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23)列宁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奔走双方之间。”(《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号第449页)
这是托洛茨基前期机会主义活动的特点。从一九〇三年起,他象变色龙一样,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多次进行反党活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掩盖不了托洛茨基的反动本质。
一九〇三年七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的建立。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主张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而托洛茨基却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列宁,认为党员可以不必参加党的组织,只要在党的机关监督下工作就可以了。实际上是主张建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类型的组织松散的党。
一九〇五年俄国爆发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洛茨基剽窃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第一次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谓“不断革命”论。
他认为在俄国革命中,“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7页)。
他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6页)的口号。
列宁批判了这种荒唐的“不断革命”论。他指出,托洛茨基的这种理论是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混淆起来。
列宁认为:当时,俄国虽然已经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是还存在着封建农奴制度的严重残余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广大人民首先迫切要求消灭封建主义、推翻专制制度。因此革命应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由于工人阶级占人口中的少数,它只有和广大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孤立资产阶级,才能推翻沙皇政府,取得革命的胜利。“不断革命”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跳过尚未结束的农民运动”,要工人单枪匹马去夺取政权,把夺取政权当作“儿戏”(列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24卷第29页)。
这一方面是否定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和工农联盟的历史必然性,其结果必然把农民推到资产阶级一边,而使革命遭到失败。
这和孟什维克的民主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农民是资产阶级的支柱,无产阶级不应和农民接近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不断革命”论实质上是以革命词句伪装起来的孟什维主义。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解决,革命必然还会重新高涨;但在低潮时期党应采取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以合法斗争掩护秘密斗争,保存并扩大秘密党,重新争取群众,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时孟什维克堕落为取消派,他们否定革命有重新高涨的可能;反对任何秘密斗争,主张在绝对合法的范围内活动。他们可耻地放弃党的纲领,放弃革命,企图取消秘密的革命党。托洛茨基实际上同取消派唱一个调子,但是他却卖力地标榜所谓“非派别性”,声称他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外。
当一九一二年一月孟什维克取消派被清洗出党之后,托洛茨基却在一九一二年八月,把所有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集团和派别纠集起来,结成了以他为头子的反党的“八月”联盟。
列宁揭露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他指出,托洛茨基自命为超于一切派别之上,但他的行为表明他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486页);“托洛茨基的‘非派别活动’,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495页);“托洛茨基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4页),是“厚颜无耻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页)。列宁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彻底揭露并批判了托洛茨基的反党派别活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把自己装扮成中派主义者。他口头上大谈“国际主义”,实际上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支持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竭力反对列宁提出的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唯一正确路线。
他认为:在战争中“俄国失败”只会“瓦解无产阶级的意志”(见《俄国的社会爱国主义》,使无产阶级“组织涣散”(见《军事溃败和政治前途》,而且必然加强德国的力量,给德国革命者“制造了困难”(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在这种情况下“其至暂时胜利了的俄国革命,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流产”(见《战争与国际》)。
实质上他还是在鼓吹他的“不断革命”论,即“同时胜利”论。列宁与托洛茨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夸夸其谈,遇到三棵杉树就迷路了。他以为希望俄国失败,就是希望德国胜利。
列宁还指出,“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本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83页)
托洛茨基对战争的观点同沙皇政府同资产阶级的观点相同。“托洛茨基……原则上对社会沙文主义者一点也不赞同,但是实际上对他们的一切都赞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2页)。他的言论和德国的考茨基所说的使德国失败就是使俄国胜利同出一辙,结果势必得出“大家都有同等权利保卫祖国”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结论。所以列宁称托洛茨基是“为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给亚·米·柯伦泰》,《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4页)。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托洛茨基重新混入党内。他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十月武装起义。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联共(布)党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决议,规定了立即发动起义的方针。
托洛茨基在会上虽然没有公开举手反对这一方针,但他却采取阴谋手段来破坏武装起义。他提议在决议上加进一个“修正”,即写明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不要开始起义,也就是故意推迟起义日期,以便敌人赢得时间从各地调兵遣将,集中力量来打击革命。
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一提议之后,托洛茨基便利用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公开鼓吹和平过渡的谬论。
他说:政权转移“将由全俄代表大会来实现。需要不需要武装发动,这将取决于意图破坏全俄代表大会的那些人们。……到今天,我们还是争取避免冲突的。我们希望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能依靠全体人民已经组织起来的自由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转引自约翰·里德:《震感世界的十天》)
他还预先告诉临时政府,在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布尔什维克不会起义,实际上这就是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日期,使敌人做好扑灭革命的准备。
列宁痛斥了这种叛卖行为。他指出:“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领导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和意见。”“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第26卷第65页)
托洛茨基破坏十月武装起义的理论根源是“不断革命”论。早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他就抛出了一本名为《和平纲领》的小册子,否定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竭力鼓吹俄国革命能否胜利取决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同时发生的谬论。
他叫嚷,“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九月他又发表文章说:“俄国的命运现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工人的失败将把我们抛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变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见《国际主义的策略》)。正是由于他否定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所以他反对十月武装起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时间,巩固红色政权,建设自己的红军。国际帝国主义则企图拖住俄国继续进行战争,阴谋拖垮苏维埃政权。他们还积极策划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曾向一切交战国提出和平谈判,可是遭到英法帝国主义拒绝。于是列宁英明地决定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单独与德国和谈,并准备缔结和约。
列宁说:“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他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他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1页),反之,“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
列宁的革命路线,遭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的疯狂反对。他们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托洛茨基在布哈林的配合下,提出了“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定和约”的口号。
他利用自己担任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同德国代表团进行谈判时,拒绝执行列宁关于立即签订和约的指示。当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时,他竟然发表声明说:苏维埃政府拒绝在德方所要求的条件下签订和约。同时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政府决定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复员军队。
这是地地道道的叛类行为。托洛茨基的叛卖性政策是建立在“不断革命”论基础上的。他声称:“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地拯救”苏维埃政权;签订和约会“失去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的“同情”;如果得不到欧洲的支持,“我们将被击溃”(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托洛茨基的这种反革命罪恶活动,促使德军发动了新的全线军事进攻,占领了很多苏维埃领土,并威胁着首都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在国家存亡的严重关头,列宁领导全党在反击侵略军、保卫祖国的同时,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指出,他们执行的叛卖性的继续战争的政策,完全适应了俄国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需要,因为正是俄国资产阶级“要把我们拉进对于我们最不利的战争中去”(《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列宁全集》第27卷第69页)。
因为正是“帝国主义分子很想把我们这个力量暂时还很薄弱的国家拖去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用最便宜的方法来摧毁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补充说明》,《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5页)。
列宁指责他们“是帝国主义挑拨的工具”(《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27卷第304页)。
列宁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在谈判中发表的那个挑拨性叛徒式的声明,事实上是要挑起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德国帝国主义这一行动,正是“受各国资本家委托,要窒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归还沙皇”(《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全集》第27卷第15页)。
所以十分明显,托洛茨基这种行动的目的就是要“断送苏维埃政权”(列宁:《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
列宁还在党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列宁曾一度处于少数地位,但由于列宁的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和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终于使中央大多数同志觉悟过来,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击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党中央通过了立即与德国签订和约的决定。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由于托洛茨基的叛卖,虽然和约的条件比以前苛刻得多,但是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列宁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革命策略的范例,是列宁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由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苏联争得了暂息时机,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苏联的经济情况非常困难。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及时地制定新的方针政策,吸引广大工农兵群众,积极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领导他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但是阶级敌人却妄图利用经济困难和工农群众的不满情绪,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适应他们的要求,乘机向党进攻。就在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前夕,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又跳出来兴风作浪,挑起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这次争论远远超出了工会问题本身的范围,它涉及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党对待工会,对待群众的方法和态度等政策问题。
托洛茨基提出了所谓“拧紧螺丝”和“整刷工会”的口号,提出立刻实行“工会国家化”(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78页)的要求。
他反对向工人群众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主张把军事工作方法搬到工会里来,用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迫使工人群众迅速从事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托洛茨基抛出这一反列宁主义路线的罪恶目的是要破坏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更直接的,是妄图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进而瓦解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得到了“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布哈林的“缓冲派”等反党集团的拥护和配合。列宁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阐明了工会的作用和性质以及在工会中所应采取的工作方法。
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工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03页)。
工会是党与工人阶级和群众联系的纽带,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蓄水池’”(《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04页)。
在工会中应该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列宁还批判了托洛茨基及其帮凶布哈林散布的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谬论。在争论中托洛茨基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
布哈林认为,二者有同等价值,应该统一起来。他站在折中主义立场上为托洛茨基帮腔。列宁驳斥了托洛茨基把经济凌架于政治之上和布哈林的折中主义观点。
他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42页)。
经过全党争论,托洛茨基的路线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一九二一年三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表决通过了列宁关于工会问题的政纲,肯定了工会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应把全部工作建立在说服方法上。
鉴于托派等派别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有更大的危险,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论党内统一》的决议。决议斥责了一切反对派集团,并责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别组织,命令禁止一切派别活动,规定凡是违反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这对托洛茨基一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进行公开的派别活动有了莫大困难。直到列宁逝世以前为止,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整整进行了二十年。但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的反革命本性很难改变。托洛茨基分子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列宁逝世以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狂,因而斗争也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