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原文及翻译 孟子二章,孟子二章的原文
孟子二章,孟子二章的原文
孟子二章的原文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
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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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二章》出自孟子之手,别称《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具体可参考9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里面就有明确的叙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散文家。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属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周游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随后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于《孟子》一书,是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即“人之初,性本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孟子二章
孟子二章(富贵不能淫,天降于大任于斯人也)原文,翻译
原文:
《富贵不能淫》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1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译文:
景春说:“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
孟子说:“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
至于大丈夫,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时候,便与老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我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我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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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这个时期诸侯国,即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战国七雄”之间互相攻打,战争不断。国君们任用的都是些尚功利、善打仗或者喜欢纵横捭阖的人,如商鞅、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
当时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策士”,都想投机取巧,在某一诸侯国受到重用,升官发财。思想领域则是“百家争鸣”,与政治上的混乱局面不相上下。所谓诸子百家,就形成于此时。
此时,杨朱、墨翟之言尤其流行。孔子的仁义学说处在绝续之交,处在危机之中。此时孟子有一种危机感,于是,挺身而出,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与当时的其他学派展开辩论。
孟子并不同意景春的观点,他的反驳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至“妾妇之道也” 反驳景春的观点,认为公孙衍、张仪所行不过是迎合主上的“妾妇之道”,称不上大丈夫。语气不屑、轻蔑、鄙视。
第二层:“居天下之广居”至“此之为大丈夫”正面提出何谓大丈夫。语气慷慨激昂、掷地有声。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汉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氏。孟子是中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子二章中的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
《〈孟子〉两章》
通假字:
1、“畔”通“叛”,背叛。“亲戚湖畔之 ”。
2、“曾”通“增”,增加。“曾益其所不能”。
3、“衡”通“横”,梗塞,指不顺。“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4、“拂”通“弼”,辅佐。“入则无法家拂士”。
古今异义:
“委而去之”委古义:放弃;今义:委托。
“委而去之”去古义:离开;今义: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域古义:限制;今义:疆域。
“七里之郭”郭古义:外城;今义:姓氏 。
“池非不深也”池古义:护城河;今义:池塘。
“亲戚畔之”亲戚古义:内亲外戚;今义:跟自己家庭有婚姻关系的家庭或它的成员。
“舜发于畎亩之中”发古义:被任用;今义:送出、交付。
“举于士”士古义:狱官;今义:士兵。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是古义:这 今义:判断动词。
“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征古义:征验,表现;今义:出征。
词类活用: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一般“威”是形容词为形容词,这里用作动词,作“威慑”讲。
“必先苦其心志”一般“苦”是形容词,在此为动用法,使痛苦。
“劳其筋骨”一般“劳”是形容词,在此为使动用法,使劳累。
“饿其体肤”一般“饿”是形容词,在此为使动用法,使饥饿。
“空乏其身”一般“空”“乏”是形容词,在此为使动用法,使贫困。
“行拂乱其所为”一般“乱”是形容词,在此为使动用法,使额倒错乱。
“所以动心忍性”一般“动”是动词,“忍”是形容词,在此为使动用法,使他的心惊动,使他的性情坚韧起来。
“人恒过”一般“过”是名词,在此活用为动词,犯错误、犯过失。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一般“入”“出”是动词,在此活用为为名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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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孟子的历史地位: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散文家。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属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周游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随后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于《孟子》一书,是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即“人之初,性本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子二章
《孟子二章》的通假字
1、曾益其所不能 ,“曾”(cēng) 通“增”,增加
2、困于心,衡于虑 ,“衡”(héng) 通“横” 梗塞,不顺
3、入则无法家拂士 ,“拂”(bì) 通“弼” 辅佐
4、忍,同“韧”,坚韧。
5、亲戚畔之,“畔”(pàn) ,通“叛”,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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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假字成因
古人造出一个字,表达一个意思,可是该用哪个字表示哪个意思的思维却还在形成过程中,没有一定规律,既可以使用这个字表示某个意思,又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声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表示那个意思。所以,时代越前的文章,通假字越多。
古人在做记录时,一时想不出本字而用了别字代替,清代的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中指出:“字之音同而异义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第一个人这样写固然是前面所说的写了别字,但后人都这样效仿以后,便成了“合法”的通假字了。
相当部分书籍都是凭一些读书人的背诵、记忆重新写出来的,“著之竹帛”。由于当时背诵者只注于个读音,而选择性地忽略了其字形,不同的书写者往往会因方言的差异或其文化程度的影响导致记录时将同一个字记录成不同的形体。
古人认为语言凭借声音而存在,强调既有此音,即表此义,闻者听音则知义,因而古人在记录时往往依据声音来记录。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经义述闻》就这样说:“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孟子二章
孟子二章的文章注释
一、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详解
舜从田地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的泥水匠中被选拔,胶鬲从鱼盐贩中被举荐,管夷吾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被录用为相,孙叔敖从隐居的海滨被任用,百里奚从买卖奴隶场所被选拔用为大夫。
所以上天将要下达重大责任给这样的人,一定先要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之苦,使他身受贫困之苦,在他做事时,使他的每一行为都不能如他所愿,用这些办法来使他的心波动,使他的性格坚忍起来,增加他过去所没有的才能。
一个人常常是犯了错误,以后才能(注意)改正;内心困惑,思虑堵塞,才能奋起,有所作为;憔悴枯槁,表现在脸上,吟咏叹息之气发于声音,(看到他的脸,听到他的声音)然后人们才了解他。
在国内如果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能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国侵犯的危险,这个国家时常有灭亡(的危险)。 这样人们才会明白在忧患中得以生存,在安乐中衰亡。
二、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
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译文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不如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不如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着攻打它却不能取胜。包围着攻打它,必定是得到了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运,然而不能取胜(的原因),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的原因。
城墙并不是不高,护城河并不是不深,武器装备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也并不是不充足,但(守城者)弃城而逃,是对作战有利的地理形势不如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的原因。
所以说,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依靠划定边疆的界限,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强大。能够施行仁政的君主,得到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能够施行仁政的君主,得到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少。
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内外亲属都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人都归顺他。凭借天下人都归顺他的这一点,攻打被内外亲属背叛的君主,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能胜利。
《孟子二章》出自孟子所著的《孟子·公孙丑下》,别称《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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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赏析
文章开头,作者一连列举了六位古代圣贤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来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著名论断。
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归纳推理,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归纳出后面带普通意义的结论;又通过后面的结论,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艰苦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以困苦、饥饿、贫困、疲乏、忧虑,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困难,坚定、振奋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
然而道理在此还没有说完,上面只谈到,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一对矛盾中,客观环境对人的触动,反过来,针对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孟子接着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仅体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能力。
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帮助。
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能力,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全部含义。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指出:“昌黎(韩愈)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若不‘是’之‘异’,则妄而已。”这种主张,实在起于孟子的影响。孟子在提出“生于忧患”这一“是”命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它的“异”命题: “死于安乐”。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克己慎终。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外寇的侵扰。如此安适的环境,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这是精神上的死亡。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死亡——“国恒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反一正,一是一异,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既不使人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既娓娓动听,又给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在孟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其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特别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两句,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这就是“发愤抒情”这一美学创作原则。这亦是千百年来,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
在修辞上,此文也很有特色。《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采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对于同一论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千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之称雄辩,这类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便采用了这种句式,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从数量上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人觉得“生于忧患”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接着又极力铺排艰难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磨难,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历述圣贤面对艰难忧患的正确态度与处理方法,最终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一般说来,铺陈排比的写法,固可造成宏大气势;若处理不当,也可致繁复拖沓之虞。其后的汉大赋,由于片面强调了这一特点,往往使人难以卒读。而孟子的这篇文章,虽通篇采用排比句式,却仍给人以行文简洁的印象。
原因在于,孟子十分注意遣词用字,尽量扩充每一词语,尤其是动词的容量。以起首一段为例,共六句话,六个动词,包括一个“发”,五个“举”,既表现了人物由微贱趋向显达的运动过程,又暗示了人物身份:舜君子,是圣人,他的成功,固然因为尧的赏识,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与努力,故曰“发”。
傅说等是臣,是贤人,他们的成功,固然因为自身的才能与努力,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故曰“举”。
如同所有成就辉煌的文人学者一样,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此文写得如此出色,诚为“发愤抒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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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二章读后感
孟子二章读后感
忧患意识的魔力 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乐”是人人渴求的, “优患”是众人避之惟恐不及的,那么孟子为什么会得出这反常的结论呢?忧患意识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战国风云中,被视为蛮夷的西秦却终成大业,以大国自居的齐、晋,或积弱或分裂,威风不再,原因是齐、晋安于享乐而秦人树立优患意识奋发图强。当今国际社会上,以色列人面对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包围却屹立不倒,这无疑得益于他们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下的艰苦奋斗。还有“二战”后我们身边的日本、韩国·--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困境中树立了优患意识,并为摆脱困境而努力。又有俗语说:富不过三 代,原因也在于安乐享受中富家子弟们无优患意识,于是便有了好多关于“败家子”的民间故事。 所以当我们处在已陶醉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秦砖汉瓦的流光滋彩时,我们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这样下去是不是很危险。国歌中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并不会因革命战争的结束而过时。放眼世界,多少国家仍以中国为假想敌,南亚上空的蘑菇云,第七舰队的游弋,……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沉浸于安稳之中。每个炎黄子孙都应树立强烈的优患意识,毕竟我们的国家还没强大到那个地步。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具有优患意识的人才能生存于世界上,只有拥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才能逐渐强大,只有具有优患意识的国家才会富国强兵。这就是忧患意识的魔力。查找关于孟子二章的读后感
孟子两章读后感
孟子经常用一些完整的小故事、寓言来表达自己地观点和看法。而这些小故事和寓言就慢慢变成了今天我们常用地成语,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可见孟子思想对我们地影响对我们来说不可不谓深厚。 孟子所说的“揠苗助长”演变到今天一般都说成是“拔苗助长”,但说的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孟子认为教学和学习知识如同植物生长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必须循序渐进,而不能揠苗助长,急于求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不然就会像宋人那样“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把自己累得不行不说,还枯死了禾苗,得不偿失。要想幼苗茁壮成长,只有勤于耕耘。不愿耕耘,拔苗助长,必然失败。就像人的成长与发展一样,同样要遵循规律,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自己的根基一点点变得牢固,才能吸收更多的养分,成长得更好,由一颗幼小的树苗长成一株参天大树。孟子在告诉我们做事情要遵守规律的同时还提醒人们凡是应顺其自然,适应事物本身的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正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即是继承了孔子“欲速则不达”的思想。当我们太想办成一件事的时候,往往急于求成而显得过于浮躁,沉不住气,冒冒失失的前进就失去了方向和重心,把握不住事物前进和发展的速度,方而更容易迷失方向。孟子的观点就好像力的作用和反作用的道理一样,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力越大,那它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大。同样,如果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倾注了太多的精力和心血,付出了太多的努力,那我们必然抱有更多的希望和企盼,而一旦事物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和想象,那我们将比用平常心对待一件事物的时候更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所以凡是我们不必看得太重,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当事情成功时,我们才不致于过于高兴,被成功的喜悦麻痹了清醒的头脑;在事情失败时,才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不致于过于失望和难过而丧失了前进的勇气。 孟子还曾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命时我所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所追求的,当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孟子选择舍生取义,虽然平凡如我们的芸芸众生不用面对生命与道义这么高尚严肃的话题,但我们在生活工作中难免还是会面临两难的选择,那我们又应该怎样抉择呢?比如说工作和休息的冲突,个人利益和大家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何去何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选择。但我觉得能够把工作和生活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人是最高明的,首先热爱生活,也喜欢工作,把生活当作工作的一部分,把工作看成生活的有机体,每一天,既是在生活,也是在工作,工作是生活,生活也是工作,这样,即是是工作占用了休息的时间,也不会产生工作占用了休息时间的想法,也就不会觉得在八小时之外的工作是一种负担。孟子二章的作者介绍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山东邹城人,汉族。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父名激,母邹氏。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子典范。生于周烈王四年,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师承孔伋(孔子之孙一般来说是师承自孔伋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有《孟子》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仁政,性本善,民本”。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479年)大约百年左右。 孟子字号在汉代以前的古书没有记载,但魏、晋之后却传出子车、子居、子舆等多个不同的字号,字号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而未必可信。 孟子(约前372~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拜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为师时姓曾名参(孔子亦有徒名曰曾参,即曾子),后更改名轲,邹(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想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本为“鲁国三桓”之后,父名激,母仉氏。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因而从鲁国迁居邹国。 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不敢去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韩诗外传》载有孟母“断织”等故事,《列女传》载有孟母“三迁”和“去齐”等故事。 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有一种说法是,孟子在十五、六岁时到达鲁国后拜入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下,但根据史书考证发现孟子出生时子思已逝世三十载。所以还是如《史记》中所记载的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的说法比较可信。就连孟子自己也曾说:“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 离娄下》)无论是否受业于子思,孟子的学说的确受到了子思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孔子逝世后,儒家分为八派) 原文(30)孟子(12)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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