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角镜下的《色，戒》

广角镜下的《色，戒》
 

吴 彤 / 林 湄
（汕头大学中文系，广东　汕头　515063）

　　摘　要：电影《色，戒》看后除了觉得媚俗外，尚有美化汉奸的感觉。张爱玲有才华，可惜“才有余而识不足”，无法也不可能成为一流的作家。
　　关键词：人性；性；媚俗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7）6-0018-04
　　李安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在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又在台湾第44届金马奖夺得七项大奖，使这部电影在华语观众中声誉鹊起。笔者就电影《色，戒》和文艺界的一些问题采访了荷兰著名华文女作家林湄女士，得到她的大力支持，并发表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见解。下面是采访记录：

　　吴彤：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篇幅甚短，李安则将它演绎成一出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这部同名的电影不但获得了威尼斯的金狮奖，又在台湾金马奖的角逐中一举囊括7项大奖，令两岸三地国人趋之若鹜，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林湄：你的问题涉及到四个方面，即：①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②电影《色，戒》；③关于艺术奖；④观众的反响。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内没有收入《色，戒》，可见《色，戒》并非是她的得意之作。
  小说于1978年在台湾发表，是年11月，张爱玲就域外人先生对《色，戒》的评论作了回应。
  域外人认为“不应当进入反派人物的内心。”如“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域外人认为：“读到这段令人毛骨悚然。”
  我认为作者完全可写反面人物的内心活动，只是，相对而言，王佳芝临时改变主意的心理活动显得有些单薄。
  张爱玲驳域外人道：“‘毛骨悚然’正是这一段所企图达到的效果。”
  “效果”，张爱玲指的是“人性”问题。就小说而言，读者可理解为男女因“性关系”而有“感情”，因“感情”而产生“爱”，也就是说，王佳芝因人性使然临时改变主意放走汉奸。
  小说的结尾，王佳芝和她的同伴当晚就死于易先生之手。
  这就是答案：你对他充满人性，他回报你的是狼性。
  王佳芝滥用人性，死是必然的，还令同伴/民族/国家受到损失，此为：害人害己。

　　我多年不看电影，觉得没有什么好电影可看。记得以前看了《悲惨世界》（雨果小说）搬上银幕的电影后，被影片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内涵深深地感动，至今难忘。
　　有深度和思想性的华语影片太少。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看了CT《色，戒》。
　　影片题材并不新鲜，五六十年代就看到“爱情与阴谋”一类的间谍小说和片子。电影《色，戒》是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但小说内没有床戏的描写，电影里加上长达十多分钟的床戏正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用床戏“探索人的生命本源”不过是句做秀的广告。看后除了觉得媚俗外，尚有美化汉奸的感觉。

　　关于艺术奖问题。1985年冬天，我采访钱钟书谈及“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引用了萧伯纳的话回答：“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弹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讲活着的，从已故的得奖人里有Grazia Deledda，Paul Heyse，Rubolf Eucken，Pearl Buck之流，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
　　他还说：“不必太看重评奖委员会。”
　　钱钟书独有见地，确实，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不朽的文学或艺术作品，不但与奖无缘，且被当世人所遗弃和不容。这是人生舞台的谐剧。
　　他的话适合于一切上层建筑领域里的这奖、那奖问题，特此引用。

　　至于“两岸三地国人趋之若鹜”的现象，并不奇怪。欧洲文艺复兴意在从神权中解放出来，崇尚个性自由，反对性禁欲。然而，经过数百年的实践，尤其20世纪后期，性解放成了西方的性乱。如荷兰有几家电视台各以性刺激、性方式、性虐待、性暴露、性招呼等等花样招揽观众，可惜，只维持了一段时间，慢慢地，观众日益减少。由于这些节目收视率不高，近几年已很少出现。
　　可见，性不是人生的唯一。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了，但人的素质普遍没有提高，谈不上高品味高情趣，卡拉OK文化充塞每一空间，一切向钱看，浮躁、功利、贪婪，甚至没有了羞耻感和罪恶感。期间，“性”开放处于“鬼鬼祟祟”的状态。现在，李安把“性”搬上银幕了,也就是说，西方的“性热”已过去了数十年，中国则方兴未艾。
　　可见，世界的景观不过是先后或重复而已。
　　李安是成功的影商。但也不能全怪李安，如果没有那么多观众喜欢色情镜头，没有个好市场，怎么会有人去迎合呢？  
　　吴彤：张爱玲的小说《色，戒》中有这么一句话：“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可见，她的小说里多少具有一种因欲生爱的暗示，而李安只是将这一暗示毫无隐晦地展现给大众。删除了这些情欲细节，是否反而令整部电影的结构有失完整？
  林湄：“性”和“爱”是两回事，若“因欲生爱”，爱就是她放走易先生的关键，舍弃“关键”宣扬色情，不是媚俗是什么？
　　此外，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战70周年，难忘南京大屠杀，难忘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惨无人道的杀害之时，出现《色，戒》，难道仅仅是为了表明错爱？或当汉奸没什么？
　　吴彤：张爱玲素来不懂政治，本来她就是思考趋向内向型的人，再加上长期自我幽闭，她只能依靠直接的感觉去把握世界。在这一意义上，她写王佳芝的时候，是否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人物的政治意义？
  林湄：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才女，其作品构思新奇，文字优美简洁，但她的性格和性情，据知情人所提供的资料，并非像你所想像的一样，是个“不懂政治”、“思考趋向内向型的人”。她是晚年才“自我幽闭”的，年轻时并非如此。
  你说她写王佳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人物的政治意义”。这是你的想法。别忘了，她发表此作时已58岁了。很可能她是有心发表的。
　　《色，戒》题材源于1939年的“丁默邨遇刺案”，张爱玲由此联想到自己和胡兰成的爱情纠葛是完全有可能的。小说写于1950年，但没有马上发表，直到1978年春才在台湾报纸副刊面世。在28年的时间里，张爱玲是很清楚汉奸的命运、下场以及自己在沦陷期间的行为的。
　　她在卷首语写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话有隐喻之意，仿佛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注脚。
　　作家依靠“直接的感觉去把握世界”是不够的，确实，不少才女在创作中聪慧老成，一旦回到现实生活、面对复杂的世情时，便显得幼稚简单，缺乏理性世故，处处碰壁甚至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此，西方人将艺术作品和作者的实际人品情操分别开来，尤其对于已经去世的人, 多能给予宽容和怜悯,看重他（她）的艺术才华和对历史文化的贡献。但有一点，西方人和东方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对本民族和国家不忠、背叛的人，难以获得后人的谅解。当然，张爱玲不是汉奸，然而，在国难当头、存亡旦夕之时，不分敌我，明知胡兰成是汉奸（曾任汪精卫伪中央宣传部次长即副部长、伪法制局局长），还和他结婚（1943年8月），这一点，单以“人性”解释是讲不过去的。
　　假如和汉奸谈情说爱是人性，那么，无数人的“保家卫国”行为就不是人性么？
　　日本投降后，胡兰成隐姓埋名，花张爱玲的钱，潜逃温州，不久，张爱玲特地从上海到温州探望他，发现胡兰成已和范氏女子同居，才痛苦地结束这段婚姻。由此看来，胡兰成若不是个忘恩负义、见女人就爱的登徒子，张爱玲的命运可能另当别论了。就这点看，祸福相依，坏事变好事。　
  吴彤：夏志清把张爱玲吹捧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在《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的序里如此写道：“因之，我初读《传奇》《流言》时，全身为之震惊，想不到中国文坛会出这样一个奇才，以‘质’而言，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不知您对此有何评价？而他以此角度去看待现代文学，那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否能够恰切地反映当时的文坛呢？
　　林湄：写“小说史”的人最好等作家去世50—100年后再写，因为时间才是最好的“放大镜”。
　　被中外文学界公认的一流作家多具备以下素质：
　　1、热爱祖国和人民（你可以不喜欢某个政权，但不能背叛生你养你的祖国）。
　　2、写作是个思索的过程，因而，一流作家同时也是思想者。
　　3、对痛苦的人生经历具有“净化”和“超越”意识。
　　4、对人类生存境况中的艰难、挣扎、丑陋世态和不公遭遇的悲悯和仁爱。
 　张爱玲有才华，可惜“才有余而识不足”。所以无法也不可能成为一流的作家。
　　“苍凉”的真谛是什么？是人性中邪恶和善美、真理和谬误的永恒鏖战，在此场景中，张爱玲只是一位世故的、冷冰冰的场外观众。她笔下的世界和人物都是变态、扭曲、灰暗的，毫无生机和希望，不能带给读者启迪和思考。
　　至于夏志清的“小说史”能否恰切地反映当时的文坛景况,中国许多老作家已发表了意见。例如，何满子在2001年2月《文学自由谈》中写道：“张爱玲真正捧上天是由于美籍华人夏志清的小说史，该书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做中国文化的背景材料而作的，书中荒唐地将她和鲁迅相提并论……”
　　苏友贞在2005年第5期《万象》杂志中写道：“《沉香炉》深受詹姆士小说《仕女图》影响，夏志清在评说张爱玲的这篇与詹作主题与场景相似的小说时却将它置于詹姆士原作之上显然是出于牵强和偏心。张爱玲的《半生缘》则完全仿袭了美国作家马宽德的《普汉先生》，除了承袭其结构空间蓝图设计外，移植的细节不胜枚举，一些场景可以说是照单全收，庞大的雷同还包括对话，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最有感染力、荡气回肠的对话”。
　　仿袭是文人最忌讳的事，发生在张爱玲身上，真是遗憾！
　　吴彤：当前中国文学中相当盛行“下半身写作”，它是否可以和李安的这种“媚俗”划上等号呢？
　　林湄：写不出别的东西只能写“下半身”，像演员一样，没有演技就靠裸体演出，名利双收。“觇文辄见其心”，可见，“下半身写作”的人不是媚俗而是在亮俗，至于有多少人迎之随之，则另当别论。
　　德国文学“古典主义”代表席勒早就说过，“庸俗的人散布在各处，糟糕的是他们会造成风气”。今天的文学在传媒界的煽动下已霉气薰天，令人没有了主见和信念，建议来一次新的“文艺复兴”———从性泛滥回到作为人的本源中来，脱离动物性的贪婪和失控，多一些人性中的美好品味和雅趣。
　　吴彤：小说创作里面应不应该有大篇幅的性欲描写出现呢？诸如亨利米勒的作品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毕竟不少“下半身写作”者时常以他的《北回归线》来作为样板。
　　林湄：小说创作里当然可以有性欲的描写，关键是怎么写？表现什么？想达到怎样的目的？至于写多少视乎小说人物和内容的需要，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与作家的审美尺度和品味相关。
　　亨利米勒的作品争议性大。我不喜欢他的作品。一个人想做什么自有许多理由。
　　试想想，人类几经艰难才进入今天的文明社会，亨利米勒的“牢骚”正应验了叔本华的话，“愿望的实现就是失望的开始”。假如真的让米勒回归原始世界，他未必感到幸福、快乐和满足。
　　人的最高特性是神性，所以，人类需要有宗教情怀，否则，无论活在怎样的社会现实里都离不开迷茫、痛苦、烦躁和不安。
　　米勒“自我”意识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反思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