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遗余力推销普世价值为哪般？

自从“民主精英”们创造了“普世价值”这个的名词以来，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其中不仅广大网民踊跃参与，国家社科院和中央党校的学者也高调参与其中，从而使普世价值之争远远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如曾任中央党校教研室主任和图书馆馆长的杜光在2009年第3期《改革内参》上发表了《反普世价值旨在反政改》一文，认为“普世价值争论实质是改革与反对改革之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在《毛泽东所谓“没有抽象的自由民主”是错误的》一文中也认为“否定普世价值必将给我国带来巨大的危害和灾难，因而也是我们所绝对无法接受的。”（以下王的引文均见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2817） 但是，在“民主精英”高调唱盛普世价值的热闹场面中，也不乏拙劣的诡辩之术和盲目的瞎咋呼之音。如下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很值得商榷的：　　

第一，以毛泽东东关于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论为依据，肯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如王占阳说：“没有某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就没有某种事物之本身。而有了某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则就有了某种事物之本身。譬如，如果一台机器沒有汽车所特有的共同本质，它就不是汽车。反之，如果一台机器拥有了汽车所特有的共同本质，它就是一台汽车。 同理，只有拥有了自由民主的共同本质，才会拥有具体的自由民主之本身。”但是，恰恰相反，这一论证的结果在现实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事物的普遍性或共性是人们逻辑思维的产物，是从许多事物中归纳抽象出来的共同属性。它不能离开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而存在，更不是“有了某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就有了某种事物本身”。事物的本质是区别与他事物的根本属性，并不完全等同于事物的一般共性，它往往被各种现象所掩盖。如“橘生淮北则为枳”，虽桔子的本质基因一样，但环境这个特殊性决定了你要保持桔子酸甜味的“共性”变得不可能。而各种汽车你要合法生产并在公共道路上行驶，非得有不易互相混淆的的品牌商标，还得有区别于其他车辆的统一编号等，否则就有侵犯知识产权或违法行驶的可能。因此只求共同性而无视特殊性的“汽车”，不可能产生商品价值和社会意义。同样，只求民主的普遍共性而不考虑实际相适应的环境，这个民主肯定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王占阳又说：“不包含自由民主共同本质的所谓‘具体的自由民主’，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而只是挂着自由民主招牌的另类。”但是，谁有资格来定义这个“共同本质”呢？毛泽东说“抽象的自由民主是不存在的”，显然仅是指现实中的不存在，并非观念上的不存在。而王占阳讥讽毛说的是“废话”；认为普世价值不是事物的抽象与具体关系，而是共性与具体的关系，因此认为抽象的东西现实中当然不存在，而共性的东西是必须在在现实中存在的，否则就不属“同类”事物了。　　

但是，作为王占阳这样样身份的人,总不可能连抽象与共性是什么关系都不懂吧？试问未经过抽象何来共性？抽象作为思维过程，它的工作对象和结果只能是客观事物的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存在的共性与抽象结果的共性是不可能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必须通过后者来反映），否则也就不称为抽象了。　　

如：当众多的不同种类的树木生长在一个地方时，树木的共性才能形成森林这一抽象的概念。这里的“森林”是不能离开具体的树木而存在的，相反具体的树木却可以离开森林而单独存在。从现实意义上说，这个“森林”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具体的树木才能根据实际需要产生使用价值。因此，抽象地说共性必须在现实中存在倒更像一句废话。　　

毛泽东说“没有抽象的自由民主”，也指绝对的自由民主是不存在的，任何自由民主必然要受到不同历史环境条件的制约。如至少目前对自由民主就存在着五花八门的主张。如：少数服从多数、多党制、选票直选国家领导人、分层次的间接选举等，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衡量是否民主的标准，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民主、不要法制的无政府主义是最大的自由等。所以，追求人类历史领域自由民主的“共同本质”，其复杂性远非自然界生物的活动规律可以比拟的。它不仅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更是取决于经济政治利益驱使下的话语权使然。　　

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报告《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要“利用一切可行方法和手段帮助尚未达到民主标准的国家建立民主政府。”该报告把推进民主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最核心内容，并把世界分为“民主的”和“非民主的”两部分。可见在美国政治家那里，“民主”成了政治工具或战略手段，与所谓的“非民主”国家之间是绝不可能有“共同本质”的。尤其这个“民主的”与“非民主的”标准，不可能是真正“民主”意义下制定的标准，而只能是强权政治的产物。　　

第二，认为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已经承认普世价值，以此作为肯定普世价值的直接政治依据。温总理在2007年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段话被许多主张普世价值的人视为至宝，一再引用。但是，如果“民主精英”们手中的普世价值确实也是这样的内涵，那还有什么必要为它喋喋不休呢？静候普世价值的佳音就是了。显然问题的实质是，承认不承认普世价值不是他们的目的，而只是一个发难的借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追求并在不同程度实践着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措施，与他们手中经常当作棍棒挥舞的“普世价值”是有着根本不同内涵的。他们需要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标准”。因此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别有用心的“民主精英”们以国家领导人肯定了普世价值，是向世界作出了实践它的“承诺”，纯属混淆是非的烟幕弹而已；而对有些盲目瞎咋呼的人们来说，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意淫之梦；试问世界上有谁接受了这个“承诺”？　　

“民主精英”们不遗余力地挑起普世价值之争，实际上是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反映，他们从既得利益出发，为适应鼓吹极端民主化政治的需要，早已把普世价值作为棍子、帽子在使用了。对反对、揭露他们背后的不良企图者，无不被戴上“反对改革”、“走文革老路”、“与中央唱反调”等帽子，并不惜极尽围攻、诽谤之能事。这种靠诡辩术和棍棒开路来推销的普世价值，如能给人民大众带来什么福音，岂非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