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上有名的刺客 历史上有多少有名的刺客

历史上有多少有名的刺客  

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

刺客曹沫

司马迁对刺客情有独衷，在《史记》中专为列传，开篇第一位即曹沫。

鲁国大将曹沫虽有“勇力”，却三战三败，吓得鲁庄公赶紧向齐割地求和。

然而，两国会盟时，曹沫却突然“执匕首劫齐恒公”，要他归还土地，恒公只得答应，于是，“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在这里，曹沫算不上真正的刺客，最多只能算半个刺客，他并不想把齐恒公杀死，只是想拿匕首吓唬吓唬人罢了，他的用意只在为自己消除国土沦丧之耻，说到底还是出于自私的个人目的。

看他的理由：“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

强者有强者的逻辑，弱者有弱者的逻辑。

曹沫表面显得勇猛，执行的却是弱者逻辑。

当游戏的双方的实力过分悬殊时，弱者便会大义凛然地破坏游戏规则，他们自己会觉得顺理成章，旁观者也会觉得情有可原，这时弱者的逻辑实为无赖逻辑。

至于强者，只能无条件地遵守被破坏的游戏规则，以示强者的尊严。

大人不计小人怪，强者不跟弱者一般见识。

所以，曹沫耍完无赖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齐恒公虽怒，为了不“失天下之援”，也只得装孙子，“既已言”，就要言必行，行必果。

刺客专诸

伍子胥劝吴王僚伐楚，吴公子光说他“欲自为报私仇也”，伍子胥则看出公子光“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所谓“内志”，就是杀吴王僚取而代之。

伍以公掩私，光则以私掩私，二人的出发点都是自己。

既各有所图，就可达成“一致”，互为利用，伍子胥要利用吴国报家仇，公子光要利用伍子胥得到吴国，为了各自的目的，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在他们两人中间，专诸成了工具。

伍子胥把专诸送给公子光，专诸替公子光了杀吴王僚。

且听专诸行刺前所作的一番利害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也就是说，他抓住了吴国处于内忧外困的“绝好时机”而大功告成，于是公子光成了吴王，伍子胥成了权臣，专诸成了烈士。

私心的力量是强大的，为成一己之私，他们对国家兴亡已全然不顾。

私与私联合成的“公”是可怕的，私与私媾和出的“同”是可怕的，他们对外称公义，对内称同志，绕来绕去还是绕不过一个“私”！

公子光对专诸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听听，说得多感人啊，说着“我就是你”，目的却是让人家去死。

可专诸也不是傻瓜呀，他为什么就听从伍子胥的，听公子光的，心甘情愿去献身呢？个中原因太史公也没交代，但最后有一句“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莫非专诸拼了命就是为了给儿子换个官做？若为此，或还说得过去。

如果仅为名，我只能当他是傻蛋：明摆着伍子胥公子光只是把他当成了“行货”。

这样的刺客够也可怜的。

刺客豫让

豫让是一个执着的刺客。

最初豫让追从范氏、中行氏，但“无所知名”，后来“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

后来智伯被赵襄子等人诛杀，豫让的复仇事业也便悄然开张。

“士为知己者死，女灵悦己者荣。

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也。”从豫让的话里可以看到，在未行动之前，他已判定自己“必为……而死”，这样才可“报智伯”，至于“报仇雠”与否，反倒不怎么重要，他需要的只是一死。

第一次行刺，豫让看中了厕所，更名改姓为“刑人”，在那臭哄哄的地方等着赵襄子如厕，谁知赵襄子心眼太多，识破了他的企图，这当口豫让只有死的份了，然而赵襄子偏偏没有成全这位刺客的美意，反而夸他为义人、贤人，“卒释之去”——把他放了。

不过，赵襄子的宽赦并未熄灭豫让复仇/赴死的欲念。

有人劝他佯装归服赵襄子，骗取信任后再“为所欲”。

可是豫让却给自己划了一道底线，他不愿做一个“怀二心以事其君”的卑鄙小人，他要做个让“天下后世”那些“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感到羞愧的正人君子。

天下——空间、后世——时间，难得豫让将复仇/死难之事思虑得如此阔大，再联系到他“漆身为厉（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的举动，直觉得豫让是一位很有头脑的行为艺术家，对他来说行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是他的自残肉体，是他的拒绝和坚守。

很难想象豫让扮作乞丐会有接近赵襄子的机会，当然也很难想象他埋伏在赵襄子“所当过之桥下”会有什么奇迹，暴露是必然的，这次“行刺”的结果又是未曾出手便成囚。

在赵襄子眼里，豫让的执迷不悟有些不可理喻了，所以他没有再一次予以表扬，而是不无嘲讽地提了起陈年旧事：想当年范氏、中行氏可都是被智伯灭掉的，你非但没为他们报雠反而“委质”于仇人智伯，现在为什么单单非要为智伯报雠？假如这时豫让不开口，他的表演可能会更有深度，谁知他偏偏说出了理由，这一说不要紧，使得这位行为艺术家大大跌份了：范氏、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了他自己，看来如果智伯没有给他开小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委质于赵襄子。

他的做人原则何尝不是“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这也叫义？这也叫贤？说到底，不过私心而已。

他的事非标准就是自己的荣辱得失，给他好处的就是好，对他好的就是好，不管那“好”有什么背景和缘由。

在这点上，一千多年后的武松正是以豫让为榜样的，那“施恩”略施恩惠，就把这位打虎英雄收伏了，就能窜掇着他去打人行凶。

这也叫“义举”？这种为一人计的报恩、报仇，岂不可悲、可怕？没有白吃的午餐，所谓“施恩”，明摆着带有目的性、功利性，一方面是“施”，一方面是“恩”，施恩者在给予之前就已预算好了回报，只是为了获得加倍的偿还。

四、为杀而杀——刺客聂政

豫让是“为知己者死”，聂政是“为知己者用”。

豫让视智伯为知己，是因为知伯给他“国士”的待遇，那么聂政是因为什么引严仲子为知己的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金钱，因为素不相识的严仲子不远千里给他送来了“黄金百溢”。

从这点看，这两位同时代的刺客倒有共通之处。

我这样说也许有点俗，也有点损，事实上人家聂政并没有收下严仲子送来的钱，单从这一点看，他的风格要比我们当代的某些漫天要价的杀手高多了，人心不古由此可见一斑。

既然聂政没被收买，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走上替人行刺的不归路呢？因为严仲子发掘并放大了他的人生价值。

聂政本来就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一个“降志辱身”混迹于市井的屠夫，忽一日有人上门拜望/送礼，还夸他“义甚高”，怎么不令他受宠若惊？虽然聂政当时并未慷慨应允，而是以老母需奉养为由，推说“政身未敢许人也”，但是内心深处已被严仲子征服。

所以，当老母辞世后，聂政立刻找到严仲子门上，主动要求“为知己者用”。

原来严仲子是从两个方面打动了这位勇敢之士：一严仲子乃“诸侯卿相”，却能礼贤下士，亲自拜会一个小小的屠夫；二是因为聂政“未有大功可以称者”，严仲子却能亲自送上黄金百溢，真乃“深知政也”。

“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聂政从精神上得到了极大满足，既然人家这样看得起他，他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你的仇人是谁？让我去干掉他！不问缘由，不问善恶，只问是谁，只管去杀，这就是知己之用！

就因为人家给他戴了个高帽子，屠者聂政就豁出了身家性命，甘愿为之献身，这样的刺客与屠夫何异？人家明明就是冲着你是亡命之徒来找你的，人家明明就是来收买你的生命的，为什么你还感激涕零，把那不怀好意的人视为知己，视为恩人？难道古代的杀手脑子里都缺水？难道真的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杀手们只是为杀人活着？

五、谁是英雄？——刺客荆轲

五刺客中，荆轲是最后一位，也是最出名的一位。

虽然他失败了，却被看作失败的英雄，荣耀身后两千年。

先前我只知道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知道他与秦王拼死逐斗时的激烈，而读过《史记》，才知道了荆轲些许底细，才知道在未成英雄之前，荆轲不过是一个挂剑游荡的投机分子。

在榆次，盖聂一瞪眼就把他吓跑了；在邯郸，鲁句践一声怒叱他就“嘿而逃去”；只是到了燕国，这位“逃跑大侠”才算找到了感觉，和杀狗的屠夫及乐手高渐离交上了朋友，成天和他们喝酒耍闹。

“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就是荆卿，接着太史公话锋一转，又说他虽然爱喝酒，但为人“沈深好书”，在各诸侯国游历时，结交的都是些“贤豪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