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亚裔限额与美国精英的构成

　　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遭白人警员枪杀案件，新近该州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涉案警员，引起各地暴力示威，吸引了世界媒体关注，也是美国近年来最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

　　被这起种族矛盾案件掩盖，是另一起有关种族的新案子：右翼民间组织“公平代表计划(英语缩写POFR)”属下，11月17日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发起长达120页的诉讼，控告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采用了带有种族和族群歧视的政策”，特别是校方实际引入了限制亚裔学生数目的限额，违反了美国最高法院禁止种族限额的有关裁决。

　　种族限额被明令禁止，是它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同等保护”条款。所以这一针对哈佛大学的讼案，完全可能会打到最高法院。

　　弗格森镇血案暴露的，是美国中下层阶级的种族矛盾，彰显美国民权运动半个多世纪来，黑人虽然获得了相当的政治地位平等，尽管有许多优惠政策长期关照，可是除了少数上层精英，大部分黑人却在经济地位上进展低微，甚至倒退下滑。这实在是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社会文化痼疾。

　　但是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却不然，案件胜败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精英群体和“上层建筑”的构成，改变美国未来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无怪美国精英传媒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都连篇报道分析，甚至连伦敦《经济学人》周刊，也在最新一期予以特别关注。

　　这一讼案的焦点，是美国大学招生中所谓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专门照顾亚裔之外的少数民族，已经演变为针对亚裔的逆向歧视。这在占美国大学生人数绝大多数的州立大学，因为触犯主流白人的利益，已经遭到极大抵制反对。我今年春天曾经在《联合早报》撰文介绍。但是最新讼案，却涉及到“少数民族加分”的最后堡垒——常春藤大学等顶尖私立名校。后者是美国培养社会领袖和上层精英的主要通道。

　　这重要的历史过程，是从两次世界大战开始，由常春藤精英教育带头，美国原有的东北部精英“贵族统治”弱化，逐渐向“能人统治”或曰“惟才原则”(meritocracy)演变。半个多世纪来在上层精英中，几乎彻底置换了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专政”。这在美国政界特别明显，奥巴马总统是最好的例子。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从1980年代开始，“惟才原则”和新一代常春藤产品，也推进到华尔街和美国企业界，加剧了WASP群体的衰落。

　　犹太族群占领美国上层建筑，是“惟才原则”的最明显结果。传媒界之外，犹太人在美国人口中不到2%，却占了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的三名(33%)!在华尔街金融业，各大投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犹太老板和主管比比皆是，包括高盛集团现任首席执行官，以及令人谈虎色变的索罗斯。决定美国乃至全球财经大政的最近三届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以及克林顿政府的两任财长鲁宾和萨默斯，也全都是犹太人。上述所有犹太精英，全是终于克服几十年前常春藤歧视排斥犹太人政策之后的名校产品。

　　全球化和后工业化之下，美国史无前例地出现新一代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低于上一代人的前景，大大加剧了社会竞争。犹太人之后最具竞争能力的族群，无过于以华裔为首的美国亚裔，也是被常春藤名校逆向歧视限制的“新犹太人”。

　　针对哈佛的新讼案，便是以大量证据和数据，显示常春藤名校一如几十年前对付犹太学生的同样手段，通过淡化亚裔考生优异成绩的“硬标准”，而操纵控制极不透明的所谓个人素质之类的“软标准”，来限制招收亚裔学生。

　　一个明显的对比证据，便是完全依照“硬标准”招生的加州理工学院和伯克莱大学，近年来亚裔学生的比率都达到了40%;但是哈佛大学和同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亚裔比率仍然徘徊在20%。

　　连《经济学人》也承认，最新的讼案即便不能打到最高法院，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哈佛大学确实限制招收亚裔学生，那么“精英大学招生眼看会出现显著变化”。这对美国未来精英群体构成的冲击，不提华尔街，光是政界少数民族明星就足以展示。例如今天奥巴马之外的两位黑人政界大牌，也即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斯坦福本科、牛津政治博士)，和11月连任新泽西联邦参议员的科里·布克(斯坦福本科、耶鲁法学博士)。还有今年夏季进入奥巴马内阁的拉美裔、前得州圣安东尼奥市长胡里安·卡斯特罗(斯坦福本科、哈佛法学博士)，近日被视为希拉莉·克林顿2016年的最佳副总统人选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