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忧思录

中国劳工忧思录

   
    2005年 11月10日，当1900万中国纺织工人刚从中美之间长达半年的谈判拉锯战中解脱出来，准备松口气时，在解决中欧纺织品“压港”问题中扮演“关键先生”的瑞典工商和贸易大臣托马斯•厄斯特罗斯发出了忠告：“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提高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否则，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就会因此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很多西方人会觉得中国是靠低工资和超工时来进行不公平竞争的。而这本身也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侵害。”

    11月18日，国家劳动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撰写的《我国人工成本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同样指出，随着近年来我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我国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继续采取低工资、低成本进行国际竞争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状况对改善员工福利已经“没有帮助”，这样的增长方式“必须做出改变”，否则“明显有悖于和谐社会的理念。”
   
     “血汗”支撑增长
   
    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挤压了劳动者合理的劳动待遇、像样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形成的。“拖欠1700多名员工工资，共计480多万元。”今年9月22日，佛山市尚亿鞋业有限公司为它的残酷受到了惩罚：这一天，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全国率先披露了省内20家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企业，并将其“罪行”公之于众——除了像尚亿这样拖欠工人工资以外，超时工作、非法收取押金、招用童工等也在其列。
   
    媒体在报道这些企业时，形象地冠之以“血汗工厂”的称谓。调查显示，这20家受到谴责的“血汗工厂”，主要集中在建筑建材、纺织制鞋、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令人尴尬的是，正是这些行业让“中国制造”名扬天下，并使中国贸易顺差屡创新高。
   
    在中国，这些行业的员工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数据，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
   
    但社会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让广大的产业工人受惠。如果说“血汗工厂”还只能算作个例的话，《建议》中的数字无疑具有普遍意义：1998年到2004年我国人工成本（包括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用、职工福利费用及其他人工费用）平均每年递增6.4%，而同期国内人均GDP增幅平均每年11.4%。
   
    《建议》还特别指出，如果考虑到不同行业人工成本增长参差不齐，如石油化工、煤炭冶金等行业的人工成本远远高于人均GDP增幅的情况，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工成本增长更为有限。
   
    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也几乎达到了极限，《建议》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相当于美国的2.2%、日本的2.1%、德国的2.8%，即使与同为转轨国家的捷克和波兰比，也仅为其15%～20%。
   
    其实，这样的数据很难用“优势”来形容。年初公布的统计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在600元左右，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如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工实际工资是下降的。以至于有人戏谑，现如今的民工“儿子”还比不上12年前的民工“老子”有钱。为了多挣一些钱糊口，农民工只能选择加班。调查数据显示，该地区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者占46%，没有休息日者竟占47%。正是迫于生存压力，使超时工作、各种职业伤害的出现屡见不鲜。
   
    就业压力压制待遇期望
   
    改善员工福利，提高员工工资，看来势在必行，可这往往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日前就指出：“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也就是说，我国就业市场“僧多粥少”的现状决定了如果按照市场规律，工人的各种待遇很难得到提高，就业的压力打消了农民工对优厚待遇的“奢望”——“有个活儿干就不错了。”
   
    广东丰泰是美国耐克公司在中国的一家代加工厂，多年来，大多数耐克运动鞋都是由耐克公司下单，丰泰代加工的。但今年以来，耐克却把许多本该给丰泰的订单下到了越南，不但大规模扩充在越南4个加工厂的生产线，还投资1600多万美元在越南新建一家工厂，并计划到明年年底，把越南建成耐克公司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耐克从“中国制造”转而他去，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越南的工资比中国更低。
   
    不光是越南，印度的工资成本也低于中国。据11月22日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美国默瑟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95%的情况下，中国工人挣得比印度同行多。在同等劳动强度下，中国工人每年比印度多挣500美元。而管理人员年薪甚至比印度高出一倍多。对于那些想要迁往国外的企业来说，印度比中国更具吸引力，至少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如此。
   
    多年来，廉价劳动力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尤其是大城市更为明显。美国所罗门公司亚洲首席经济分析师丹•汉纳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在中国某些地区投资的劳动力成本因素正在消失”。他认为，当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劳动力成本会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德国《财经时报》报道称，从1998年至2004年，中国平均工资的年增长率在8%到12%之间，高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同期水平。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但一直在上升，相对与其他亚洲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不断缩小。
   
    既然市场很难自发改善工人待遇，那就需要政府部门改变认识，“出手”改变现状。但很多地方政府往往认为，似乎中国的经济正是靠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这样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贡献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这些工厂的加工模式大多是“两头在外”，原料和销售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无法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因此，靠低工资以获得竞争力、保持庞大的低收入人群以增加积累，虽能获得暂时的经济增长，但决非长久之计。
   
    表面上看，劳动力价格超低对出口贸易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实际上这样的吸引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的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滑坡。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中国的低工资策略只能不断把很多低附加值的工业吸引进来，不仅利润级低，还受人指责。
   
    这是典型的“赔本赚吆喝”。在今年的纺织品贸易争端中，中国纺织品被指责“扰乱”了西方市场，可事实是中国只赚取了10%左右的来料加工费。在贸易摩擦中，实际上是我们一边在不断地“补贴”全球，一边还得不断为西方国家受到的少部分损失埋单。
   
    劳动力价格优势依然存在
   
    虽然成本在不断增加，但说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已经丧失却显然为时过早。首先，中国有1.5亿剩余劳动力，可随时进入劳动力市场；其次，尽管中国劳动力素质偏低，但新生劳动力中80%以上都接受过正规培训；其三，境外贴牌生产加工或使用中国劳动力存在一个使用惯性问题，跨国公司要把生产加工厂转移到别的国家还需要一段时间，更何况，与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处在相当低的水平。目前，德国一个工人每小时工资约15欧元，而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还不到德国的1/20。
   
    据日本通商白皮书发表的数据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为4%，而中国则为3.5%。这说明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涨，但从亚洲的整体水平上来看依然处于较低的位置，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日本以及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而且也低于整个亚洲的平均水平。
   
    最近，韩国全球经济研究院(IGE)对在中国的58位韩国企业人士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只有33%的企业家称投资中国是为获得廉价劳动力，而有52%人称投资中国是为了获得市场。这一结果从一个方面表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虽然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中国劳动力与市场优势的结合，仍然对国际资本有强大的吸引力。虽然越南、印度等国也以廉价劳动力等优势吸引外资，但在许多方面并不能替代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以技术含量取胜的韩国企业不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就放弃对中国的投资。
   
    对于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而言，人工成本的上升未必是坏事，关键要看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有多大。在有些情况下，人工成本上升，反而会促进企业创新，提高员工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最终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而且跨国公司在决定建厂地点时通常要全面审视，对比人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素质、科研开发水平等因素，劳动力价格并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因此，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给吸引外资带来的困难，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劳工标准壁垒的潜在威胁
   
    当然，我们还应有所准备的是，西方国家可不会体谅我们的苦衷。在他们眼中，只认定一个事实——中国制造业产品价格之低，很自然地被认为“简直不符合商业逻辑”，甚至带着一种“野蛮竞争”的痕迹。抓住这个把柄，使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使用的“大棒”——像劳工福利这样的无形壁垒，很可能成为未来国外制裁中国产品时普遍使用的“软刀子”。
   
    从近年的情况看，无论是纺织品还是皮货皮具，中国商品受到的限制似乎与“社会责任”、“劳工福利”这样的词汇关联。其实，这并非因为他们没有打算，而是因为“时候未到”。
   
    在中国为了加入WTO而做出的战略性“妥协”中，存在着三大不平等条款：在2008年以前，可以对中国纺织品服装产品实行特别保障措施；在2013年之前，可以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对该成员同行造成威胁或者造成市场扰乱为借口，对中国产品实施特保措施；直至2016年底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则为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提供了依据。在这些条款的有效期作废之前，WTO成员国自然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而不用相对难于界定的“社会责任”壁垒。
   
    然而在这些传统贸易壁垒减少之后，这些新的技术壁垒一旦实施，我们建立在低水平劳工成本基础上的竞争能力将大大削弱，长期以来我们引以为豪的“廉价劳工”优势将不复存在，从而给我国制造业以极大杀伤力。
   
    以目前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遍实行的社会责任认证标准SA8000为例，标准要求“公司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及短期业务需要时不得要求加班，每周加班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且应保证加班能获得额外津贴。”而在深圳，大多数工厂的农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右，均超出了要求。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76%的人在节假日加班时从未享受过国家规定的加班工资。
    而社会保险方面我们欠缺的则更多，我们的养老保险总体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仅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
   
    目前世界上劳工标准壁垒以单边为主，但很多发达国家正谋求将其写入WTO的多边协议当中，以获得更多贸易保护主义的机会。这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抵制，认为WTO不应将社会政策与贸易政策混为一谈。虽然近期将社会责任条款写入WTO的可能性不大，但面对贸易摩擦的压力，现在已不能再熟视无睹，要化被动应付为主动调整。
   
    提高工资该是其时
   
    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提高工人工资对解决经济和社会所出现问题具有非凡的意义。
   
    2004年以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一些地区所出现的民工荒，已成为一个局部地区的经济问题。出现民工荒的原因很简单，主要就是来自打工者的福利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到，新一代的打工者，已是中国打工大潮中的第二代了，他们的父母亲作为第一代打工者，很多已不能再继续打工，然而第二代打工者几乎还沿袭着他们上一代的打工路线，收入、福利、各种条件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却在突飞猛进。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今年以来，关于“穷人经济学”的话题备受关注，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现今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必须要解决如公平等很多现实中绕不开的重要话题。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成果，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企业而言，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家而言，如何来重新审视提高工人工资问题，现在看来已远远超过提高工人工资这一现实问题的本身。民营企业在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在做强做大的前提下，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如何向管理要效益，如何提高产品附加值，如何拥有自我知识产权，如何摆脱过去粗放性的经营等等，现在看来还沿用低工资、靠加班加点，靠消耗能源，靠资源的浪费等原始的创造财富手段，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工人工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加快中国民营企业的转型，使得中国民营企业有个更高的发展起点，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
   
    2005年以来，关于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双方经过七轮磋商才最终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在这起贸易争端中，总的来看，我们主要还是就事说事，没有从更深层意义上来进行多方位反思。日前，瑞典工商和贸易大臣托马斯•厄斯特罗斯说：如果不改善自己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就会因此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很多西方人会觉得中国是靠给工人低工资和超工时来进行不公平竞争的。而这，本身也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伤害。应该说，事前我们没有从这一角度去深思，因而“授人以柄”。
   
    事实上，提高工人工资的多重意义还决不止此。该是决策者作出决断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