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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明的碎片

文明的碎片 作者： 余秋雨 ISBN: 9787531313199 [十位： 7531313197] 出版社： 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1994 简介 ······ 布老虎丛书。

部分内容与作者的第一本散文《文化苦旅》重叠。 部分欣赏。

蒙昧——野蛮——文明，这实在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

人类学家常常把它们作为人类早期演进的三大阶段，那么，我们当然早已进入文明，而且千万年下来，早已进入一种充分成熟的文明。我们的一切举止作为，好像应该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

它们理所当然地把嘲谑和消解文明作为自己的生存本能。没想到文明对此毫无警觉，它太相信那个所谓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对周围的世界仍然一往情深。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做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错看成文明。

在法西斯屠杀无辜平民的现场，一个母亲高举着婴儿喊道：“他还是个孩子！”然而喊声换来的是笑声和枪声。她原以为还有一个在人性边界上的最后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熊熊火光中，一位老人抓住了一双握着几卷古画的手，低声相告：“这是郑板桥的真迹！”然而还没有等他说第二句，一蓬新的火焰早已腾起。他原以为还有一个文化价值上的起码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固然，这些都是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举目四顾，原以为有前提而事实上没有前提的实例比比皆是，只不过性质完全不同于杀人放火这样的特例罢了。

举一个最没有法律价值的例子吧。报载，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熄火，驾驶员请求乘客们下车推一把帮助发动，请求来请求去，下来推车的是一帮去春游的小学生，大人一个也没有下车。

小学生们憋着吃奶的劲儿竟然推动了这辆挤满大人的车，而当他们上车一看，他们原先的坐位早已被大人们抢走。 ——车上的大人们怎么了？怎么会卑劣得如此一致？堂堂七尺，衣冠楚楚，却一起丢失了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前提！我们的愤恨，也只有在一定的前提下才能发生，没有前提，你再愤恨他们也无动于衷。

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会下车呢？因为他们还有前提。孩子有前提而大人没有前提，可见这里有一个失落过程。

失落在何时何处？记得上海一家电台曾为此而开了一次讨论会。 讨论会上，一位乘客说，他过去遇到类似情况时也曾下来推过车，但公共汽车一旦被推动就直驶而去，把推车人丢在半道，一次两次，大家就吸取教训，不愿推车了。

这显然是一个理由。我本人也遇到过推动了车却被丢下的恼人事情。

于是再找司机参加讨论，一位司机说，车好不容易发动之后要开一程才能停下，看看那些推车人追不上也就不停了…… 全有理，每一个理都说得通，但这些理的总和却是卑劣。这说明，社会上万事万物各自的理由组合不成文明。

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然而，这种超越、协调、普及、提醒都是软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

以上这个事件证明，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孩子们推车，我想，要感谢他们的老师，感谢安徒生和诸多美丽童话的构建者，也要感谢他们的父母，这些父母自己有可能已成了不肯推车的大人，但他们心底还会埋藏着一个有关善的梦影，在教育孩子时常常会高于自身的品行。熙熙攘攘的大街，人类拥挤的河道，生命密集的走廊，一双双稚嫩的小手推动着一群躲在钢板里的表情漠然的大人，这件事实在是一种会让人思虑再三的象征性造型。

人类的童年和成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构？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是如此快速？我们不能不惶恐，今天欢天喜地地推着车的孩子，会不会过几年也成了不推车的一群？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难道只会教会他们剥除文明？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

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

当然很吃力，就像那些孩子，推不动还要推，推动那么多漠然者，推动那么大的一个钢壳子，在闹市间缓缓前进。是示范，也是自救，因为有那么多的理由诱使我们成为不推车的一群。

推了，也就有了一个自我定位，即便今后背弃，也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 但是，文明的火种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头重新点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悄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具体说来，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这正是我多年来最为苦恼的难题。

去年在哈尔滨。

2.作家们为什么要写历史小说

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数位小说家曾就“为什么写历史小说”这一问题给出了共同的答案：“他们想以更繁复、更复杂的方式写作，用更长的句子，更形象的语言”。其目的是获得一种叙事能量的全新可能性，小说家们总是试图为当前的形式寻找一种具有突破性的历史范式。

英国当代小说家、批评家A.S.拜厄特（A.S.Byatt,1936—）被誉为当今英国文坛“最富想象力与智性的小说家之一”。出身于书香门第，面对着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拜厄特难以规避由此产生的影响焦虑与历史情结。在最近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中文译本《论历史与故事》（OnHisto?riesandStories）中，她考察评述了当代小说的历史写作，重新思考当代作家“为什么书写历史小说”的问题，认为以往局限于帝国或女性主题，或者局限于“逃避主义”和“相关性”争论的关于历史小说创作动机的讨论过于简单化。拜厄特在书中以独树一帜的批评风格阐述了历史小说丰富的形式和主题，以及其自身所蕴含的文学能量和真正的创造性，并试图勾勒出一幅近期英文写作的新地图。

一度受到颇多诟病和苛责的历史小说在拜厄特看来，展现出比许多直面当下现实的小说更强劲的生命力，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先于现在并且塑造了现在的过去，那么我们同样也无法理解现在”。对当代小说产生最为直接、深远影响的无疑是带给人类物质与心灵双重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涤荡人类灵魂的灾难中，世人皆瞠目于同类间的相互残杀。从一战到二战到恐怖袭击，历史的进程从未停止过脚步，成为影响战后文学一支不曾停歇的力量。“写作历史小说的强大动因之一，是书写被边缘化的、被遗忘的、留下记录的历史的政治欲望。”在战争的阴影中书写现实的小说家们或记录战争即时感受、战时故事，或继承喜剧编年史传统，或书写重磅历史，或思考艺术与死亡。战争历史和“这些往往好辩的修正主义故事”带给英国作家“在历史时代和地理上拓宽题材的冲动”，从而摆脱了战后时期社会现实主义作家视野的局限。

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数位小说家曾就“为什么写历史小说”这一问题给出了共同的答案：“他们想以更繁复、更复杂的方式写作，用更长的句子，更形象的语言。”其目的是获得一种叙事能量的全新可能性，小说家们总是试图为当前的形式寻找一种具有突破性的历史范式。作为艺术形式的需要，小说中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复杂的审美和智识”的原因。拜厄特也把自己对小说“可望而不可及的真实性的执着，与现代学术对艺术技巧和态度越来越多的应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艺术性与小说的语言一直是小说家关注的对象。写实性与实验性始终在竞争与合作之间交错发展，赋予了小说本身多种多样的形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意识流和随之而来的碎片式、非线性的‘新小说’（nouveauroman）和实验小说主宰着小说界，而现在小说家们重新意识到了讲故事的必要性，以及他们对于讲故事的兴趣”。当代小说中的讲故事已经无法避免形式的革新，拜厄特以约翰·福尔斯，珍妮特·温特森，彼得·阿克罗伊德等作家为例，详述了当代历史小说的多种形式，包括戏仿和模仿形式，真假档案文本交杂，过去和现在交织，幽灵故事和口吻模仿（ventriloquism），以及类型小说的历史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