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奚：改革与过河

　　对于这样一个认识，应该没有多大的分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之中，最为重要的领袖分别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谈党史、谈新中国史，他们二人都是首先要谈到的，而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与差别又都是那样的明显。他们都有一些“头衔”，其中都有一个是自己认可的，毛泽东认可的“头衔”是“伟大的导师”(或者就是“导师”)，邓小平认可的“头衔”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很有意思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提出过“过河”的问题，或者说都以过河作为做事的比方。邓小平的方案是“摸着石头过河”，他讲的是改革;毛泽东的方案是先解决过河的工具问题，他讲的是工作方法。

　　邓小平的过河论，早已为世人熟知，至今还影响着中国发展的进程;毛泽东的过河论，很少听到有人谈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还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方案中，都隐含着对于“河”本身的认识。邓小平的认识是，这条河是浅的，是可以趟过去的;毛泽东的认识是，这条河是深的，无法趟过去，必须借助于工具。我们可以把河作为意象说开去，可以趟过去的河是什么样的河呢?我想，很难是指如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河吧。到过西藏的人，大约会有一点印象，就是机场所在的那一带雅鲁藏布江面，很宽阔，但不深，如果是冬季到过的人肯定有印象，江面上有很多的沙洲。我想，这样的河是可以趟的。

　　但是，就是对于能够趟过去的河，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沿着任何一条线都可以趟过去的，需要人边趟边探索，以防止陷入深水而带来灭顶之灾;也就是说要不断地迂回。问题就就出现在这里，人们如果只是注意到脚下，只是在技术上考虑“过去”，不去时时关注河对面的目标，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等人趟过去时，已经与最初的目标发生了很大的偏离。这无论如何不是过河的初衷。

　　改革、革新、革命，这些词汇并不神秘，在现代社会，它们所代表的行为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实在用不着声嘶力竭地呼喊，弄得血腥味十足;就是用温和的词语来表达，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更适宜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改革之类，是有目标的，是有前提的。如果只记住过河，为什么过，过到哪里去，这些基本的问题都忘记了，那怎么行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改革的会议，是讲两点论的，我们却时常见到一些人只讲其中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