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沉思：农村出路在何方？

历史沉思：农村出路在何方？ 

右而左

56年多的共和国历史远比我们表述的和想象的丰富。今天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这段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回答。然而，我们的理性为这段历史的浮沫所遮蔽，往往在一般的人事纠葛里不能回身，却忽略了更为深层的历史启示。

“三农”问题成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大概是改革者所始料未及的。因为改革早期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小农经济自发力量的释放，被当作了农业生产力本身的解放，以为农村从此走上金光大道，可保万年的太平，哪里会想到事隔不到20年，这个“三农”问题，几乎要动摇社会根基和执政党的政权基楚。最近国家领导人显得非常务实、开明，邀请外国旅游者不妨到农村去看看。虽然领导人本意是希望旅游者看了农村的落后，能明白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世界上某些反华势力的别有用心的鼓噪，与事实差之千万里，但这个务实、开明的做法可能会对农村的实际事物产生重大影响。

我来自农村，只有10多岁的时候，就参加到了大人们的插秧、割稻、拢堆、捆稻之类的集体劳动比赛中，后来则到过水库工地挖土方、担土，再后来参加开荒、平土、植树造林、围湖造田之类的活动。那时我是初高中的学生，并没有因为这些劳动耽误了学习，恢复高考不久就考起了国家重点大学。因为这些经历，我有一副好身子、一个好胃口，也有了一点来自实践的思想元素。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启示。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历史的浮泡，例如领导层人际恩怨，去发掘一些沉到深底已经矿化为宝藏的东西，我们就会获得许多关于农村出路问题的借鉴。

1955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体现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的气魄、胆识与智慧的许多事情之一。那一代共产党人毫无疑问看到了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决定在全国范围消灭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这个改造在后一个时代遭遇了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毛泽东过早放弃了《共同纲领》、过早废除了“两阶段论”。实际上这种批评是假设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具有绝对的必然性，不可省略任何阶段为理论依据的，并且完全没有考虑毛泽东的改造实践的实际成功的一面。这个成功表现为，一方面变小农为大农，具有根除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经济革命的意义，实在比商鞅“废井田，开阡陌”重要不知道几千万倍；另一方面，改造了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死不相往来，各自为政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脆弱文化习性，具有更深刻的文化革命的进步意义。实际上，合作化之后，广大民众在合作社里培养起一种“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的崭新集体主义友爱风尚。这个实际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于今天习惯了当前社会世态的年轻网友来说，可能以为是氏族原始共产主义里的事。但它确实就在几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里。

这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完成的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实在不是今天的历史书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不然我也不会有一幅好身板、一个好胃口。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出现？当然有，如果否定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国家那么大，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在运动中一刀切，当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战术的，是工作方法的，是工作进程把握不当方面的。不能因为战术的失误而放弃正确的战略。林要先打长春，毛泽东要先打锦州，林打了长春吃了苦头才知道战术错误，但这时候能够放弃打辽沈战役的战略吗？不能。要调整的是战术，所以林改打锦州，完胜辽沈，又有平津大捷。所以，当实际上一直抵制合作化的农业部长邓子恢，借某些出现的问题小题大做，主持砍掉了20多万个农业合作化社的时候，毛泽东讥讽他是“小脚女人”。“小脚女人”只有邓子恢一个吗？

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出乎意料快速高效完成，全国人民心情激荡，天时地利人和一一飘然而至。这时中央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意，发出了“大跃进”的号令。现在看来，这个号令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在当时条件下，是全民意志和全党一致性的体现。这是不可否定的，任何人把它诬蔑为毛泽东的个人头脑发热，或者独断专行，都是对当时全民全党的贬损和叛卖，是在玷污历史本身。

大跃进的问题到底出在那里？是伴随出现的人民公社化吗？人民公社是当时与大跃进并立的三面红旗之一，它与大跃进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但为什么在后来批判大跃进失误时，会把人民公社也揪出来示众，以致解散人民公社？我注意到，导致大跃进失误的是“五风”作乱。它们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中哪一个与人民公社本身有关，而要拿人民公社祭刀？我还注意到，现在的各种评说普遍只在意这“五风”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而忽略了其他“三风”。今天危害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是什么？好像与这被忽略的“三风”和浮夸风关系更加密切，与共产风倒是没有关系。我们是不是错把老黄牛当黄鼠狼杀了，又把恶狼当作看家狗牵回了家？

许多时候，伟大的战略毁灭于糟糕的战术。大跃进是一个典型案例。战术失误要由战场指挥员承担责任并调整战术，以保证战略的实施，而不是推翻战略。辽沈战役是这方面的典范。

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高风亮节，对自己、对党的要求都很严格。毛泽东虽然知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叠加到浮夸风的灾难是当时社会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但还是用“人祸”这样严厉的词来批评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党。这个自我批评被人别有用心改变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进而又演变为某些人恶意诽谤毛泽东的“科学依据”。当这一切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都“顺理成章”发生，并广为一般大众信为客观历史本身的时候，一幕幕真正的历史悲剧便开演了，“三农”问题不过是其中的一曲“窦娥冤”而已。

在做完以上这个简单的历史大事检索之后，我们发现，解决“三农”问题的答案就在历史里，农村的出路，也早被历史指明了。

右而左

2006-06-11 

历史沉思：“三农”问题的实质可能真的在“土地所有制”

右而左

我自己出身农村。坦诚的说，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内心深处对农村的关怀要高过对城市。

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或许只有那些真正具有使命感和良知、真正扎根农村一段时间、真正做过丰富扎实的研究调查的有心人，才有最终的发言权。除此之外，就是农民自己可以反映情况，我们这些身在城市，有父母或有兄弟亲友还在农村、与农村保持着比较密切联系的人，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任何坐在优雅的办公室，对着别人头脑里生出的体制论、自由论、市场经济论，空发不着边际的议论，都是害人害己的。

遗憾的是，这样的有心人不多，这样的空发议论者，倒不少。我有些大学同学，因为大学扩招，教授太少，一个个居然也成了硕士、博士导师，每次见面，聊上一段，我总要善意的骂他们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害国害民。为什么骂他们? 因为他们搞所谓的课题研究，或者靠报刊、杂志、西方人的出版物写文章，或者让几个怕吃苦、不耐劳的学生收集一些不知道那里来的数据就洋洋洒洒出专著，然后就名利双收。这样的现象稀罕吗？那些大名鼎鼎的理论界人物，有几个不是我这些同学一路的货色？他们是结合国家具体实际做学问的吗? 我深表怀疑。

谈到改革，一些人除了私有化之外，似乎再想不出别的东西来。可是他们又似乎忘掉了，私有制是古来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并不是什么革新。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私有制，为什么没有解决农村的问题，却总是演变出农民起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革命？这个问题他们好像大大忽视了，或者有意回避了。他们看到的是西方私有制的成功和活力，但是，他们忘了，那是与西方的文化配套的私有制，它有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平等、法制的自觉意识作为支撑，有较少的人口占有较多的土地资源为物质基础；又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进入近代后，较早、较快、较彻底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人口的城市转移，并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为依托，取得国际比较优势，建立起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确保了国民福利，即使许多人不就业，也可以享受国家福利，衣食无忧，社会不会出现撕裂和崩塌；而农业，在那里已经成为补充产业，得到国家的高度保护和大幅补贴，美国和日本都是这样。

中国具有以上条件中的哪怕一个吗？我们今天外贸依存高到惊人，但出口的产品是什么？其实是包括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的血汗。我们可以放弃农业而靠国家福利解决农民的生存吗？或者使农业成为无关紧要的补充产业吗？显然不可能。中国农业人口的工业化转换不光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完成，也不可能以这20多年的中国方式完成。这决定了中国将依然必须是众多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据稀少的土地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农田分割为豆腐块，一人一亩三分田地，别说达不到规模效益，农民就将永远就成为这块田地的奴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并必然演变为所谓的“三农”问题。70年代中期，我国推广杂交水稻之后，水稻产量已经达到亩产800斤（我们家乡就是这样），其他农业作物业也基本达到高产，离农也产出的极限已经不远了，农业自身没有太多潜力可挖，必须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在这样的前提下，改变所有制，真的是能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吗？

1980年代初，所有制问题是大学一年级幼嫩学生们的热衷话题之一，甚至是大街上擦皮鞋的也挂在嘴里的“先进思想”。这个思想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必须首先严密论证“为什么”，然后给出确实有效的“如何办”。这就是所谓科学和技术的要求，科学回答why(为什么)，技术回答how ( 怎么办)，科学和技术二者结合方有进步。今天的理论界真的已经回答对了why的问题吗？如果没有，那么对how的回答具有科学性吗？

“三农”问题出现，一个主观的原因，是我们对why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就开始搞起how来了。我们有太多的空谈家，却缺乏真正的理论家，更缺乏实践家，这是许多问题的根本。毛泽东为什么在大跃进出现“五风”作乱之后，要强令党内开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不知道在北京比到外地转悠舒服？为了搞清楚三级核算制的问题到底出在那里，他走了多少地方，反复征求意见、比较、论证，最后亲自确立以小队为基础的核算制，终于在克服大锅饭、平均主义、贫富悬殊等等对立事务之间找到平衡点。一个国家领袖居然工作做到这样细致一步，我们今天的学者可以比拟吗？他本来是一个习惯只制定战略，将战术交给战场指挥员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大跃进中的“五风”作乱，危及到党的生命，也危及到农村的改革事业（那才是真正的改革），他只好自己亲自出马。

我在昨天的《农村出路何在？》里说，合作化改造不光是一场经济革命，可比卫鞅的“废井田，开阡陌”，更是一场文化革命，改变的是几千年小农意识的恶习。没有农村经历和生活的人，是无法掂量出我这两个“革命”的分量的。现在的农民，的确很自在，可以天天无所事事，也没有人管，但也老死不相往来，夏天干活中暑死在田头，也没有人知道（这在我们家乡已经发生），人们公社里有这样的悲剧吗？文化建设在许多农村基本绝迹，农民为了摆脱后代的愚昧，就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上学，结果往往鸡飞蛋打。（有关人民公社的文化建设和经济成就，我希望以后有时间写一点东西给读者）

农村土地少，人口多，必然出现土地对人口的挤出效应，被挤出的人口，怎么办？现在的理论家开出了方子，就是解放农业户口，让他们离乡。表面看这非常人道，非常平等，非常具有现代意识。可是，解放户口农民就真能离乡吗？真离乡了就真平等了吗？别说都离乡，现在部分农民工进城后就已然引发互相埋怨：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你凭什么夺了我的饭碗？这在阶级仇恨之上再加上一个城乡人相互仇恨。其结果是农村问题没有解决，城市问题越发严重，问题出现几何级数倍增效益。

挤出的农村人口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首要的是“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农村城镇人口，这个转化还吸纳不了的，可以离土离乡异地转化，向中心城市集中。人民公社曾经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这个帖子里我只简单提出这个问题，将有帖子细谈。这里先举一个例子，看这个转化如何具有可能性，也顺便看看所有制改变前后一个侧面的变化。

我老家的一个临乡，原公社组织在镇上办起瓷器厂，后来以其为中心，发展起一个不小的产业，吸纳了许多就业者，我要是没有考取大学，一定也去那里当工人，因为有亲戚在那里。到80年代中期，就业人口达到5万多，几乎吸收本公社和临公社所有剩余劳动力，成为公社的主导产业，也成为全县主要产业之一。后来农村分田单干，各种税费都多起来，农村提留除外，大概还要交30来种我说不上名字的税费，这导致农民越来越艰难，但是乡领导、县领导的开支、奢侈、盖公家的和私人的房子，都要票子，农民那里没有指望了，就瞄上了瓷器厂。这时瓷器厂基本也都承包给个人了，没有多久，一个个厂子倒下了，到90年代中期，只有几家勉强维持。我2004年回家和一个在县税务局当小领导的中学同学路过那里，在原来欣欣向荣的地方，看到只有几间被抛弃的、破败不堪的旧厂房。我问发生了什么事，同学因为是税务局的官员，对全部历史了如指掌，就把一个一个工厂被压跨的过程讲给我听。我听后仰天长叹。我能说如何呢？

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这一点许多网友也点出了，我相信这些网友和我一样有农村背景或者曾经下过乡。在发达国家，因为是较少的人口去经营较多的土地（即使日本相对中国也是这样），农业又高度机械化了，在私有化之下，可以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完成，并达到规模效益。在我国，几亿人挤在有限的可耕地上，如何完成组织？完不成组织，任何其他做法都是新瓶装旧酒！是继续分割成小块，还是走向大联合，将决定农村的未来，也决定中国社会最终的稳定。这的确是个所有制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在所有制具有私有和公有两种内涵。

许多对农村、对人民公社没有了解的人，以为人民公社就是大锅饭，就是养懒汉。这大错特错了。人民公社仅仅只从“巴黎公社”那里借来了“公社”二字，它不是法国的巴黎公社，也不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它是地道的中国特色：一种兼具政治、经济和文化多功能的、立体化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形式。它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独创。我们可以把照搬1949年以前的和抄袭西方的东西叫做创新，却唯独忽略了这真正的创新。

知识分子如果还有国家使命感，就该把书桌摆到田间地头，工厂矿山，走毛泽东说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刁着烟卷儿、对着书本发空论的精神贵族，需要的是流血流汗的实干家。

右而左
2006-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