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简介 武则天是唐太宗侍妾？李世民将其赐给儿子李治

武则天是唐太宗侍妾？李世民将其赐给儿子李治  

武则天是唐太宗侍妾

？唐太宗为唐高宗之父，武则天原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后宫之人，被唐太宗宠幸，后因驯服烈马之事而显露出的才干令唐太宗反感而失宠。在此期间，与时为太子的唐高宗产生暧昧关系。唐太宗死后，根据当时规定，被先帝宠幸而无子的武则天被送到感业寺出家为尼，后又遇已登基的唐高宗，有孕，被接入宫。此后，一步步登上后位，直至成立大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尝为唐太宗之才人，后又为唐高宗之皇后;当武则天为才人时，宰相刘洎在贞观十九年年底即已被唐太宗赐死。以此而言，武则天与刘洎之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笔者近日得读史籍，颇疑刘洎之死与武则天及太子李治之暧昧关系有涉，其事虽是宫闱秘事，但又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态不无关系，于是抉隐发微，撰成此文，求教大方，以助谭兴云。

《资治通鉴》卷二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条称：

乙卯，百官上表请立中宫。乃下诏曰：“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

椒，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

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陈寅恪先生曾称高宗此诏以武比于西汉“配元生成”之王政君，“欲盖弥彰，事极可笑”。但实在的，高宗之诏，似乎并未掩饰其与武则天之关系。“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当然是高宗对武则天当时情状之评价，此自不待说。然诏中“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句，似指高宗为太子时太宗父子两人关系，其间要表达的是一种眷眷之情、拳拳之心，但联系下文，“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初看似指高宗侍从太宗，这当然也说得通，但细细推敲，却未始不含有武则天与李治两人两情相悦之关系：高宗因太宗之慈爱而得武则天之“侍从”，得武则天之侍从而两人“弗离朝夕”，以至于“圣情鉴悉，每垂赏叹”。因了这样的关系，最终“遂以武氏赐朕”。依此而言，太宗在世的时候，武则天对于李治的侍妾关系便已经确定下来，不待武则天之第二次入宫也。

但是，对于这样的关系，或许有“为尊者讳”的意思在里面，一些记载便也语焉不详，如《旧唐书》卷六《武则天皇后纪》载：“初，武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新唐书》卷四《武则天纪》称：“太宗崩，后削发为比丘尼，居于感业寺。高宗幸感业寺，见而悦之，复召入宫，久之，立为昭仪，进号宸妃。”武则天居感业寺为尼，高宗“于寺见之”、“见而悦之”，则似乎两人偶尔得见，仅为邂逅。其潜台词便是，两人事先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存乎其间――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

《唐会要》与《资治通鉴》的记载稍微客观一些，《唐会要》卷三《皇后》条称：

高宗皇后王氏永徽元年正月立为皇后，六年十月十三日废为庶人。

天后武氏，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闻武士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时上在东宫，

因入侍，悦之。太宗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潜然。

时萧良娣有宠，王皇后恶之，乃召入宫，潜令长发，欲以间良娣之宠。

这样的记载虽使人有疑似之惑，但高宗、武则天两两相见，“武氏泣，上亦泣”，或“武氏泣，上亦潜然”，总能说明两人曾经有过交往，而使人读来以《立武后诏》中之语为事实。而《资治通鉴》的记载亦略同。

那么，李治和武则天关系的确立在什么时候呢？据《立武后诏》所说，当然是在太宗在世之时，亦即李治“昔在储贰”之际。但我们能够把这一时间说得更确切一些。宋人程大昌所撰之《考古编》卷一○“立武后”条称：“高宗欲易置中宫，顾命大臣合力竭谏，皆不之听，竟废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于世间公议，若略无畏惮者矣。然其立诏曰：‘武氏往以才行，选人后庭，誉重椒闹，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故（笔者案：政字之误）君之锡，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

此记载与《资治通鉴》可互相补充而成相对完整的文字：“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人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是诏完璧与否，我们已无从知晓，而引起我们注意的则是《考古编》中“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之语。

据《资治通鉴》，唐高宗《立武后诏》颁于永徽六年十月，以此往前推八年，则为贞观二十一年十月以前[相隔八年为贞观二十年]。也就是说唐太宗把自己的才人武则天赏赐给其子李治，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死前两年，或许竟在三年之前。

而恰恰在贞观二十年，我们看到了武则天和李治厮混所具备的时间条件。《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称：“（贞观）二十年，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当贞观二十年之时，唐太宗竟然在寝殿之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这就是《立武后诏》中“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之注脚。当时，李治虚岁十九，武则天年龄稍长一些，但约略相当②。妙龄男女，同处一地，做些出轨之事，亦在情理之中。而唐太宗竟因此而将武氏赏赐于太子李治，则其社会开放程度可为高矣。

相对于唐太宗的豁达大度、唐高宗的开放大胆，褚遂良的态度则显得吞吞吐吐。据其所谏之疏，看似以君臣大道之礼仪立论，但其中亦当含有提醒太宗在饮食男女方面应该防患于未然之意，而太宗亦竟听从了褚遂良之谏。

但是，李治与武则天的这种暖昧关系的发生，确在此时么？笔者以为，贞观二十年左右之际，只是事件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狐媚偏能惑主”状况的最初发生，大约还要更早一些，具体地说，就是在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辽，而李治留守定州之时。于是我们就要导入刘洎之死与武则天的关系问题了。

关于刘洎之死，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其关键在于对《旧唐书》卷七四《刘洎传》下段记载之看法：

太宗征辽，令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定州监国，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太宗谓洎曰：“我今远征，使卿辅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进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妄发，颇怪之，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十九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洎、周出，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痈，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

“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洎临引决，请纸笔欲有所奏，宪司不与。洎死，太宗知宪（司）不与纸笔，怒之，并令属吏。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