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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洲:关于房价暴涨与都市畸形繁荣

火烧 2009-11-19 00:00:00 时代观察 1025
文章分析房价暴涨与都市畸形繁荣现象,指出热钱涌入、政府卖地动机及外汇占款对税收的影响,探讨房地产投机与资源浪费问题。

关于房价暴涨与都市畸形繁荣

近年来,尤其最近几个月,因美元面临严重贬值,境外热钱大量涌入我国,以赶在美元崩溃前抓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而导致我国房地产和股市的疯狂炒作和畸形发展,形成了房地产和股市不断高涨的投机性需求。从而使各级政府能以不断攀升的价格卖出土地。

正如网友们指出的那样,各级政府追求高额卖地收益,是房价暴涨难以抑止的内在原因。政府不去遏制热钱的大量涌入和房地产金融投机,却利用此机会高价卖地,甚至要将大量农用土地变成建房用地,18亿亩耕地的红线已名存实亡。北京已规划到8环,很快将突破3000万人口,浙江也在规划“盘活”大批农用土地进入城市房地产开发市场。各地也大都如此……

我们的财政开支中行政管理经费比例高居世界第一,接近20%,高出美国近一倍,高出其它发达国家好几倍[注1],我们有着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公仆们挥金如土,钱从哪来?从税收中来吗?不错,我们有着极高的企业税率,税收增长的速度也大大快于经济增长。但我们杀鸡取蛋似的财政税收却并未都用在正地方,而是主要用于对冲外汇占款(银行买进外汇放出的人民币)。何以见得呢?因为央行为对冲外汇占款放出的央票和发行的国债,统统都是借债,都要还本付息,每年靠发新债还旧债能变出财富来真正对冲外汇占款吗?根本不能。因此,巨额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只能靠税收来真正对冲掉。而我们每年的顺差(相当于外汇占款)也是基本与增值税相当,可以说,我们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都填了这个财富黑洞了。

外汇占款之所以会产生通胀因素,是因我们的外汇主要没有用来进口金银、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有用保值物资,而是给美国人白使(美债的利息收入赶不上美元贬值的速度)。靠税收填上这个财富流失的窟窿,等于将我们杀鸡取蛋的税收交给美国人白用。美元如果崩溃的话,我们的二万亿美元财富(等于历年积累的增值税收)就彻底贡献给了美国。

由于税收大部分都以增值税形式由中央拿走填了外汇占款这个因财富流失产生的窟窿,因此,各级政府巨额的行政管理费开支,只能从政府卖地、卖国企(包括银行)、以及各种各样的执法钓鱼及寻租中来。政府垄断着土地,通过卖地收取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无疑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当前腐败发展势不可挡的形势下,公仆们视这些“自己”划拉来的国家人民财富为自己“可支配的收入”,而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政府强烈的卖地动机形成的房地产畸形繁荣,造成资源、土地配置严重失衡,城市空房大量增加和农用土地大量减少造成触目惊心的巨大浪费。城市周边瓜果蔬菜用地急剧缩小导致农副产品价格大涨,(北京今夏西瓜已涨到每斤一元以上,而前年还只有4、5毛钱。)水资源(尤其北京和整个北方)将很快枯竭,环境污染及各种环境灾难将迅速发展而难以控制。

城市一旦超过百万人口,其交通、环境、供水、排污、供电、供热、供气、商品流通、副食及果蔬供应等各个系统都会变得非常复杂,其成本费用将影响居民各方面生活费用都大大上升(终将导致超大城市丧失其经济竞争力),市民生活质量也会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大大下降。大城市比小城市交通更堵塞,污染更严重,房租更贵,商品尤其副食和果蔬要经几级批发,不但价格更贵,而且果蔬新鲜程度不及小城市。因此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不适宜居住,居民平均寿命也短于小城市。尤其当水资源面临枯竭而导致荒漠化,或人们没有了非在大城市生活不可的理由后,就将移居更适合居住生活的地方(如中小城镇)。被遗弃的超大城市,就将如现在的底特律等,成为堆满了建筑物的片片死城……

    总之,如此盲目而畸形的大城市化发展,造成资源配置严重紊乱,因此而产生的巨大浪费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环境灾难。我国美丽的山河也将因此而满目疮痍残破不堪。

笔者与众多网民都曾建议过应规定每户(或每位)居民的最高住房面积(或套数)等标准,超过标准的住房应缴税,以遏制房地产畸形发展及因此而导致资源土地配置紊乱失衡造成的巨大浪费。显然这些意见因与公仆的利益相矛盾而难以实行。

中国之所以能有较强的经济竞争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经历过彻底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地主阶级及其地租收益,政府掌握土地资源,新中国的产品因不含地租收益而价格低廉。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彻底改变了,政府的地租收益将大大增加我们一切产出的经济成本,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最终必导致物价全面上涨,我们的产品将因此变得昂贵,人民生活费用必大大增加。而这不过是巨额民族财富流失必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组成部分。(税收给美国人白使只是全部民族财富外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地租重新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负担,这也是中国民主革命成果丧失殆尽的一种表现。

当前,要想彻底扭转目前这种可怕的大城市化进程,除前面提到的应规定每户(或每位)居民的最高住房面积(或套数)等标准,超过标准的住房应缴税外;还应着重发展农村及中小城镇,以使城市化进程走稳妥健康的发展道路。但这些能否实行似乎主要不在于技术方面而更多地取决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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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见何翔舟 万斌《中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性评价:1978年以来行政管理成本支出的实证分析》2008年11月17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网站http://www.crifs.org.cn

杨芳洲

200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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