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客观评价 怎样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王安石

怎样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王安石  

一、王安石的历史评价,客观的评价的话到底怎么评

对历史稍微熟悉一点的都知道，王安石可以说算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在晚清之前，王安石可谓臭名昭著，甚至有人把他和秦桧并列为宋代两大国贼。虽然在文学造诣上位列唐宋八大家，但政治评价上，王安石一直是抬不起头的。

官方修订的《宋史》，更是把王安石定义为北宋亡国的元凶。晚清之后，因为政治需要，王安石突然一下成了媲美孔孟的大圣人，这个形象一直被沿用至今，上了历史课本，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那么王安石客观的说，历史上应该怎么评价呢？无论从私德还是变法的初衷，王安石都是无可指责的，否则早就上奸臣传了。（以王安石身后骂名之甚，没上奸臣传也算个奇迹。）

熙宁变法在短期内应该说也算成功的，缔造了北宋的巅峰。但是从结果论来说，熙宁变法并没有效执行下去，并且演变了党争。

要知道熙宁之前，北宋处于一个整个中国历史君臣关系非常梦幻的局面，我敢说中国历史没任何一个时代君臣关系要比北宋熙宁变法之前好：皇权和相权达到了一个高度的平衡。而熙宁之后，新旧两党争来争去，朝政荒废，朝令夕改，让北宋迅速的沉沦了下去。

说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罪魁祸首，也算公允之论。

二、如果客观的评价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个历史人物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虽然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序》：“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实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但政治生涯并不突出，其人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典型代表，尽管他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实际却是甚为不满新法。宋朝在多次战争中败北，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境地。但由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可以显示出其保守的主张，对他而言宗法及伦理纲常对国家是比较重要的。

三、历史人物,如何评价王安石

王安石在词方面不弱于人。

。 在政治上更是意气逼人。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

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

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

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

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

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四、客观的评价一下王安石这个人

一 改革迫在眉睫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

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当然，神宗是他的庙号，死了以后才叫的。

在世的时候，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声“当今圣上”。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

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

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

看来赵顼这哥们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

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

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

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

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

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

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

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

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

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

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扎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佑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

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

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

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和平的钱。

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

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也是有增无减。

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你不可能不让人口增长，更不能不让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们生儿育女。

于是只好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增广”。

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

中书就是中书省，管行政；枢密就是枢密院，管军事；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管财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

范镇上疏说：“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结果，国库早已空虚，枢。

五、求王安石的历史评价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

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锜、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

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

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

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晚清到现代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例如梁启超曾评价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度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又更多的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国外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

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

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六、王安石为人如何

王安石变法的最初原因就是，基于宋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到了神宗时候，冗官冗兵问题都过于严重，从而使得国家财政出现问题。而其官制和军制问题因为涉及宋朝立国之本，谁也没有信心和胆量对这个曾经能结束唐末五代动荡的祖宗之法下刀，因此，为了充盈国库，就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手段，在不动摇国本的同时，取得同样的成效。王安石变法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个背景也就注定王安石变法事实上是一场以经济为主，兼涉政治、军事的改革。

实际上，说王安石是”大改革家“当然是对的，因为他确实致力于改革并身体力行；说他是”乱国者“也是对的，因为改革未必一定是对的，改革可能往好处改也可能往坏处改，王安石的改革后果恰恰将整个朝廷和帝国百姓引向了坏的一面。从结果而言，他的错误无疑。

综合而言，我认为王安石是一位理论上的先行者，行动上的冒险家，政治上的赌徒。他的思想超越了时代，这是优势，也是累赘。因为他对自己理论的自信，使他轻视历史上的教训，忽视相同历史土壤这一客观事实，希望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的道路。当这条道路出现问题时，他只能采用不断破坏现有平衡来加力的方式，从而最终引导北宋王朝走向了不归路。诚然，改革必须打破过去，但绝不是忽视客观情况盲目去干，更重要的是，一切政治家都必须为自己造成的后果承担代价！不能因为其动机本意，而减轻对其造成后果的批判——否则，无法向众多被其影响了命运的普通百姓们交待。

作者：赵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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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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