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考补考成绩什么时候出 2011莱西历史会考成绩什么出来啊我快急死了、

2011莱西历史会考成绩什么出来啊我快急死了、  

在我国的近邻国家中，日本是与我关系悠久且密切、相互影响很大的国家之一。

日本有史以来的发展，离不开大陆中华文明的熏陶与推动，日本学习移植中华文明的谦虚与执拗精神世所罕见;但日本在19世纪中期以后，转而学习西方文明，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遂视中华文明为落后与腐朽，得寸进尺地施以侵略和压迫，妄图鲸吞我中华进而称霸东亚，对我之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和障碍，其猖狂与残暴亦史上少有。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又一次发扬自强不息、卧薪尝胆的精神，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实现了追赶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目标，到60年代末已成为经济技术实力强盛的世界经济大国，此后其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发挥的国际作用越来越大，对我国发展的影响亦至关重要。

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我更有必要加强对日本的研究和理解，以求中日两国共同发展。

本书即为加深对日本的政治本质与体制运作的了解而作。

按照传统理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机器，统治阶级实施阶级压迫的工具。

以当代之理论观之，则此所谓“实施阶级压迫”，即以限制和压迫一部分人的***来保障和发展另一部分人的***。

在不同的社会和一个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之内涵与标准亦不相同。

直至今日，可以说“天不生人上人，亦不生人下人”、“人人生而平等”还只能是人们的憧憬与理想，尚无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做到无条件地保障和发展社会全体成员的***。

某些国家以“***国家”自诩，但监狱爆满、饿殍盈街、种族歧视成为这类“***国家”的绝妙的讽刺画。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进，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多变，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集合体，其社会管理功能必然得到加强，其社会性日渐显露。

尤其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乃至走向信息化社会的当代，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更加突出，以致超越了实施阶级统治的功能。

其原因之一，国家机能在保障基本***和调整社会福利方面，在生产力已获相当发展的当代，需要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其二，当前各国的竞争是经济与技术的竞争，说到底则是发展生产力的竞争。

国家为了高速度发展生产力，必然要加强社会管理功能，以创造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境。

也就是说，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集合体和代表，必然要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发挥其反作用，实现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与任务。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清楚，生产力的停滞和倒退，必将导致自身统治的结束。

即使有朝一日，阶级“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功能因之消亡，但作为非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仍需保留下来，继续完成发展生产力的任务。

国家因国家权力的性质及运作方式引申出国体与政体的概念。

但日本近代以来的许多著作却将日本政体的独特表现形式天皇制称为“国体”，从而引起混淆。

日本自古至今，其国家权力性质的演变经历了奴隶主政权、封建领主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但其政体表现形式天皇制却持续未变，天皇制因此成为日本政治的最大特点，了解天皇与天皇制则成为研究日本政府与政治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实际上，日本天皇制作为国家权力的运作形式也经历了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及现代天皇制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

古代天皇制：以往的多数研究都认为，《古事记》（公元712年成书）、《日本书纪》（公元720年成书）等日本史籍关于天皇传世肇国的叙述，是由公元7世纪前后的史学家利用民间流传已久的信仰太阳神的传说，结合天皇家以及宫廷各家沿袭相传的历史谱系，人为编造出的神话体系，其目的在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天皇制统治体制。

关于天皇和日本形成的神话如是说：宇宙初成，天地开辟，天地间生出了最早的神国常立尊，后经数代生出了伊弉诺尊和伊弉册尊（男女二神），二神交媾生出日本列岛和山川草木，还生出日神、月神。

日神是女神，称天照大神。

她派其孙携带镜、剑、玉三件神器下凡去统治日本，其孙下凡后经两代有日本磐余彦尊，此神东征后终于在日本列岛的中心大和地方（今奈良一带）建立了日本，并自命为神武天皇，即天皇谱系上的第一代天皇（现在的明仁天皇是这一谱系上的第125代天皇）。

一些日本人据此认为日本的“国体”是“天皇万世一系”的“万邦无比的神国”。

实际上，根据对现有史料分析，天皇家的祖先亦不过是古代日本（北九州或大和地方）的一个强大的氏族而已，其势力不断发展终于统一了日本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体制。

日本自身并无研究公元前后数百年日本古代史的确切可靠的正史资料（上述《古事记》即相当于我《史记》，迟至公元712年方成书），只能主要根据中国正史的记载加以研究。

据此，“天皇”之称谓迟至六世纪末期方始出现，此前只称“大王”而不称“天皇”。

“天皇”一词本是中国道教的用语，在汉魏时已很流行。

随着日本同大陆文化交流的加深，中国的道教经典和其他汉籍一起传入日本，“天皇”一词对于编造了上述“天孙降临”“神武肇国”神话的人来说自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于是借用“天皇”这两个汉字来表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以表示其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后人将所谓神武天皇即位的公元前660年定为皇纪元年，是那些具有浓厚尊皇观的史书编撰者根据中国秦汉时既已流行的谶纬学“计算”出来的（主张所谓“辛酉革命”及每隔21次辛酉年即1260年天命将大改），明治政府将所谓的神武天皇即位日（经过“换算”为公历2月11日）定为纪元节、战后日本政府于1967年将2月11日定为建国纪念日，也没有科学依据可言。

至于日本著名史学家江上波夫40年代末提出的大陆北方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公元4至5世纪东亚北方骑马民族南下，其中一支渡海至日征服了倭人后建立了王朝）和著名史学家水野祐50年代中期提出的王朝交替说（公元3至4世纪应神天皇王朝是从朝鲜半岛渡海经北九州至大和的通古斯人建立的征服王朝），对于研究天皇制的形成问题非常值得重视。

但是，天皇制的形成不仅指天皇统治的出现或天皇在统治体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还需伴随建立起一个法制保证的统治体制，对官制和政体运行机制都有明确的规定，同时还离不开建立相应的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和宗教等）。

根据对现有史料分析，古代天皇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

到6世纪末的圣德太子摄政时期，始真正进入形成阶段。

从圣德太子摄政制定冠位和宪法，经公元645年朝廷推行大化革新置八省百官建立完善的行政官僚制度，至8世纪初制定《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古代天皇制终于确立起来。

如果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因素，在实施班田收授法逐渐困难的情况下，723年颁布《三世一身法》，743年施行《垦田永世私财法》，承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以及757年施行《养老令》，亦可认为至晚于8世纪中叶形成古代天皇制。

古代天皇制的形成与受大陆隋唐时代的先进的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分析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的社会发展过程，可以说古代天皇制的形成是由发展不充分的奴隶社会（初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这个转变中，日本统治者基本照搬并果断推行唐制，使日本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整个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日本经大化革新建立了中国式的封建制，这个中国式的封建制是古代天皇制形成初期的主要内容。

8世纪初制定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表明，日本大化革新后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均学习照搬于隋唐制度。

在《律法》方面日唐篇目完全相同。

日本现仅存名例、卫禁、职制、贼盗、斗讼等篇，其条文除个别叙述外，均抄之于唐律。

在官职设置方面，将《养老令》和《唐六典》对照，不难看出日本的官职设置虽有自己的特点（如突出了神祇官的地位），但总体结构与唐代官制大致相同。

日本官制的权力分立虽不如唐制明显，但制衡机制与唐制相同，行政权亦较突出，其他如官员选叙、考绩等均如唐制。

另外，日本当时还建立了与唐代类似的科举制度，对于如何从中央的大学寮和地方的国学推荐的举人、贡人中考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并任命官吏，都有明确规定。

只不过与唐科举制度相比，日本的科举制度规模小、范围窄，只有官吏的后代才有可能就学并参加考试，庶民则被排斥在外。

而且不似唐朝一旦考上进士便就高官，甚至可任宰相，日本通过考试登上高阶者实属凤毛麟角，仍是门第重于考试。

10世纪初三善清行上疏天皇的《意见十二条》即提出当时举办大学考试之困难及贡举中之弊病，成为研究古代日本科举制度的重要史料。

在古代天皇制的宫廷制度中，虽没有完全照搬中国封建时代的宦官制度，未设立宦官，但在810年始设的“藏人所”（至明治维新废止）与唐朝的内侍省（宦官知事处）的职能相近。

14世纪北畠亲房著《职原抄》即说“模仿异朝（指唐朝）侍中、内侍等职”初置“藏人所”。

其他如经济制度（实施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杂徭）、身分制度（公民、奴婢制）等方面也说明大化革新后的日本社会制度是中国式的封建制，成立初期的天皇制是类似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性政权。

当然，日本也不可能囿于唐朝的模式永远走下去。

此后，庄园领主经济逐渐发展，12世纪末出现了武家幕府政治，使日本走上了日本式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

日本封建社会的这一特殊进程，并不能说明日本统治者向唐朝学习遭到失败，这个进程是先进的唐代封建文化和后进的日本初期奴隶制相撞击的结果。

这样的撞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曲折发展，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撞击，日本的社会发展就要缓慢得多。

如果将《养老令》和《唐六典》加以比较便可明显看出，日本古代天皇制形成时，在法律官制方面，主要靠学习照搬隋唐制度;在宗教方面，佛教和神道是古代天皇制的精神、理论支柱，道教也作为新文化的重要内容传入日本，对日本统治者在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为巩固封建中央政权服务的宗教意识形态神道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成为神道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时的日本积极学习、引进唐代文化、制度，客观上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当时的许多东方小国在中国的影响下，竟相迈入封建文明阶段的门槛，学习唐代先进文化、制度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

但如果缺少主观努力，这种历史的需要也不会自动地变成现实。

日本民族充分发挥了善于学习的长处，在条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模仿唐制建立了一套崭新的制度，从而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

在古代天皇制10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政体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天皇亲政、摄政关白政治、院政体制、南北朝和战国时期的二元、三元政治以及幕府将军政治等多种变化。

在古代天皇制形成的初期天皇曾是国家政权的中心，如7世纪后期天智、天武天皇都实现了天皇亲政，院政体制或太子摄政也可看作变相的天皇亲政形式。

但在古代天皇制的发展过程中，天皇并非始终处于掌握最高权力的地位，大部分时期成为只坐朝而无权的“虚君”。

其原因是，天皇因神道而被神化，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现人神”（现出人形的神），虽有治理国家的使命，但又不能因具体的繁琐政务而劳神伤智。

否则，如果臣属因具体事务让天皇作难，就是对天皇“不恭”，对神的“亵渎”。

再者，道教对神道的影响很大，老子的著述深受当时的人们的重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对将天皇设为虚君有重要影响。

第三，鉴于592年崇峻天皇因欲掌政权而被大臣苏我马子所杀的教训，后人多以此为鉴，不主张天皇干政。

所以也可以说，从天皇亲政到君临不治，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当然，像崇峻天皇那样欲掌政权者，后世不乏其人。

最典型的是，1334年后醍醐天皇的“建武中兴”以及“中兴”失败后另立南朝而形成南北朝对立局面。

但古代天皇制时期摄政关白政治和武家幕府政治占了大部分时间，这期间天皇大权旁落，不用说实力不抵将军，最贫困潦倒时，甚至赶不上一个小诸侯。

1500年后土御门天皇死时，因无钱入葬而停尸40日乃至尸体腐烂生蛆，其后的后柏原天皇经22年才得到“献金”举行即位仪式，这些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这说明天皇在武家幕府时期的政治体制中已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无怪乎室町幕府执事著名武将高师直毫不隐讳地说：“如果没有天皇不行的话，或以木雕之，或以金铸之，而将真天皇流放他乡。”尽管如此，天皇及其朝廷始终没有被废除而得以保留并延续下来，其主要原因是，历代幕府将军可能不会相信天皇是日本肇国之神的后裔，但他们却需要维持这样的神话，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增加将军的权威性。

就象中国的皇帝要靠宗教神化自己为“天子”以加强统治一样，幕府将军也要通过“万世一系”的神的后代授与“征夷大将军”的称号这种宗教般的仪式，表明幕府政权的合法性和崇高性。

总之，在古代天皇制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天皇只在形式上具有任命将军的权力，实际上被排斥在权力结构之外。

在古代天皇制初期，天皇发挥了推动封建制发展的作用，除此之外，天皇只是作为某种宗教式信仰的象征而存在，或者说，天皇成为日本封建制度的陪衬与装饰。

近代天皇制：日本古代天皇制向近代天皇制的转变，即近代天皇制的形成是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

形成近代天皇制的客观条件是，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因素虽有发展，但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尚有较大距离。

日本1854年被迫开国后面临的民族危机迫使日本不得不加速寻找一条富国自强之路。

于是，在经济、思想准备皆不足的条件下，日本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变。

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内外因素的大撞击。

在这次转变中，日本统治者一心学习西方，认为日本今后的发展道路“尤可取者以普鲁士为第一”。

所以，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过程中，制定了大量抄袭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条款的明治宪法，作为近代天皇制的根本法律保证，从而使日本成为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

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以幕末时期尊王思想的大发展为基础，提高神祗官的地位，将幕府时期受冷落的神道升为国教（明治初年通过“排佛毁释”来突出神道），在国民中大力灌输忠于被神化了的天皇的封建君主思想。

近代天皇制是在封建制度发展千余年之后建立的，必然要从前一个时代继承下来大量的封建因素。

这也是以普鲁士德国为样板改革造成的结果。

例如，在法律上，集一切国家权力于天皇一身，天皇如同封建时代的独裁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其皇位由长男世袭，内阁只对天皇负责，议会没有实权，形同咨询机构。

在社会经济方面，地税改革虽然确立了土地私有制，但其目的不是消灭封建性的地主租佃关系。

因此农村的封建性地主租佃关系反而不断发展，至19世纪末，佃耕地占全部耕地的40%以上，佃农和自耕农占全部农户的65%。

德川时代的封建等级身分制虽然被取消，但其影响仍存在于各个领域。

在社会思想方面，封建意识形态大量存在，封建的忠君思想和武士道精神被发扬光大，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很牢固。

正是由于上述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近代天皇制的这种双重性使在近代天皇制下的日本比起其他的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来，更富有侵略性和扩张性。

所以，日本很快走上对外侵略扩张、压迫其他民族的道路，迅速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日本给亚洲人民带来灾难的祸源正在明治维新。

在近代天皇制中，按照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处在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天皇制的代表者。

近代天皇制的三权分立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内阁、议会、军部各自为政，分别向天皇负责。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只要抱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难回答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应该说，既然明治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赋与天皇管理国务的最高国家权力，天皇就理所当然地对一切重大国务承担最高法律责任（明治天皇未成年时和大正天皇患痴呆症不能视事则另当别论）。

虽然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的立法权由议会“协赞”，行政权由各国务大臣（即内阁）“辅弼”，司法权由裁判所或军部承担责任，但如果站在公正的法律的立场来分析，明治宪法体制中的天皇已不是“虚君”，而是“实体”，是制定法律、施行国务的主体，其他如议会、内阁等均为副体，是协助者。

因此，让副体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是说不通的。

有一种主张认为，虽然在法律上说，天皇应对重大国事负责，但因为明治宪法体制实施了“无答责制”，所以天皇不负实际责任。

诚然，明治宪法的制定者伊藤博文在解释该宪法时说，“法律不具有责问君主（天皇）之力”，因此，宪法关于天皇权力的规定，在实施时成了“无答责制”，天皇对臣属的汇报只听不答，后果与责任则由臣属承担。

其实，实施“无答责制”，虽有古代天皇制传统的影响，主要目的还在于有利于维护天皇的形象和权威。

而且，1990年公诸于世的、昭和天皇1946年的谈话记录（《昭和天皇独白录》）及其他大量可信的历史资料表明，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天皇援用“无答责制”不干预国政，但在紧要的历史关头或对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重要的人事变动，都要参与，甚至作出最后的决断。

天皇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是战争机器的操纵者之一。

天皇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天皇应负战争责任，并不意味着一切战争责任都由天皇一人承担。

客观地说，天皇也是被近代天皇制的制度推到了这种地步。

当时的政府、军部都有责任，被处死的各级战犯也都是罪责难逃。

其实，就连昭和天皇本人也不否认要承担战争责任。

据侍从长藤田尚德的《侍从长的回忆》和麦克阿瑟的《麦克阿瑟回忆录》，1945年9月27日天皇拜访麦克阿瑟时即表示，“对于国民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军事方面作出的一切决定和行动，我负全部责任”，“我自己后果如何无所谓，由你处置。

但我请求联合国援助以使国民不被生活所困。”这是天皇在意识到自己的战争责任的基础上，企图通过主动承担责任以求尽可能减轻战败给日本国民造成的损失。

天皇此后多次表示了这一心情。

在日本投降初期，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并不成其问题。

许多国家都要求惩处负有战争责任的天皇，即使在美国，政府首脑也明知天皇是战犯。

另据1945年6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美国人中主张追究责任处以死刑、终身监禁、流放或加以审判者占71%，只有7%的人主张加以政治利用或无罪。

只是由于国际形式的变化和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转变了占领政策，认为天皇的力量抵得上20个师团的军队，保留象征天皇制有利于美国占领，防止日本出现人民革命的形势，因此最终决定不审判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

这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特定的日本国内形势下造成的后果。

天皇并没有象一些德国纳粹分子那样逃匿起来以求摆脱惩罚，他本人对形成这样的客观后果（即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并没有责任。

现代天皇制：现代天皇制（即象征天皇制）的建立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实现的。

单方面占领日本的美国保留天皇、建立象征天皇制的原因已如前述。

东亚形势的动荡和日本国内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成为美国迅速改变占领政策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神化天皇的近代天皇制法西斯统治之下生活了多年的日本人，其中多数人还不可能很快转变思想，从而成为现代天皇制形成的社会基础。

据1946年5月《每日新闻》关于宪法草案的舆论调查，支持天皇制者占85%，反对者占13%，工农的支持率最低，也达55%，此数字与其他报刊的多次舆论调查结果联系起来看，仍能反映出事物发展的大致方向。

现代天皇制是战后民主改革的结果之一。

美国授意制定的战后日本宪法是现代天皇制的法律保证。

它排除了近代天皇制的封建性，尽管现在对于天皇是否是国家元首仍有争议，但实际上天皇作为“日本国之象征、日本国民统一之象征”而居于国家元首的地位。

战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规定的关于国事的行为，没有关于国政的权能”。

天皇“关于国事的一切行为须有内阁之建议与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

所以，天皇是虚君。

天皇的作用已根本不能同近代天皇制时期相比，只有象征性的作用。

或者说，战后天皇的作用，最初只有被利用的价值。

如果没有被利用的价值，美国就会取消天皇。

后来由于资产阶级保守政党自民党长期执政，天皇对稳定政局和社会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仍然是被利用的体现。

要想对天皇制的发展前景作出有说服力的估计，首先需对当前日本的社会全貌及未来进行分析。

诚然，日本现在已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日本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使日本的国内阶级关系和对外关系发生了某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

但应注意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虽然快，而政治和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自民党多年未变，造成日本政治的保守性和腐朽性日益严重。

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多流于形式，不可能彻底解决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各种弊端。

文化精神方面的失落感和空虚感日益强烈。

总之，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程度。

这造成了日本社会发展的新的不平衡，使日本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新的潜在的危机。

日本的经济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局面，使得一部分日本人要回顾过去，以从历史中寻找日本文化的“优秀”之处，为高速发展的经济作注脚。

而在这一部分日本人的心目中，天皇及天皇制堪称“优秀”的日本文化的代表。

现在，天皇和天皇制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究竟占什么地位？从昭和天皇病危和去世期间日本的社会舆论来看，反对天皇及天皇制者有之，但为数不多，活动困难，其中的大多数迫于压力只好缄默不语。

狂热支持天皇和天皇制的右翼势力则大肆活动，甚嚣尘上。

大多数国民虽不热烈支持但不反对天皇制。

1984年共同通讯社的舆论调查的结果表明，日本国民中70%的人认为天皇是处于象征性地位的，主张维持天皇制现状的人占77.3%，而主张废除天皇制或给天皇以一定的政治权力（甚至恢复战败前那样的主权地位）的人均各为10%左右。

另外，据1987年12月日本舆论调查会进行的8000人舆论调查，69%的人认为天皇是国家的象征，83%的人主张天皇制维持现状即可。

据1989年1月10日读卖新闻社的3000人舆论调查，有82%的日本国民不反对目前的象征天皇制。

这些数字反映出一个大致趋势，即80%左右的日本国民不反对天皇制，这是天皇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可以预言，建立在这种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天皇及天皇制，是不会在短时期内归于消亡的。

所以只要日本的发展道路将来不遇到大的挫折，不发生急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形势，那么，在人们的惯性心理的作用下，天皇及天皇制会继续存在下去。

当然，总起来看，在日本和平发展的条件下，只要日本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没有大的变化，天皇及天皇制虽仍然保留下来，但其影响会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