。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以加强对内镇压敌对势力,对外保卫国土的力量。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的制度。经过了几年的统治实践,朱元璋认为这种体制很不理想,特别是中书省的丞相,权力过大,容易产生擅权专恣、皇权旁落的弊端,决心进行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首先从地方入手。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它总管一省的行政、军事和司法,职权很大,后来四方兵起,中央根本指挥不动,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军事和司法。三个机构彼此独立而又互相牵制,皆直接听从朝廷指挥,便于中央的控制。接着,又进行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告发中书省丞相胡惟庸的谋反行为,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将他抄家灭族,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并相应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这样,丞相的职权实际上就由皇帝来兼任,各行省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之后,也就都集中到皇帝手里,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在军事上,原先设有大都督府,统领全国所有卫所的军队。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在废除中书省的同时,把它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辖的卫所军队。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而由兵部掌握军令颁发和军官铨选之权,若遇战事,调遣军队和任命将帅均由皇帝决定。只有在皇帝做出决定之后,兵部发出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才奉命出为将帅,带领所调集的军队出征。一旦战事结束,将帅即需交还将印,回原职办事,军队也立即回归原来的卫所。经过这一改革,军权也集中到皇帝的手里。
但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放心不下,觉得他们毕竟不是朱家皇室的人,未必可靠。
他又实行分封藩王制度,把他的儿子封到各个重要城市去做亲王,用以监视驻守各地的将领。这些藩王都拥有一支护卫兵,少者三千人,多的达到一万九千人。他们还拥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急事,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的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亲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这样,亲王事实上就成为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他们代替皇帝监视各地的将领,起到藩屏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
中央的监察机关原称御史台,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把它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察院的职权是纠察百官,辨明冤枉,凡有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或者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变乱祖制,都要随时检举弹劾。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朝监督一切官僚机构,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茶、巡马、监军等。他们的官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发。特别是巡按御史权力更大,他代表皇帝出巡,按临所至,小事立断,大事也可直接奏请皇帝裁决。十三道监察御史并非都察院都御史的属官,不仅彼此不相统辖,而且可互相纠举。此外,在中央还设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六部官吏,并与都察院互相纠举。这些“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起着为皇帝搏击异己的鹰犬作用。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朱元璋又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巡检司遍设于全国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专门盘查过往行人,负责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军民的行动一概限在百里之内,如走出百里之外,必须事先请领路引,巡检司才能让他通过关津。锦衣卫是由皇帝指挥的特务机构。明朝建立前后,朱元璋曾派自己的心腹做检校,秘密侦察大小官吏的活动,见有不公不法之事,随时向他报告。但这种特务性质的检校,只能察听、告密,却没有扣押、审判、处罚罪犯的权力。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便把身边的警卫机构亲军都尉府(前身是拱卫司)改为锦衣卫,下设镇抚司,专管本卫刑名,兼管军匠,民间称为“诏狱”。后将镇抚司改称南镇抚司,专管刑名,另设北镇抚司,专管军匠。
赋予侦察、缉捕“盗贼奸宄”的大权,成为一个正式的特务机构。洪武年间,检校或锦衣卫校尉等特务,遍布街坊路途,严密监视着朝内外的文武百官。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后,朱元璋曾派特务到他家乡侦察他的活动,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从小凳上站起,下稻田插秧,问道:“这里有个吴尚书,在吗?”那人拱手回答:“吴琳便是。”这个特务回去报告,朱元璋听了很高兴。博士钱宰被征调到南京编纂《孟子节文》,罢朝归家,信口吟诗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在旁监视的特务向朱元璋报告,第二天上朝,他对钱宰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啊,改作‘忧’字怎样?”钱宰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连忙磕头谢罪。大学士宋濂有天在家请客,特务即对朱元璋报告。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喝酒了吗?
请的哪位客人?吃的什么菜肴?”宋濂一一如实回答,他才笑着说:“说的都对,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暗中监视的特务把他的相貌画了下来。第二天,朱元璋问宋讷:“昨天因何生气?”宋讷照实说了,问朱元璋怎样知道这件事,朱元璋把画像拿给他看,他才恍然大悟,赶紧磕头谢罪。有时,朱元璋还亲自出马,对臣僚搞特务侦察。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秉性耿直,能言敢谏,但因为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对他很不放心。有一天,朱元璋想看看罗复仁在家干什么,就亲自跑到城郊的罗家去私访。罗复仁正在粉刷他的几间破房子,见皇帝到来,忙叫妻子抱过一个小凳让坐。朱元璋见状,把他夸奖了一通,说:“贤士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下令赐给他一座城里的大宅第。
各级的监察官吏和无处不钻的特务,不断发现一些文官武将的违法行为,尤其是某些勋臣宿将,情况更加严重。胡惟庸在被罢官之前,仗着自己的丞相地位,骄横跋扈,专恣擅权,朝中生杀黜陟之事,他往往不待奏闻即自行决断。内外诸司的奏章,他必先行拆阅,于己不利的即藏匿不报。他还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廷内外的势利之徒,竞相向他贿赂,奔走于他的门下。他收受的金帛、名马、珍宝、器玩,多到不可胜数。最后竟令其亲信“在外收辑军马”还偷阅“天下军马籍”,为调动军队进行谋反做准备。开国大将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千人,恃势横暴,在军擅自黜陟校将,进止自专,不听命令,北征回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未及时开关迎纳,他纵兵毁关而入。明政府明令禁止贩卖私盐,他令家人到云南中盐万余引,私行贩卖,破坏盐法。他侵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他竟下令驱逐御史。最后也发展到四处联络其亲信,准备暗杀朱元璋,起兵谋反。为朱家王朝的万世长存着想,朱元璋对功臣展开了无情的屠杀。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即以胡案为武器,将胡惟庸的罪名逐步升级,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再升级到私通蒙古,最后发展到串通李善长谋反,把与胡惟庸有亲戚、同乡、故旧或其他关系的臣属加以连坐族诛,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特务告发蓝玉准备谋反,朱元璋又将蓝玉凌迟处死,抄斩三族,并连坐族诛和蓝玉关系较为密切的将帅一万五千人。两个大案之外,其他的开国功臣,包括朱元璋自己的亲侄朱文正、亲甥李文忠等,也分别以各种罪名加以诛戮,只有少数人侥幸地逃脱了被杀的厄运。

经过一番改革和经营,朱元璋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最后统归皇帝一人掌握,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朱元璋认为这套严密的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特地编订一部《皇明祖训》,要求他的子孙必须世代遵守,不可加以改变。
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朱元璋还严厉整肃吏治。元末吏治的腐败,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给予朱元璋深刻的教训。他说:“老百姓的力量是可怕的。如果当权者办事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发展下去,天怒人怨,没有不灭亡的。”即皇帝位后,他召见文武百官,对他们宣布:“我从前在民间时,看见州县的官吏大多不爱恤百姓,他们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对民间的疾苦无动于衷,我的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肃法纪,发现官吏贪污、虐待老百姓的,坚决治罪,决不宽恕。”
明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章程,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当遵守的事项,都作出详细的规定。对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具体的惩处办法。例如《明律》规定,凡是奸邪进谗言使没有犯死罪的遭受死刑者,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大臣小官用巧言进谏,使之免除死刑者,也处斩;如刑部及大小衙门的官吏,听从上司主使,不按法律的规定处理案犯的,都要处斩,并将其妻子充作奴婢,财产没收入官。对官吏的贪污,处罪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这种弊端如不革除,要想施行善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为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配到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叫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就连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比如乘坐官府牲口车船,除随身衣物外,附载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笞一十,十斤加一等,最重至杖六十。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其中以郭桓案的规模最大,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通谋舞弊,贪污税粮。朱元璋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都处以死刑,追出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又杀了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各地的地主,许多中产以上的地主被弄得倾家荡产。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渐得到扭转。据《明史·循吏传》的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
另外,朱元璋还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在乡里横行霸道,欺凌百姓,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朱元璋几次下令把江南的富户迁到中都凤阳或京师。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户到京师,后又移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以实京师。迁到京师的富户,还强迫他们承担各种差役。据传修筑南京城,即令富豪沈万三的后裔出资修建城墙的一半。这些豪强地主迁离乡土,减少了当地百姓所受的欺凌和压榨。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并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政治局面日渐趋于安定。他希望这种安定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不再发生动荡。每日黄昏,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呼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
文言文(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