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李锐告密门事件与反毛偶像的倒掉

李锐告密门事件与反毛偶像的倒掉

徐亮

2009.11.11

原以为下跪是“封建宗法社会残余”的专利，后来才发现原来当今绝代盛世中这样的人也很多，而且象茅坑里的苍蝇，挥之不去，赶之不走，总是赖在中国的舞台上，舍不得稍微讲的人性或者讲点国家、人民的立场。为什么这样地顽固不化地充当反毛反共的急行军，还不是因为他是奴才，站惯了，叫他坐他反而不习惯了，“奴才站惯了”。奴才意识已入基因里了，不让他们做奴才好比要了他们的xx，比阉割、自宫还难受。路上碰见了，我一定告诉这位老人家，您指望以批毛实现个人扬名立万的野心，只能是自欺欺人、自取其辱，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您的子孙都跟着您蒙羞。

（图一：反毛大将如苍蝇，苍蝇学人样骑车，徒增大众笑料）

本来以为反毛老将李某人是受了当代当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毒化，前几日读了周惠的回忆录才知道，原来此君乃是贼性本然，无关政治。即使现在是毛主席在世，他也仍然会摆出一副共产党人的伟大形象，似乎君本高尚，诸位的反驳都歇菜吧。

（图二：造反有理时代我是总理之才，被资本招安了我是反毛老虎将）

我曾经写专文论述，中国有一门学问叫骡子学，又叫太监哲学，就是被阉割过了丧失了属于人类的血性。在文革时期，他们滥竽充数，混在马里，似乎是马，恨不得奴性横发，挖掉父母的肉也要奉献。他好比是春秋时代有一位著名厨师，名叫易牙。他是齐桓公宠幸的近臣，用为雍人（厨师）。他擅长于调味，加上善于逢迎，所以很得齐桓公的欢心。一次桓公对易牙说：“山珍海味我都吃腻了，只是没吃过人肉，你如此会做菜，可知道怎么烹制人肉吗？味道又是如何?”桓公此言本是无心的戏言，而易牙却把这话牢记在心，一心想着怎样能作顿人肉宴给桓公吃，好博得桓公的欢心。后来他看见自己的儿子，就把儿子杀了给桓公作人宴，桓公在一次午膳上，吃到一盘鲜嫩无比，从未吃过的肉菜，便询问易牙，“此系何肉？”，易牙哭着说，“乃臣子之肉，献于大王尝鲜”。李某人正是此人，政治投机，玩弄小伎俩，小人到了极点。

（图三：骡子当道，你能奈我何？）

等到了改革时期，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驴子，学民主党的刚强，成了民主主义者，与中国的大象对抗，靠揭露点文革的小秘密，宣扬点领袖身上小毛病度日。不久前，专门到德国之声做采访，说什么：“我认为比尔盖茨就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员”，“瑞典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钱就是爹，给钱就是娘。

（图四：有奶就是娘，那管他是毒酒还是屎尿）

总之，我在任何时代、换了任何领袖、改了任何政策我都是“永远正确”、“永远站的住”。

骡子学是不分左派右翼的，他才不管公共事务，或者说国家利益，他只有个人私利，只有个人狭隘的视力，其近视程度能够与狗和犀牛作比。另外，骡子学还有一个行事标准，就是主人的意见第一。领导人M需要我了，我就捉刀骂M的所有不高兴的人；领导人D要反反M了，他立即想起了领导人M曾经在某个场合白了他一眼的过去，立即发挥自己的风骚情思，发挥发挥，夸张夸张，弄出点风雨来吸引眼球。他活着的本质是工具理性，是被别人利用的齿轮。政客们觉得他有利用价值，于是呼给他点讲话的权利，奴才于是高兴了起来，大叫：“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主人给了点狗骨头，奴才更高兴了，发毒誓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主人要是发了点奖赏了，立即摆出“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似乎反毛第一大将者，舍我其谁。

（图五：阿Q总是做出一副我强大的样子）

所以骡子本身是没有品质的，是随波逐流的秋萍，只要水往那里流，他就流向那里。骡子是天生的投机家和机会主义政客，只有无耻才能表达其实质。世界上那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呢，只要我的小利益不受损，管他什么国家发展方向，管你工人农民死活。

可惜奴才活着的时候偶尔风光一下，但是其实结果并不总是那么“舒而爽”。《明史》记载，元代至正十四年，河源县人王成、陈仲玉作乱，何真收买王成的奴才诛杀王成。叛乱结束后命具汤镬，趋烹奴，号于众曰：“奴叛主者视此！”

奴才的下场偶尔借着某些人的指挥棒风光一时，但是偶像的倒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天在台上呼风唤雨，明天就会被雨水冲进厕所，消失无影踪。偶像的魅力光环建立在政客的工具理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就是臭屎一抔。

原中顾委委员周惠最近接受了采访，揭露了点李锐不爱听的真相；原来李某人乃是周佛海式的人物。

据周惠的回忆，某锐此人原来是一个极其无知狂妄、坑害别人的小人。、

一、自作聪明，邀功请赏

小人的人品、人性、人格极差。有的虽然也有一些“才能”，但都不具备当官的基本条件和素质，与“人民公仆”称号相差甚远。这种人是万万不能做官的！小人喜欢在上下左右之间东戳戳、西捣捣，本来风平浪静，大家在一起相安无事，结果被小人搞得乱七八糟。如果我们按照周惠的叙述逻辑，自然可以得出结论：李某此人，乃是真小人。

从当今社会的观点上来讲，如果某一单位下属对领导有意见，大家凑在一起聊聊领导的不是，发发牢骚。但是其中一个人却偷偷去打小报告，出卖所有人。那么这个人百分之百地品质有问题。另外一方面，有了思想意识问题不去和中央沟通，几个人凑在一起私下议论，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做法，而是搞小集团的做法。

据周惠的回忆，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

（图六：爱打小报告）

二、贪功诿过

小人的表现是作出成绩都归自己，出了问题全推给别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管什么卑鄙手段无所不用，不讲道德，缺失人格。

如果真的是出于公心来反映问题也许是可原谅的，问题在于不老实，有私心，隐瞒一部分，扭曲一部分，想先入为主，捞个好名声，结果最终还是把事情弄的更加混乱。

据周惠的回忆，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图七：我是总理之才）

三、表里不一，反复无常

小人的表现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前倨后恭。对上讨好卖乖，溜须拍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对下吹胡子瞪眼，“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为人处事不坦荡、不豪爽，遇到一点小事就斤斤计较，耿耿于怀，报复心重，一有机会就整人、坑人。谁在台上就巴结谁、讨好谁。用人求人时，卑躬屈膝；无求于人时，撞个满怀眼皮也不抬一下，甚至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据周惠的回忆，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李锐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是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图八：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四、心术不正，见风使舵

心术不正，察言观色。喜欢甜的，给你甜的；爱吃酸的，给你酸的。乖巧玲珑，见风使舵。

据周惠的回忆，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周惠认为，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图九：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变色龙的本性没改）

如果把腐官比作“苍蝇”，小人就是苍蝇的“卵”。主席正是看到了李锐的本质，才抛弃了这个所谓的“总理之才”。清·曾朴《孽海花》第十七回：“叫我怎么能赦你这反复无常的罪呢！”

要知道，奴才被抛弃一般是怨恨的。于是他在主席逝世后肆意地攻击毛主席。孔子说过，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此是真理也。

在历史上，有多少的小人玩弄权术，有多少野心勃勃的鼠贼之辈站在台上呼风唤雨。经过多少揭露和实践的反复检验，我们才知道：被平反了的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终于露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本来面目；被平反了的著名女英雄所谓的“张志新”，不过是依靠谎言堆砌起来政客的阴谋；被平反了的于光远，说“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被平反了的李泽厚认为，中国现实社会一切毛病，一切问题的总根子是两条：一是“农民革命的后遗症”，一是缺乏“资本主义的洗礼”；被平反了的张贤亮，主张 “给资本主义平反”；文革中的重要理论人物，现今一变的吴敬琏，宣扬“腐败次优论”；被平反了的郑必坚，很乐于成为美国主宰的那个国际体系中的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正式成员，并且同美国共同努力维护这个国际体系，希望美国大人们喜欢这个中国共产党；被平反了的高尚全主要以资本家为本，以资产阶级为本；被平反了的刘吉极力替新自由主义辩护；柯华劝说来伦敦瞻仰马克思的中国同志，“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被平反了的张维迎要把国有财产“本来就是物归原主”，是“改革的方向”，也是改革“最终成功的标志”。被平反了的曹思源有一句名言：“人间正道私有化。” 被平反了的厉以宁“公有制低效论”；被平反了的李慎之公开宣传“跟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的观点，并提出中国“要给美国当孙子”才有出路。被平反了的常修泽在文化大革命时，与时俱进，改名为常反修，意思是要反修到底。但改革开放开始，他看见不反修了，又与时俱进了，再次改名为常修泽，他又成了反“左”的积极分子。

如果说，这些人中的多数人虽然是右派，但是人家从过去到现在仍然是右，不因为你是否给我平反而改变。党给我平反了，说明党变化了，党本身承认我了。我本来就没有错，右派的尾巴翘得更高了。可耻的是那些风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有立场，这样行，那样也行。昨天还是体制内的秘书，今天就成了民主斗士，在炎黄春秋上写写反毛的文章，在德国之声上接受点反华反共的采访，虽然品质烂的象便便，也要装出黄金一样的灿烂黄色。

幸亏人类还保留着一点知道善恶的本性，知道品质恶劣的小人虽然有才干。如同秦桧，是状元之才，还发明了宋体字，但是毕竟是汉奸狰狞之辈，其言不足信，其话不能听。反毛偶像的倒掉，根源在于人品的不正。无论到了谁做主的时代，都是街上晃来晃去的哈巴，登不了大雅之堂，徒增市民茶余饭后的笑资耳。

反毛偶像的倒掉，也是真相暴露的时刻。而那些为反毛小丑提供一切言论机会的人，也是品质龌龊的下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相如此简单而已。

（图十：物以类聚）

（作者注：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