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劳教 清朝曾出现类“劳教”机构，杨乃武出狱后被送入？

清朝曾出现类“劳教”机构，杨乃武出狱后被送入？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一般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而史料记载中，在清朝我国就有类似的劳教制度，尤其是光绪年间出现的迁善所，更具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色彩。

杨乃武

当时，在杭州较早出现的迁善所，关押着由府县衙门或保甲局送来的、够不上按刑律给予刑事处罚的人。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杨乃武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出狱之后，也曾被送去劳教过。

1.迁善所，慈善之花结出的异果

迁善所的迁善，就是将恶人关进来，经过劳动改造，教化为善人。光绪五年（1879年），杭州城迁善所问世，晚清丁丙编撰的《乐善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光绪初年，杭州城百业凋敝，失业者众。因此，也衍生不少出白天在街头上讹诈、晚上潜入民居盗窃的无赖之徒，百姓深受其扰。这些无赖毕竟没有犯重罪，官府只能是屡抓屡放，无赖们却是屡放屡犯。

这些无赖一日不讹索偷盗，即一日不能得生，邪僻之路由无恒业。官方也觉得其人可恨，其情可怜，所以，抓了放，再犯再抓，杭城的治安乱象始终得不到根治。

只救助品德良好无污点的穷人，而不救助有污点有过错的人，是当时慈善界一直奉行的信条。但光绪五年，杭城慈善界的几位绅士，却破天荒地向官方提出了举办迁善所的申请，主张凡无业游民、讹赖匪徒、掏摸小窃各犯，由府、县暨保甲局审明并无重情者，即送迁善所收管。酌予衣食，勒限戒除旧习。就其质性所近，令习手艺。劝勤惩惰，勉以自新。

时任浙江巡抚梅启照批准了此申请。随后，杭州百岁坊巷内的栖流所旧址改挂迁善所招牌，并按所定章程行事：

在迁善所四周加高围墙，内设宽字号、严字号牢房，犯人按案情轻重或牢中表现分别关押。只有最宽号的犯人，才有被保释资格。犯人由府县衙门或保甲局送入。因所押犯人大多吸食鸦片，故进行强制戒毒，由迁善所提供戒烟丸。

犯人每天给饭两次，并强制劳动，巧者画扇；拙者糊冥洋、织草履、打草绳。勤者准其尽先保出，惰者威以夏楚。逢初一和十五，犯人还须学习《圣谕广训》、《刑律》等。

犯人劳动，支付工资，其中30%用于狱中，70%由迁善所保管，待出狱时一并给予。迁善所每年所需经费，由杭州同善堂董事筹划。所关押犯人，若有亲友要求保释，由官府及保甲局分别审核。主管迁善所的委员（即所长），由官方任命的候补官员担任。

有了迁善所，官府便可将之前屡抓屡犯的无赖都送去劳教，杭城的治安因之好转。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二十一日的《申报》报道说，浙省小窃之患渐觉其少，即街市凶殴秽骂之案亦不多见。

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二十三日，浙江巡抚刘秉璋曾专呈奏折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推荐迁善所，希望朝廷能给予立案，以垂永久。

2.出狱后，杨乃武再遭劳动教养

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小白菜冤案，早已家喻户晓。杨乃武曾先后被关入余杭、杭州、京城等官府牢狱，后冤案得以平反，出了大牢。但他后来又被押入迁善所劳教一事，却鲜为人知。

1964年，杨乃武之女杨F留下的口述史料，并没有提及其父被劳教之事。只是说，冤狱平反后，我父回家继承祖业，以种桑养蚕为生。我家世代养蚕，对育种积有一定经验。我父在家传的基础上悉心研究，改良蚕种。

但笔者查阅晚清报刊，发现1897年5月25日的《申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浙江余杭县已革举人杨乃武，素工刀笔。光绪初年因葛毕氏谋毙本夫葛品连一案牵连及杨，几罹大辟。经其妻二次京控，提归刑部复审，始得平反，仅以所为不端，革去功名，递解回籍。迄今二十余年。初时尚知敛迹，近则故智复萌，时或扛帮讼事。杭州府林迪臣太守访拿讼师，以杨为首，业经解省。审讯后，即发迁善所拘禁，以示薄惩。

林迪臣，即林启，晚清杭州太守。《清史稿》中也提到林启抓捕杨乃武，但未提关进迁善所。而杨乃武扛帮讼事，帮人打官司，替人写状纸，并不犯法。但讼师往往因与官府作对，惹恼官员。无迁善所时，官员对付讼师也少有良法，有了迁善所，就可以将难弄的讼师统统送去劳教了。

杨乃武妻获悉丈夫被押入迁善所后，再次展开营救。时任浙江学政（相当于今日的省教育厅厅长）的徐季和，曾是1873年（癸酉科）浙江乡试的座师，而杨乃武就是在这年乡试中举的，故与徐季和有名义上的师生关系。

杨乃武妻便将申诉状递交徐季和。不料，徐季和对杨乃武并无好感，不仅不施援手，还对申诉状作了批斥。营救不成，杨乃武就只能囚禁在迁善所接受劳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