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太光：从《读书》事件看“新自由主义”

鲁太光：从《读书》事件看“新自由主义”

对“新自由主义”要进行制度分析

乌有之乡学术研讨会
主题：《读书》杂志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迁
时间：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1308室
主办：乌有之乡书社（010-62760856）
网站：http://www.wyzxsx.com

下面是鲁太光先生的会议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老师，讲的都很好，所以，我本来不应该说的，不过，既然主持人“点名”了，那我就当交作业，简单说两句吧。
    针对《读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批评，说《读书》越办越小圈子化了，读者群也越来越小了。当然，它这个所谓的“小”，有很多问题。他们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意思，即《读书》人文色彩越来越淡。汪晖先生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导》的采访时，有一个说法，说他们所谓的“人文色彩”是“文人色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回答。我在读书的时候，因为自己是农村出身，就非常关注农村的问题。在阅读的时候，发现文学作品对农村的“表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现代文学中，在鲁迅那个时代，对农民的表现，背景虽然是黯淡的，乃至是黑暗的，农民也是无声的，但还有一张面孔存在。到了《白毛女》的时候，农民呼喊出了反抗、挣扎的声音。到了梁生宝那里时，一个健康的，清晰的，向上的，对中国农村有担当的这么一个农民形象出来了。到了80年代，到了路遥的时候，农民的脸孔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这个丰富可以借用钱老师的一个书名，叫做“丰富的痛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半包含了农民在转折时代所有的希望和绝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改革之后，农民觉得看到了希望，可短暂的希望之后，农村的瓦解，又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痛苦，像里边的孙少安，他可能通过创办农村的所谓的乡镇企业，可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他付出了自己的妻子，付出了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之后，可能稍有积累，但在不久的将来——如果大家看过潘为的《农民与市场》这本书，会发现他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乡镇企业瓦解了，他又一无所有了。他的弟弟孙少平，精神是非常的昂扬的，要过一种在精神、政治上向上的生活——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公社化时期的一个乡村教师就让他觉得很满足，可改革后现实给他的物质空间怎样呢？我觉得非常有限，他的未来，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那就是两手空空走向黑暗，他是一个失落的人。
    有人说文学是时代的脉搏，可通过阅读我知道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不是时代的脉搏了，相反，社会学或其他的学科，包括经济学成了文学的脉搏了，文学就成了一面“空镜子”，对中国农民和工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因为，在里面就找不到农民，找不到工人。我带着这样的困惑，一直就在寻找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为此，读了一些社会学的、历史学的著作。
    我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跟《读书》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每隔三年两年就对《读书》有一个花样繁多、但实质一样——搞垮《读书》——围攻。现在我想清楚了，他们所谓的“人文”其实就是‘文人“，就是他们自己。
    所以，我们不仅要看表面上讲了什么，而且还要看实质上讲了什么。《读书》讲的是什么呢？《读书》发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三农问题的文章，我觉得在当今中国来说，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人文”。我们的文学都嫌贫爱富，不再访贫问苦了，可我们还有一个思想性的杂志在关心这个问题。当然了，这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所谓的人文关怀，《读书》的这些讨论，是非常有思想性的独立性思考，是有理论建设性的。
    我想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今天上午讨论时，有的朋友说不大赞成说是“新自由主义”打掉了《读书》这个说法，我是不赞同这个朋友的说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能把自由主义，或者所谓的自由左翼/新左派当成几个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新自由主义”当成一个制度，当成一个制度设计，看这样的制度设计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后果，这样，我们才能从本质上和宏观上理解问题。《读书》讨论的这些问题，包括三农问题，包括医疗改革的问题，包括国企改革的问题，就是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的现实显现。而且，《读书》的文章，多少都有反思的意思在里边，所以，他们看来，这就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几块石头，非常重、非常大的石头，而且，如果把这个石头搬掉的话，他们的叙事就可以征服知识界，甚至征服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读书》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虽然如此，但我并不认为虽然汪晖、黄平老师不在《读书》工作了，我们就对《读书》的未来悲观失望。我还是很乐观的，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有很多事情还可以做。
    怎么做呢？我现在接触的人呀，各方面的都有，有时候跟他们交流，就觉得非常困难，包括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可能指出来一个正确的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恰恰开出了一个错误的药房。包括《南方周末》这个报纸，我觉得它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报纸，一方面在一些重点版面上“哀民生之多艰”，可是后面——一些研究性的文章——开出的药方就是继续在市场化，继续在自由主义，可这恰恰加剧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我觉得好多人潜移默化中都有这种意识。譬如现在大家都关注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大家讨论的都是“模式”问题，什么德国模式呀，什么美国模式呀，可是这个“模式”里边，有权力、有金钱，可从来就没有“人”，特别是没有工人和农民。那么我就想问了：你的“模式”里，没有“人”，只有金钱、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话，你谈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读书》的攻击，说它是新左派的，如果从数量上来统计的话，那么发表的这些他们命名的所谓新左翼的文章，我觉得这十一年中如果能占到10%的话，我觉得就已经多了，所以它这个攻击从统计学上来说是站不住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考虑，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恰恰呢，他们不希望讨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有时觉得汪晖老师和黄平老师挺孤独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两天在网上搜，在《21世纪经济报导》，包括在《中国青年报》上讨论的时候，汪晖老师一再强调说，我们《读书》十一年来讨论的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诸位先生们，请你们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要用口水，不要用所谓的人事攻击来搞一些无聊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想讨论的恰恰不是“问题”，他们就是要搞一个军事行动，甚至一个政治行动。所以我觉得我们再这样跟他们讨论问题，再这样呼吁的话，没什么大必要。
    我有点讲乱了，还是回来，讲《读书》被整倒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问题。我记得今天上午张承志老师在这儿，我记得他原来有一个给他的伊斯兰朋友的演讲，大概叫《临夏演讲》，他在这个演讲里向他的伊斯兰的朋友提了一个问题：针对美国的不义，针对社会的不公，你们做了什么没有？你们上网了吗？你们发出你们的声音没有？……我觉得，在《读书》这个事上，我们也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回答太少了，尤其是通俗晓畅的回答太少了。现在网络上、媒体上流行的，大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我昨天晚上12点的时候上网搜了一下，关于《读书》这个事件的评论是寥寥无几，几乎没有，有的只是《乌有之乡》上面有一些文章。这反应了什么问题？这反映了我们的现实很冷漠。我们要打破这个冷漠的局面的话，就要发挥自己的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座的有很多老师，那么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讲台，我觉得你们的讲台，不要封闭，不要只针对自己的博士、硕士，你们要给本科生讲课，要给理工科的学生讲课，你们要去演讲，要把那东西普及化。现在特别需要走出书斋，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并且走出自己的岗位去宣传，去启蒙。因为毛主席说得好呀，有一块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个真理。新自由主义在今天之所以这么有市场，就是因为他们能说，会说，敢说。说来说去，他们就垄断了意识形态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赶一个工作任务，我昨天晚上一晚没睡，今天中午又喝了点酒解乏，就糊里糊涂地说了这些话，如果不妥的话，请原谅。
    谢谢。

（李北方《南风窗》的记者——插话：你刚才说不同意什么用自由主义的那个，是不是说的是我呀。）
也不是，咱们是讨论问题，不针对人。今天上午汪晖老师一直讲的一个问题是现在的统治模式改变了，我觉得我们应该重点思考这个问题。关于“新自由主义”，你刚才指的大概是几个人，最多说的是一种思潮，可我觉得这是不准确的，我认为它是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包括今天对《读书》这个事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也是很“成熟”的一种处理方式，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在一件事情上的具体显现。我再强调一遍，我们要看某个人/集团倡导思想，而不要就人论人，因为太具体、太人事化了，对制度的分析往往被忽略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