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的历史剧有哪些 关汉卿的历史剧和喜剧作品在意蕴上相通之处
关汉卿的历史剧和喜剧作品在意蕴上相通之处
关汉卿(约1220年──1300年),金末元初杂剧作家。
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
号已斋(一作一斋)、已斋叟。
汉族,解州人(今山西省运城),关于他的籍贯,还有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伍仁村、大都(今北京市)人,大约生于金代末年(约公元1220年前后),卒于元成宗大德初年(约公元1300年前后)。
与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关汉卿位于“元曲四大家”之首。
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
关汉卿曾写有《南吕一枝花》赠给女演员朱帘秀,说明他与演员关系密切。
他曾毫无惭色地自称:“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结尾一段,更狂傲倔强地表示:“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他也因此而被誉为“曲家圣人”,简称“曲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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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散曲现存小令40多首、套数10多首。
[1]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
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其最著名的作品为《窦娥冤》——中国十大悲剧之一,后也被列于世界大悲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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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关汉卿关汉卿
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既有皇亲国戚、豪权势要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
慨慷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
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
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
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
关汉卿是位伟大的戏曲家,后世称关汉卿为“曲圣”。
1958年,被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中外展开了关汉卿创作700周年纪念活动。
同年6月28日晚,国内至少100种不同的戏剧形式,1500个职业剧团,同时上演关汉卿的剧本。
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外国人称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经过七百多年历史的考验,关汉卿在中国戏剧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已被大家所公认。
他的创作遗产已成为民族艺术的精英,人类文化的瑰宝,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关汉卿所处的时代背景
元末明初,社会进入实体战争带来的变革期。
关汉卿元代是外族中原统治的一个失败范本。
它沿袭了封建主义的国家建制,但是却没有废除奴隶制的残规陋习。
客观上来看,元朝是几千年封建时期过后,一个奴隶制王朝的短暂复辟。
对汉人的过分盘剥(一个汉人的价值等同于一头牛)势必引发激烈的民族冲突。
很快汉人农民阶级的先锋性体现出来,在部分知识分子参与下 ,完成暴力起义,建立明王朝。
封建制继续得以维系,并进一步中央集权。
在这个时而倒流,时而集权的背景关系中,诞生了一批关汉卿这样,由北向南流亡的戏剧家。
常年的流亡生活,增广了关汉卿的见闻,同时更加深入的了解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大变革时期的关汉卿其实更加接近思想改革的前沿,底蕴也更加深厚。
关汉卿创作了大量具有战斗意义的作品。
批判了元朝腐朽的民族统治,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再现了农民水深火热的生存环境。
关汉卿的人生映衬着浓郁的时代背景,他必须承担起宣扬反抗精神的历史重任。
但同时,也因为封建制度的松懈,女性权利开始受到关注。
一些普通妇女形象,比如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

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
女性意识觉醒投影到作品当中,不能说不是时代给予关汉卿的伟大馈赠。
亦影响到后世对他作品前沿性的盛赞。
可关汉卿并没有放大出所应有的先进性,在对社会弊端的揭露程度上,都只是略微的碰触。
通过个人的悲剧,没有达到延伸及社会共体的高度。
不过,我们应该理解,中国的思想运动远没有形成像欧洲一样的风潮,元代等级制度严密,任何不利于贵族统治的言论都会引来株连九族之祸。
但就《窦娥冤》而言,关汉卿已经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其中极具浪漫色彩的描述,秉承东方传奇衣钵的故事构建,可以说是对唐宋传奇小说的伟大复兴。
其中犀利的批判意义,也只有少数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得以具备。
可往往他们的人生和结局,也是非常潦倒的。
此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这个模式上又有新的创新和探索,但都是在封建婚姻和自由恋爱的杠杆中寻找支点,缺乏划时代的作品。
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束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萌芽,甚至出现历史倒退。
可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前后时期的士大夫阶级,既有其独特鲜明的觉悟性,又有其阶级局限的不可磨灭的滞后性(也包括后来的黄宗羲,李贽等人),不能担当思想启蒙运动的重任,也没有思想启蒙运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