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重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论劳动与教育

　　毛泽东：“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重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论劳动与教育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  文化复兴丛书主编）

　　摘要：毛泽东：“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关键词：毛泽东；教育革命；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人民性；文明幸福的人；人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1934年《苏维埃的教育》“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2年版，第5-9页）

　　这是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的话，为我党确立“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使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与马克思“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相一致，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人民性、实践性和进步性，为我国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

　　毛泽东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5-386页）

　　毛泽东1958年《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一、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评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镇、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来说，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里的工具，而社会主义的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里的工具。

　　二、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以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399页），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的两段话，提出了“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重要了断，为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指明了方向，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全面发展”的内在关系。

　　二

　　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这两个"必须"提为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方针的问题。最近中央又重申:对于这个方针,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在指示中还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

　　三

　　毛泽东指出：“一、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有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在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得到发展的。

　　二、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要减轻学生的负担》1964年、1965年，根据毛泽东手迹刊印）

　　毛泽东指出：“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办教育也要有政治水平》《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2年版，第79页）

　　毛泽东指出：“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完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四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我们制定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和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目标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在一系列著作中，正式提出并系体阐述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个人全面发展是与个人片面发展相对而言的，它的本来含义是指每一个人、全体社会成员的智力、体力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多方面地、充分地、自由地和统一地发展，最根本的是个人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使人们都成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这个生产体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页）

　　然而，私有制基础上旧式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却使得人们片面发展。使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到得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生产以前）失去了如何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同时，“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生产结构内部的分工”即“工厂内部的分工”，它“完全消灭了工人的独立性并使工人变成资本指挥下的社会机构的部件”，这种“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1页）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成为“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5页）工人则“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9页）

　　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大工业的本性，必然要求“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的个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阻碍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成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根本历史条件。只有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所有，那么，“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当然，还必须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以便“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3页）而“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页页）“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张耀灿 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五

　　在一段时期，理论界和教育界对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往往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左倾”思想；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实践，发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不能丢。“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是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落实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缩小“三大差别”，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页存在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提出一个悖论：“究竟是不完善的人性造就了不完善的社会，还是不完善的社会造就了不完善的人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与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知就是行，知和行是一体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的思想是一致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者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就社会的，这是一个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共产党人不是同于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色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私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237页）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指出：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都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就是“共产主义新人”， 因为一些人背离了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理想信仰动摇，资产阶级思想趁虚而入，贪污腐败盛行，教训十分深刻！幸运的是习近平执政以来，顺应民心，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政治生态明显改善，赢得了民众的拥护！

　　六

　　“文明幸福”的人必须是现代思想文化武装的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人们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12页、第1329页、第1401页）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还不够的。因此，必须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论联合政府》1945年，同上，第984页）毛泽东后来概括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方针，在今天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七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这是我党确立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对高等教育如何培养一流人才作出了新部署：“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根基，把深化改革作为强大动力，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坚强保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八

　　毛泽东说：“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华，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微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半天在学校里，所以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某一种活动要合适的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夏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

　　一个天真的丝织厂主曾对童工检查委员会委员说：“我完全相信，造就优秀工人的真正秘密在于从幼年时期起就把劳动与智育结合起来。当然，劳动既不应该过分紧张，又不应该令人厌恶、有损健康。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们能有劳动和游戏作为他们上课的调剂。”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186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会的演说中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的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的结合，它不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9-530页）

　　重理论轻实践、重书本轻生活、重分数轻能力,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三大弊端,也是推行创造教育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的思想对于克服现代教育的片面性具有重要启迪。我们应该反思六七十年代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有片面强调政治、轻视智育的倾向，但是强调社会实践，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我们一代人终身受益。现任国家领导人中有几位都有知青经历，他们了解民间疾苦，制定的政策才会切合实际。(王世荣：《钱学森之问与中国教育改革》《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7-578页)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指出，“人除了赋有求知的欲望以外，他不仅能够忍受劳作，并且喜爱劳作。这在儿童最小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一辈子都是如此。因为谁不愿意常常看到新鲜的东西，听到新鲜的东西或抚弄新鲜的东西？······在一个天性活泼的人看来，安逸和懈怠是最难忍受的。”（夸美纽斯：《大教学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我们深信，只有通过有汗水、有老茧和有疲乏的劳动，人才具有心灵去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劳动儿童和劳动少年对人们的看法和没有真正劳动过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当你沿着石头小路向上攀登感到艰难时，你就越会珍视劳动乐趣，越加深刻认识生活的幸福。”“劳动乐趣的源泉和劳动中丰富地精神生活在于······要把为他人、为人民创造幸福快乐当做劳动创造的首要条件。这也就是生活的高尚道德。”“我们劳动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每一个人早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早期就能领悟到劳动能使他的自然天赋更全面、更明显的发挥出来。”劳动、创造性的劳动，就是给生命赋予意义，使儿童体验到人生的乐趣和价值。”“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学生各种知识，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幸福。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给教师的建议》）（《帕夫雷什中学》，王天一：《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208页。

　　“我们教育的落后，首先是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落后。个性教育与共性教育的矛盾是现代教育的根本矛盾，知识教育与创造教育的矛盾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矛盾，成才教育与幸福教育的矛盾是现代教育的深层矛盾，民族教育与人类教育的矛盾是现代教育的潜在矛盾。现代教育的未来发展应树立如下理念：个性教育与共性教育相结合，突出个性全面发展；知识教育与创造教育相结合，重视创造能力开发；成才教育与幸福教育相结合，注重幸福素质塑造；民族教育与人类教育相结合，注意和谐精神培养。这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进入自由王国的教育和真正人的教育。”（王世荣：《现代教育的内在矛盾与未来教育的核心理念》《教育与现代化》2003年第4期）

　　“去革命化”，淡化“阶级意识”；“重智育，轻德育体育”，忽视“劳动”；缺乏“个性与创造性”，是我们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端。“教育革命”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显著特征，教育服从于革命、革命战争，文化教育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改造中国与世界”；“野蛮其体魄，文明其体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和劳动者”。 “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反修防修”，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举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又红又专”；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即“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精髓和终极目标。“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四有”新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删繁就简”，对我们面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心灵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得益彰，是拯救人类文明困境的必然选择。

　　2022、5、8、石鼓山下宝大馨园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高中毕业后从事乡村教师三年，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进修。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科带头人，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政治科学新论》《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凡人与伟人之间》，《现代性困境与教育艺术》，《现代教育的内在矛盾与未来教育的核心理念》；参编《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伦理文化概论》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长安街读书会第20181104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隆重推荐10本书之一，列入中国社科学文库，中国文明网、百度百科、文轩网、读书网等推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中国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转载多篇，文汇报、哲学研究等均有介绍。发表诗歌散文1000余首，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