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19)对社会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即以德、奥等国为一方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等国为一方的协约国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
战争撕去了隐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叛徒的假面具。各交战国家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在战争一开始就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头扎进资产阶级的怀抱,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狂热地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掠夺战争。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者,成为公开的投降派。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8页)。
他们不仅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军事预算,而且派人到前线给士兵打气,到国外游说,散布沙文主义。
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彻底地揭露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无情地谴贵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叛徒行为,响亮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81、683页)的革命口号,为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规定了唯一正确的行动路线。
为了击败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列宁用了很大力量来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主义。
考茨基是暗藏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暗藏的投降派。他对帝国主义战争采取了狡猾的态度。这时,他“在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
战争一开始,他就无耻地背叛了他签过字的《巴塞尔宣言》,要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表决战争拨款案时弃权,或者只在“政府保证不使战争失去防御性质”的条件下才投赞成票。
这表面上似乎同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有所不同,实际上只是更虚伪罢了。“弃权”实际上是默认;另外,帝国主义战争本来就不是什么“防御性质”,本来就是掠夺性的战争。
他还在《新时代》杂志连续发表了《战争》、《战争的影响》、《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和战争》等文章,千方百计地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为第二国际的叛卖行为辩护。
他瞎说帝国主义列强“没有一个真正要战争”,“每一个国家都仅仅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而战”(见《战争》)。他竟要求党员和工人群众放下“批评的武器”,同反动政府“和平合作”,“一致对外”,并荒谬地声称,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一切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者同等的义务”“保卫祖国”(见《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叫嚷现在的实际问题只有一个:“是本国胜利还是本国失败”(见《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无耻地歪曲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为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辩护。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等文章中,对社会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战争的阶级性,这是摆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基本问题。列宁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地分析战争,指出任何战争都是和产生它的阶级政策相联系的。
列宁引述了“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名言,指出只有分析战争是由什么阶级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才能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英、法、俄、德、意、奥等国的统治阶级,在战前几十年来实行了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是帝国主义的战争。
考茨基所谓的“国际主义”,说穿了无非是为了保卫资产阶级国家而让各国无产阶级自相残杀,这表明考茨基已堕落到比叛徒还可耻的地步。
列宁还批判了考茨基为社会帝国主义制造理论根据而玩弄的诡辩手法。
考茨基诡辩手法之一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时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证。他胡乱地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的态度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每次战争一爆发,总是站在交战国的这方或那方。
列宁严正地揭穿了考茨基这种偷天换日的把戏,指出拿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来同帝国主义掠夺性的、反动的战争对比,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牛头不对马嘴。
考茨基诡辩的另一个手法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孤立的、片面的、歪曲的考察,说什么这次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它还带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虽然有帝国主义的趋势,而人民群众却有“民族的”要求。
列宁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具有民族因素的只有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但这只有从属的意义,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当帝国主义者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目的、欺骗群众的时候,“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人,那就是愚蠢透顶的学究或滑头的骗子”(《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43页)。
考茨基诡辩的又一手法是歪曲事实真相,硬把一些显然荒谬的话硬加到左派身上。当时左派就对待战争的态度提出的抉择是:或者使无产阶级政党参加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骗,或者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
而考茨基却硬说左派好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了“回答”战争,“群众”就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造成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否则“群众”就是“没有气节和叛变”。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考茨基的罪恶目的,是妄图用这种欺骗和捏造的伎俩来“击败”左派,蒙蔽群众,掩护一小撮机会主义首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耻叛卖。但是,不管考茨基如何耍弄诡辩的把戏,也掩盖不住其叛徒嘴脸。当时,在德国党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无不愤懑地唾弃这个为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所热烈拥护的“权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茨基既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又兜售社会和平主义。他一忽儿高喊“保卫祖国”,为帝国主义战争解护;一忽儿鼓吹“和平”,为资产阶级麻痹革命人民效劳。
在战前几年中,考茨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战争的根源说成是由于各国的军备竞赛和所谓的“互不信任”造成的,鼓吹通过德、英两个帝国主义大国来带动其他国家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关于裁减军备的国际协定来“保障”和平,使“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永远告终”(见《五一节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并且散布裁军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
一九一五年上半年,这个暗藏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又伙同伯恩施坦等人抛出了《当务之急》的呼吁书,虚伪地谴责战争所造成的“牺牲”和“破坏”,诡称支持人民的“和平热望”,鼓吹交战国双方“在自由协定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
从一九一六年下半年起,世界政治形势中开始出现由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转变的迹象。交战国双方都已疲备不堪,资源耗尽,人民不满和愤恨,革命情绪日益强烈。资产阶级害怕继续进行战争会引起革命,因此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开始酝酿签订和约,打算“和平”分赃。
这时,考茨基又进一步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竭力宣扬帝国主义能“带来和平”,“甚至能保障世界和平”(见《帝国主义战争》),妄图利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要求和平的情绪,掩盖帝国主义的本质,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
列宁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说教。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继续。争取和平的斗争应该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否则就是空话和谎言。“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0页)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和平口号必须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如果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他们所渴望的和平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和平问题》,《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0——271页)。
考茨基大念和平经,企图用歌颂和平靡靡之音来安慰怨气冲天的群众,实际上起着牧师和资产阶级辩护士的作用。列宁指出:社会和平主义者与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帝国主义都需要的“两种色彩的奴才”(《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3页)。
列宁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论‘废除武装’的口号》等著作中批判有些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废除武装”口号的错误时,也直接打击了考茨基所散布的社会和平主义。
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因为除了帝国主义战争之外,还有革命战争。而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被压迫阶续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874、87页)
当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就等于放弃一切革命。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到,不管考茨基煽动社会沙文主义也好,鼓吹社会和平主义也好,实质只有一个,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斗争制止战争,利用战争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进行革命,妄图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以便扑灭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考茨基为了给自己投降帝国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耻行径制造理论根据,他在大战期间,精心地捏造出“超帝国主义”的谬论,并在他所写的《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等黑文中大肆宣扬。
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见《帝国主义》)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经的特殊的最后阶段,而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即兼并政策。这种“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远远不是必不可缺的”,而且还是“最费钱和最危险的”(见《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
基于以上谬论,考茨基得出结论说:“从纯粹的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见《帝国主义》),那时“各国金融资本间的相互斗争”将为“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见《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
这样,就可能带来资本主义的“新希望”,就将出现一个裁减军备和持久和平的“新时代”。从这个虚伪的理论出发,考茨基高傲地教训无产阶级说“谈论资本主义的完全的最终的破产”还“为时过早”(见《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
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帝国主义结成“国家联盟”才能“夺得权力”(见《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固有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战争的进行又促使这些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加深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促进了阶级斗争的急剧发展和各国革命形势的日益成熟。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分析时代的主要特征和世界的基本矛盾,怎样认识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和本质及其历史地位,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与战争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最尖锐、最迫切问题。
只有对这些问题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才能制定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掩盖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成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具有重大的意义。革命导师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进行系统的、周密的、全面的研究,于一九一六年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划时代的著作,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特征、帝国主义的本质、矛盾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批判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种种反动谬论,阐明了反帝必反修的光辉思想。
首先,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批驳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
列宁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指出帝国主义根本的经济特征就是垄断,“帝国主又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
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对内加强了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从而更加激化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外加紧侵略扩张,掠夺别国特别是落后国家的人民,这就必然加深了帝国主义同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
这就说明,经济上的垄断,必然引起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列宁严厉地批驳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指出它的错误在于:把帝国主义仅仅归结为力图兼并,并片面地强调这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没有说明“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10页);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混合生长起来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帝国主义不仅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
列宁指出,考茨基的定义之所以背离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它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基础割裂开来。他把帝国主义说成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好象在垄断的基础上,金融资本可以采取另一种政策,即和平的、民主的政策;好象经济上的垄断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政策相容了,金融资本对世界领土的分割也可以不采取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了。
这完全是散布帝国主义的本性可以改变的谬论,是企图掩饰与缓和帝国主义固有的深刻矛盾,为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制造根据。所以列宁指出,考茨基的定义“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11页)。
其次,列宁阐明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揭露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在否认帝国主义争霸世界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帝国主义之间争霸并发生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必然要在世界上争夺原料、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争夺世界霸权。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10页)。
而帝国主义霸权是以其实力为根据的。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实力总是不断变化的。这就必然引起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从而造成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帝国主义之间也有勾结、结盟,但是,勾结是为了争夺;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结盟是相对的、暂时的,其争夺则是绝对的、长期的。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割裂了帝国主义联盟和战争的内在联系,否定了帝国主义联盟的相对性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列宁指出,同考茨基的市侩幻想相反,现实中的帝国主义联盟,不管形式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38页)。
第三,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指出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理论。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垄断的统治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全面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基本矛盾的激化又大大地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列宁根据他对帝国主义的全面分析,得出了一个总的结论,即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进了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其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且获得胜利”(《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4页)。
但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则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深刻性。他胡说今天的资本主义“远比半个世纪以前更有生命力”(见《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五分册),无产阶级只有坐待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结成“国家联盟”以后,才能“夺得权力”(见《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
正如列宁指出的,这就是要转移群众的视线,使人们不去注意时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和平的希望,来对群众进行安慰和欺骗,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列宁深刻地论述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是工人贵族和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阐明了反帝必反修的光辉思想,揭露了考茨基竭力维护同机会主义的统一的反动意图。
在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日益激化,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垄断资产阶级只靠自己的力量已难以维持其反动统治,因此更需要在工人队伍中寻找代理人。
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广大殖民地而享有高额利润,所以在经济上也有可能去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造成工人贵族阶层。这个阶层从生活到世界观都资产阶级化了。这个阶层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支柱,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传播者。
考茨基虽然口头上也表示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但却对资产阶级分裂工人队伍的反动措施闭口不谈,不去说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这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兼并问题上,他只反对别国的兼并,而不反对本国对外兼并,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德帝国主义和公开的机会主义者的欢迎。
所以,列宁指出,考茨基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都贯串着一种尽力保持欧洲工人运动中正在陷于破裂的同机会主义统一的意图”(《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40页)。
列宁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43页)。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伟大理论,彻底粉碎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列宁的这一伟大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矛盾,认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认识现代战争的根源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认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理论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列宁在科学分析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原理。
他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列宁这一光辉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是对考茨基之流所鼓吹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有力批判。叛徒考茨基歪曲马克思主义,宣扬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胜利。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不占人口的多数,便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理论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来进行革命,企图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到遥远的未来。正是根据这一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考茨基根本否认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伟大的列宁驳斥了考茨基的谬论。列宁关于一国数国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胜利的理论,揭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引着各国无产阶级为在本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信心百倍地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