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不理家务事——《三里湾》中党组织对家庭问题的消极态度

　　1952年4月，赵树理来到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考察当地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以此为原型写下《三里湾》。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对当时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劳动生产、个人生活、公共事业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本书的主线是三里湾村推动合作化运动，具体体现为扩社和修建水渠。在我们的印象里，在那个年代，万众一心干事业、集中力量办大事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三里湾》的情节反映出，即使集体经济大力发展，落后势力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反作用，而传统家庭就是他们阻挠合作化的坚实堡垒；遗憾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借着家庭作威作福，正是因为身为先锋队的党组织并未在家庭问题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1.王玉生和袁小俊

　　最先爆发的是王玉生和袁小俊。王玉生是心灵手巧的男青年，能废寝忘食地钻研技术，以此解决了不少生产问题，是三里湾不可或缺的技术型人才；而其妻子袁小俊不仅不事劳动，还听从自己母亲的指示，刁蛮任性，意图通过无理取闹掌握家庭中的话语权。二人经常争吵，也闹离婚，而王玉生的大哥，党支部书记王金生却一直不许可。一天晚上，王玉生正在修理场磙样子，袁小俊私自赊买一件昂贵的棉绒衣，回家要王玉生出钱；王玉生不肯，袁小俊夺走他手上做工的曲尺。曲尺是王玉生自制的测量工具，极易损坏，袁小俊却一把将其往墙角一摔。王玉生打了她一巴掌，她大闹起来，王玉生遂到党支部反映。

　　那么，党支部是怎么对待问题的呢？袁小俊不事劳动，家务也全让大嫂做，十指不沾阳春水，只有撒泼的本领是一绝；王玉生早就提出离婚，但党、团、政权、妇联一律说服他，希望他教育袁小俊，却从来没有派人做袁小俊的工作。王玉生深受其害，又去反映问题，说出“如果不批准离婚便连夜逃出三里湾”的气话，生产委员魏占奎就马上借题发挥，挖苦说“要不要给你写介绍信”，却对他长期反映的问题听而不闻。

　　直到大哥王金生问他场磙，得知袁小俊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技术工作，可能导致生产误工后，这帮干部才开始着急。而王金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说这个要紧还是离婚要紧”，仿佛不是因为袁小俊无理撒泼，而是因为王玉生要离婚才导致技术工作停滞。紧接着又来一句：“在哪里做也行！误不了明天用就好！”

　　问题是，如果他早点同意离婚，王玉生的工作还会因为妻子撒泼遭到严重影响吗？王玉生是不可或缺的技术人才，他的工作对生产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可是他的工作环境已经恶劣到有人能随手破坏较为精密的器具，这难道不表明，家庭问题在性质上已经严重到涉及破坏农村生产建设，在程度上也严重到绝不是单靠家庭中的先进分子可以解决的吗？如果这把尺子真摔断了，导致王玉生无法按时完成场磙样子，他是不是也绝不会计较落后分子袁小俊的所作所为，反而也要把责任归结到王玉生头上呢？所幸，王玉生和袁小俊最终还是成功离婚了。

　　2.陈菊英和马有翼

　　马家有四个儿子，其中父辈马多寿及妻子“常有理”、大哥马有余和妻子“惹不起”是落后分子的代表，也是马家话事人。马多寿夫妻希望把子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做听话的奴隶，不愿他们融入集体劳动。陈菊英是三子马有喜之妻，马有翼是四子，都是共青团员，在家中势单力孤。马多寿反对儿子参加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业，49年时不愿让马有喜参加南下工作团而把他圈养在家里。常有理和惹不起敌视范灵芝、王玉梅等进步青年。马有喜报名参加志愿军，学校竟然要家里许可才允许，菊英作为妻子同意，马有喜顺利参军。马多寿夫妻因此十分厌恶菊英，一直欺压她，还中止了马有翼的学业。

　　最后一次，陈菊英做了一上午的活，回到家竟然没有主食剩给她和孩子吃，只有汤喝，忍无可忍，才来到调解委员会。经满喜和马有翼作证，在众人面前坐实菊英在马家没饭吃，陈菊英的境遇才得到重视。

　　菊英离家后，常有理怒斥马有翼不帮着自己，对其经常辱骂。共青团员认为他交代事实的时候态度不坚定，也让他写检讨。马有翼反对她包办自己和袁小俊的婚姻，就被监禁起来，令他精神崩溃，也不允许外人见他。直到好友灵芝因不满自己的对落后家庭的妥协态度而和玉生订婚，马有翼终于受够了一切压迫，怒而出走，要求分家，最后顺利和进步青年王玉梅结婚。

　　马有喜想参加进步事业却遭到阻挠，只能通过妻子参加志愿军。陈菊英在家中饱受欺负，马有翼被家人中止学业、包办婚姻、监禁家中，这简直是旧社会才会发生的事情。然而，对于落后分子祸害先进分子的情况，共青团置若罔闻，反而一昧要求势单力孤的青年团员争取他们进步，丝毫不考虑实际的家庭情况。直到他们提出分家，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

　　在马有翼分家问题上，问题最大的就是党支部书记王金生。马多寿图谋自身利益加入合作社，王金生马上就反对马有翼王玉梅分家，理由是“人是会变的”“不会按照老规矩办事”，仿佛一入社，马多寿就能立即自动变成进步力量，而他过去妨害进步青年的行径也可以一笔勾销。王玉生的离婚已经证明，在传统家庭中，进步分子带动不了落后分子；马有翼和陈菊英的遭遇已经证明，进步分子在家庭中反而会受到落后分子的管制和迫害。他却仍然念叨着“他们要不变，正需要你们这群青年团员争取、说服他们”。可见，这个党支部书记对家庭问题的认识、对落后分子改造方法的认识，整本书下来没有一点进步。他一方面作为党支部书记，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合作社，推动三里湾建设和合作化运动；另一方面，他把“带动落后分子”这个合作化运动中的重要任务完全寄托在传统家庭中，完全依靠“进步青年的争取和说服”。可是，即使显示已经血淋淋地摆在眼前，他仍然完全无视进步青年被落后家人欺压、拖累的境遇。他自己有个好妻子，他们夫妻就无原则地主张所有的家庭和睦，认为马有翼分家是“惹出麻烦”“体现出不信任”“伤老人的心”。到头来，“争取说服”完全失败了，进步青年和落后分子还是离婚的离婚，分家的分家，只不过在王金生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关怀下多煎熬了一会，受了些不必要的欺压。

　　相比之下，女副社长秦小凤就看得很清楚。菊英主张分家时，她就敏锐地认识到菊英的处境：“在他们家里，进步的势力小，落后的势力大，要是仍然给他们当奴隶、靠他们吃饭，事情还是不会比现在少的。让一个能独立生活的青年妇女去受落后势力的折磨，是不应该的。”她也认识到：“哪个人的转变也不是一个晌午就能转变了的！可是要不分开家，菊英马上就还得回去和她们过日子！”在马有翼坚持分家的方面，她也很认得清事实：“菊英自分出去以后，不是果然不受他们的气了吗？他们那些封建老规矩，在菊英身上不是没有用处了吗？”

　　可以看到，对待落后分子，王金生妥协忍让，甚至不惜牺牲进步青年的合理利益，无视客观条件地要求进步青年发挥带动作用，最后的结果就是带动不了，只能让落后势力折磨进步青年，拖他们的后腿；而秦小凤认清事实，主持公道，坚决站在进步青年一边，对于落后势力的无理行径绝不妥协退让，反而成功倒逼了落后势力的妥协。

　　3.袁天成家庭和范登高家庭

　　袁天成和范登高都是老党员，也都是被党组织当众批评、要求检讨的反面典型。他们二人都在分地的时候多留了自留地，也都不参加公社。不同的是，范登高是自己落后，而袁天成是老婆落后。问题是，范登高家里的话事人是他自己，女儿范灵芝作为进步青年反而要听他的话；袁天成家里的话事人是他老婆，他自己作为老党员却没有话语权。

　　诡异的是，书中，范登高两次检讨经历都写得十分详细，但袁天成只是一笔带过。可见，当时的党支部，对批评党员有很深刻的经验，对“先进分子在家庭中听命于落后分子”这个问题却没有很好的解法。到头来，还是袁天成在听说马有翼分家等事情后，才忍无可忍地“革命”，夺取了家中的话事权，并带地入社。

　　袁天成作为老党员，在家里因为“怕老婆”而服从于落后的势力，反而需要进步青年的行动才能点醒。这种事实，已经完全可以推翻王金生主张的“争取说服”法。

　　4.总结

　　在农村集体化事业的进步潮流下，落后分子是躲藏在哪里搞破坏、妨害先进分子的呢？他们隐藏的堡垒，就所谓温情脉脉的家庭。 《共产党宣言》里写道：“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虽然三里湾中并没有资产阶级的家庭，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家庭内部不同成员的之间的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也是广泛存在的；封建思想已经失去了其经济基础，但仍然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而新生的进步青年在这种包围中必然处于势单力孤的境地，继续遭受着封建家长制的妨害。

　　不幸的是，贵为“先锋队”的党支部成员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仍然把家庭问题泾渭分明地与生产建设分割开来。他们把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当作家庭的本质，把“家庭和睦”的价值观捧得高高的，而落后分子们躲在这个价值观里，吐着信子，要把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先进分子毒死、绞死，而所谓的先锋队在错误的认识中就会变成落后势力欺压进步青年的帮。到头来，率先揭穿这面纱的，率先把家庭内部的路线斗争摆上台面，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的，还是陈菊英、马有翼等深受其苦的进步青年，而不是王金生这种满口说教别人“争取说服”，实则完全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党支部书记”。

　　以我的身边统计学来说，农村的几十年的老党员，毫无马克思主义思想素养的绝不在少数，例如我外公连《反杜林论》都没听说过。那也就不能指望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家庭问题。这当然不是责怪他们，因为当时的政治教育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广大农村地区也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用丰厚的学习资源系统性地为党员培养马克思主义分析法。由此，像王金生这样对家庭问题认识不到位的党员，一定在农村广泛地存在着，纵容着落后势力作威作福，一昧强调“说服争取”，导致进步青年在家中“手枪打坦克”，反而让落后势力拖累进步势力。

　　副村长张永清的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核心矛盾：“想要争取他们进步，应该先叫他们知道不说理的人占不了便宜。让落后思想占便宜，是越让步越糟糕的。”

　　现在，落后家长压迫孩子的家庭仍然广泛地存在着，“东亚家长”“中国家长”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成千上万的网友在其中互相诉苦，提出的最多的解决方案就是“好好读书，考个大学出去独立生活”，和《三里湾》的“分家”如出一辙，因为在这个“清官不管家务事”的年代，绝不存在家庭内部落后势力让步的可能性。

　　人民公社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阅读当时的作品，我们也会发现，那个年代也许不如我们想象中完美。但是，我们怀念它，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不如它的地方；我们批判它的缺点，正是因为我们未来一定要做得更好。在新的时代，家庭内部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父母子女平等应该如何实现？先锋队应该怎么处理家庭内部的矛盾斗争？如何正确看待并处理家庭问题与社会注意事业建设问题的关系？《三里湾》在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背景下展现了这些问题，展现了一些思想路线，给予我们思想上的启发。

　　【老师点评】

　　本文从文本出发，抓住《三里湾》中进步力量和落后力量这对矛盾主线，细致剖析了不同人物的心理特点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解决矛盾过程中的缺位乃至消积态度，是一篇具有专业水准的文学评论。

　　不足之处是总结部分，将《三里湾》产生的时代与当下社会进步与落后力量进行对比时，忽视了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性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矛盾的途径也会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