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什么意思 《白鹿原》是怎样表达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的

《白鹿原》是怎样表达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的  

《白鹿原》最早是1992—1993年连载在《当代》杂志上，后来1993年正式出版，1997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是“修改版”，中间有过较大的争议。

今天看到《文艺报》上有一个消息，纪念《白鹿原》出版20周年，其中说到累计销量达到138万。

《白鹿原》自从面世之后，在文学界的评价一直很高，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白鹿原》是1950—19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与1980年代以后的“新历史小说”这两种叙述模式的一个综合，有一个它自己的协调，一个创造性的表达，比如说文学史上经常会把《白鹿原》跟《红旗谱》、《创业史》一起讨论，讨论它的历史观，讨论它呈现的那种儒家的、民间的思想视野，对革命的阶级史观的反拨。

但是另一点也值得关注，这部小说其实受到社会主义文学很大影响。

比如说陈忠实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他受到柳青的影响特别大，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在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以及《白鹿原》里面，都有体现，他对白鹿原地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特别了解，我觉得，这与陈忠实在创作前曾经当过十多年的乡镇干部有密切关系，这还是延续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传统。

另外像《白鹿原》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跟我们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有很大关系。

陈涌先生的文章《关于陈忠实的创作》，通过对陈忠实早期作品和《白鹿原》的分析，确定了陈忠实与《白鹿原》在文学界的重要性。

但是陈涌先生的思路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一些不太切合作品的实际。

他主要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来概括《白鹿原》的写作方式，用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中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来把握陈忠实的创作，他认为小说中虽然倾向性有一些值得批评的地方，但他对生活的呈现，还是很真实的——但是我觉得用“真实性与倾向性”这样的理论概念很难把握《白鹿原》的总体面貌，或者说它已经溢出了传统左翼文学的范围，陈涌先生所肯定的《白鹿原》中的“倾向性”，只是历史发展的“倾向性”，而并非小说总体思想中所呈现出的“倾向性”。

这里表现了《白鹿原》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复杂关系。

另外，《白鹿原》与1980年代以来的“新历史小说”也是既有相似也有差异，相似的是它们都对传统史观有所反思，但“新历史小说”或者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者以某种观念（比如欲望、权力、性）重新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

但《白鹿原》不同，它包容了上述因素，但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样貌。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白鹿原》开创了1990年代以后文学的一些叙述模式。

比如说我们在1990年代之前，很少看到把地主写成一个好人，但是从《白鹿原》之后，这样的作品就很多，比如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最后一个寡妇》，都会把地主写成好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并且我觉得在《白鹿原》中处理得更复杂，小说中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不像某些小说中只要是地主就是好人，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重点放在描写“新人”上，比如“五四”时期的青年，像巴金《家》中的觉慧，包括柔石《二月》中萧涧秋这样的启蒙新人；到1950年代以后，我们注重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1980年代以后，像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高加林、孙少平等，这样一些“新时期的新人”。

但是到《白鹿原》开始另一种模式，就是开始描写“旧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对“新人”的描写上，这是他的一个开创，应该是它的一个综合，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它以家族叙述的方式宏观把握中国近现代史，这个对我们以后的小说创作，以及影视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