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头脑发热：只顾炮击金门，不管“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毛泽东头脑发热：只顾炮击金门，不管“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二

              杨连旭

            （2006年5月7日）

    在判定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这从表面上看应该是在赞扬毛泽东呢，可实际上却是在移花栽木给毛泽东栽赃呢！

                            （一）

    这个决议的这样表述，不仅严重违背史实，而且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就是说：

    毛泽东必须对1958底以前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负有主要责任。

    至少也有这样的误导之嫌！

    可事实是，此前的毛泽东还根本无暇顾及“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呢。

    对此，这个决议却只字不提。正因如此，自然也就产生了让全社会都感到这样一个错觉的效果：

在1958年底之前，毛泽东也是正在头脑发热、忙着“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直到1958年底他这才开始冷静清醒了些。

不然，1958年底以前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察觉、不出来纠正“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呢？

是啊，1958年底以前毛泽东他去干什么、忙什么了呢？

原来他是带着林彪、叶飞等一干大将去运筹帷幄、炮击金门了！

这可是事关国际格局和国家主权、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1957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毫不掩饰地道出了美国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

从这年12月起，美国先是中断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继而怂恿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破坏，妄图通过制造既成事实把台海两岸的分裂状况永久固定下来；

   为了明确中国的领海主权、保护统一台湾的主权、支援中东地区反美革命、摸清美国对华政策的虚实、奠定国内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决定炮打金门。

   铁路修通、机场建成，

   空军转场、空战制空，

   炮兵进驻、海军准备，

   陆军预备、民兵配合，

   蒋军活动、美军动态、苏联反映，

   各国变化、国际局势、领海法律，

   ……

    那是千头万绪的！

炮击从1958年的8月23日下午17时30分开始，至10月25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宣布对金门“逢双日不打炮”，“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策略，从而避免台湾孤悬海外，成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的借口后，方才告一段落。

这场斗争是国际国内军事、外交、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综合较量。

由此可知，毛泽东不能不全力以赴。

    刘邦和项羽在前方争天下，把后方交给萧何经营、发展经济、供给军需。

    如果萧何“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横征暴敛导致了民不聊生的话，

    那么要说刘邦有责任，也只能是用人不当，却总不能说刘邦是横征暴敛的始作俑者吧！

                                            （二）

事实是，一旦前方战事放松，毛泽东有了时间了解情况，马上就敏锐地察觉到并立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始纠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

1958年10月25日金门炮战刚告一段，毛泽东即从1958年11月2日开始至10日，就召集部分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他指出：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他强调：

“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  

“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1958年11月21至2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于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会上作了讲话。他指出：

“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

“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

他强调：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

“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

期间，11月25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教训中》强调：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察觉之快、认识之深刻、纠正决心之大！

                              （三）

其实，至少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经开始了注意预防以农村农业为主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了！

就在这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

“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

同时，他还特别强调：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

“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

这就证明：毛泽东对农村和农业的一切都是了然在胸的，不仅不可能犯“亩产过万”和“敞开肚皮吃饭”这种常识性的低级错误，而且对这种错误的可能发生早已有言在先、打了预防针！

正如彭帅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的信中所指出：

“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如果非要说当时毛泽东也是头脑发热了，那主要是他头脑一热：

聚精会神、一心一意只管炮击金门，不顾“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也就没能及时察觉和纠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如果毛泽东能三心二意，即顾炮击金门，又管“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那该有多好啊！

如果毛泽东果然如人们所神话的那样，无所不能，那中国是多么的万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