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耿仲琳等谈西路军问题

看《兰台稿存》怎样揭开西路军西渡黄河的真相

 ——访老共产党员、党史专家耿仲琳

 　　中红网北京2007年1月23日电
 　　裘珍：您是党史专家，但知名度很低。
 　　耿仲琳（附一）：对，很对！
 　　裘珍：您有研究成果吗？
 　　耿仲琳：有一点，收在《兰台稿存》中。
 　　裘珍：这是怎样一本书？
 　　耿仲琳：田逢禄编的，凝固了中央档案馆一群“无名英雄”的心血……（附二：《兰台稿存》书的封面、封底，包括本书的作者姓名与他们的照片）
 　　裘珍：您能介绍一下她的内容吗？
 　　耿仲琳：头绪纷繁，不知从何开始？
 　　裘珍：拣富于新闻性的话题说。
 　　耿仲琳：“新闻”、“旧闻”是能转化易位的。拿《张国焘被捕叛变问题的材料》为例，这全是“旧闻”，但对当今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新闻”了！是“公开”的“秘密”，是认识张国焘的珍贵史料，不可不读，不能嫌长！
 　　裘珍：目前，社会上特别是网上对张国焘与“西路军”问题的议论混扰不堪，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耿仲琳：请您向读者推荐一篇《清算张国涛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涛错误问题的情况介绍》（见"中红网"的"史海秘闻"栏目），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基础材料。它为明矾，可澄清混水。
 　　裘珍：对于《兰台稿存》，您还想再说点什么？
 　　耿仲琳：这是一部红彤彤的宝书，是咱仨（田逢禄、齐得平、耿仲琳）自费印制，只印了450本。那年那月当中谁给出版？齐得平《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附三）和《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范例》（附四）两文，应当联系起来读。它说清了毛主席和张国焘的路线是针锋相对的，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产生了不同的两条路线：毛主席“停止南敌”，打，用“打”来争取抗日民族战线的形成；张国焘“全军西渡”，跑，盲目地“跑”，结果葬送了两万红军。齐的这两篇文章，把张国涛与“西路军”问题的核心抓住了，通俗易懂！
 
 
 　　附一：耿仲琳，辽宁辽阳人，1926年生，中共党员，1951年至1953年在中宣部干训班学习，1954年任东北局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至1958年任曾三的秘书，1959年至1961年任《档案工作》编辑，1961年至1965年在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学习；“文革”在“五七学校”劳动10年，后回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0年离休后帮助吴瑞林出版《回忆录》五部，主编《吴瑞林将军纪念文集》，近四年著《李贺歌诗愚解稿》。

　　附二：

封面照片是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常委合影。自左至右为：朱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

此书汇编田逢禄途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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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三：关于西路军问题一封关键电报的考证

 齐得平

    [摘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这份电报是张国焘盗用了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的。张国焘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兜售其逃跑主义路线，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这份电报需要鉴定和诠释。请看电文：
 
    “中央军委、贺、任、关、刘、徐、陈：
    甲、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乙、我们的意见：
    一、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王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
    二、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三、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固线以南活动，可维持较宽活动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挡胡敌前进作用。究以何者为宜，上述三点请中央军委指示。
 丙、纲领：
    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略）目的。
 丁、布置：
    一、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左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二、二方面军除四师向七营开进，接替一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之马营和其西之靖西、安州为重点，组成若干支队，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原一带，为有力之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峰镇在我手中。该军目前部署、当面敌情、地区情况，应否经常电告。该军应设法吸引敌人于自己阵地前方，如敌不进应在海固直到西兰大路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情形适应以运动防御迟滞之。
    三、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附近之七十五师，应俟二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
    戊、上述任务约于十一月十七号前完成，执行方法，另以个别命令指示之。关于政治、军事、对内对外各项工作，仍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电所指示继续执行。诸同志有何意见，请即电告。
 朱、张、彭”
 
    经考查，这个电报的作者只是张国焘本人，其内容与中央的战略决策相反（中央要打他要走）。张国焘盗用了朱德和彭德怀的名义。
    当时（10月22日）蒋介石已到西安督战，毛炳文、王均、胡宗南等部，正由南向北大举进攻。张国焘上述电文表明，在他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此外别无出路。他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来兜售其逃跑主义的路线，引诱红军走入歧途。可是，张国焘的算盘和伎俩，没能逃过毛泽东的明察。毛泽东看过张国焘的电文，立即（10月26日21时）打电报给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这也就是说张国焘以“宁夏战役”为名，实际上是避战逃跑。彭德怀随后（10月27日）给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电，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了：
 
    “甲、大帅（指张国焘——笔者注）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德怀上述电文中的“发后才给我看”等文字，明确无误地澄清了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电乃是张国焘盗用朱、彭名义的“一种阴谋式的”行为。
    中央的正确决策同张国焘的避敌退却是泾渭分明的。事情很凑巧，恰好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等，提出“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然后再集中向北。这才是中央正确的决策。彭德怀电文中的朱德等同志“拥护中央”，说的就是拥护中央“击破南敌”的英明决策；说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指的也就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引自1936年12月毛泽东所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引自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的谈话。
 
 　　“聂、左部队已将毛炳文、许克祥包围起来，通知张国焘前来协同聚歼。谁知张国焘竟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以组织岷(县)洮（临洮）西战役为名，擅自带领左路军仍旧向西撤走，准备去青海西宁。后因部队不满，而且渡河困难，张国焘只好将部队又拉回来。 但张国焘野心不死，竟又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过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过来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的部队，照他的预定计划，西进至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但终于遭受失败。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能够发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下挽救四方面军，对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工农红军，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引自刘伯承《回顾长征》一文（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裘珍收集）

附2 关于西路军问题一封关键电报的考证

 　　[摘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这份电报是张国焘盗用了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的。张国焘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兜售其逃跑主义路线，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这份电报需要鉴定和诠释。请看电文：
 
　　“中央军委、贺、任、关、刘、徐、陈：
 　　甲、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乙、我们的意见：
 　　一、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王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
 　　二、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三、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固线以南活动，可维持较宽活动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挡胡敌前进作用。究以何者为宜，上述三点请中央军委指示。
 　　丙、纲领：
 　　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略）目的。
 　　丁、布置：
 　　一、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左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二、二方面军除四师向七营开进，接替一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之马营和其西之靖西、安州为重点，组成若干支队，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原一带，为有力之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峰镇在我手中。该军目前部署、当面敌情、地区情况，应否经常电告。该军应设法吸引敌人于自己阵地前方，如敌不进应在海固直到西兰大路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情形适应以运动防御迟滞之。
 　　三、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附近之七十五师，应俟二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
 　　戊、上述任务约于十一月十七号前完成，执行方法，另以个别命令指示之。关于政治、军事、对内对外各项工作，仍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电所指示继续执行。诸同志有何意见，请即电告。
 　　朱、张、彭”
 
 　　经考查，这个电报的作者只是张国焘本人，其内容与中央的战略决策相反（中央要打他要走）。张国焘盗用了朱德和彭德怀的名义。
 　　当时（10月22日）蒋介石已到西安督战，毛炳文、王均、胡宗南等部，正由南向北大举进攻。张国焘上述电文表明，在他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此外别无出路。他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来兜售其逃跑主义的路线，引诱红军走入歧途。可是，张国焘的算盘和伎俩，没能逃过毛泽东的明察。毛泽东看过张国焘的电文，立即（10月26日21时）打电报给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这也就是说张国焘以“宁夏战役”为名，实际上是避战逃跑。彭德怀随后（10月27日）给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电，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了：
 　　“甲、大帅（指张国焘——笔者注）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德怀上述电文中的“发后才给我看”等文字，明确无误地澄清了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电乃是张国焘盗用朱、彭名义的“一种阴谋式的”行为。
 　　中央的正确决策同张国焘的避敌退却是泾渭分明的。事情很凑巧，恰好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等，提出“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然后再集中向北。这才是中央正确的决策。彭德怀电文中的朱德等同志“拥护中央”，说的就是拥护中央“击破南敌”的英明决策；说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指的也就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耿仲琳、焦成毅供稿）

附3 关于“西路军”怎样渡河的探讨

    西路军问题现在搞成了一笔糊涂帐。本来是明明白白的问题，竟然搞得一塌糊涂，使人啼笑皆非。
    明明是张国焘蓄谋过河，硬要说是“中央军委指示”，“中央军委命令”。中央何曾有过这个“指示”，哪里有这个“命令”，能拿出来吗？牵强地把中央《十月份作战纲领》说成是渡河的“指示”行吗？《纲领》是1936年10月11日下达的，明确规定：“十一月十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四方面军以一个军……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628-629页）为什么十月二十四、二十五号就匆匆忙忙地渡河呢？而且是要整个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过去了三个军加总部，还有两个军由张国焘率领，走到距河边几华里处被胡宗南堵回来了。《作战纲领》哪有这种精神，这种“指示”？至于说“命令”更是拿不出来。专门翻这个案的人，征引了许多中央指示造船的电报，但是他们无法引出中央命令渡河的电报。事实上中央军委渡河命令是没有的。唯一的似乎可以鱼目混珠的电报是1936年10月25日张国焘、朱德、彭德怀联名的电报。有人就是拿来这个电报蒙人的，在文章中摆出来的“命令”就是这个电报。按照这个电报所说的徐陈提议，不独四方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主力也要统统赶快渡河。这明白的是张国焘的逃跑路线，决不是中央军委的意图。1936年10月24日毛泽东即致电彭并朱张、贺任、徐陈，指出“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632页）。10月25日中央军委致红军总部和一、二、四方面军电，再次指出“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634页）这和全军西渡决然不同。何况毛泽东看过25日张朱彭联名的电报以后，10月26日21时即致电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毛泽东年谱》上卷602页）为什么说是鱼目混珠呢？有张国焘，有朱德，又有彭德怀，这样的联名的电报，还不可以称“命令”吗？可是历史不容混淆：彭德怀10月27日给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的电报中严正申明：“前二十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可见，这个电报是张国焘的假冒伪劣产品。
    经有人这么一翻腾，《毛选》注释也被修改了。原注是说：西路军渡河是根据“张国焘命令”。现在完全倒过来了，把西路军渡河说成是“奉中央军委指示”，把失败的原因说成是“敌众我寡”（有人强调是中央指示多变）。多少懂点逻辑，稍有军事常识的人，能够接受这两种说法吗？中国工农红军从它产生之日起，不就是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吗？如果按这种逻辑红军还能生存发展吗？至于所谓中央多变就更离奇了。谁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两万多队伍打光了，能赖中央指示多变吗？他们是唯唯诺诺者乎？敢于不经中央独自作出XXX、XXX离队的决定，为什么别的决定就不敢作？真是令人不可思议！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是这样说的：“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167页）不从主观上总结真正的经验教训，能向后人交代过去吗？
    我们认为，西路军问题是张国焘逃跑路线的产物，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档案文献俱在，历史的真实必须维护，中央有关的正确的决议必须遵循。我们认为，《党史》中有关西路军部分，应按照历史本来面貌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