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从人口普查数据看社会背景巨变

中华以农立国，数千年来，国民安土重迁。在一个地方聚族而居是常态，迁徙则是非常事件，会被史家大书特书。由此，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由熟人甚至亲友组成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的才能、德行为周围人群所熟知。于是，基于才、德的人品成为每个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才、德有亏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抬头。这是“选贤任能”、“以德治国”、以礼为教（礼教）的必要社会基础。

西方工商文明入侵以来，这样的社会基础渐渐被侵蚀。闲读《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蓦然发现，时至今日，这基础已荡然无存。

《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给出了各县级行政区中，家庭户在当地居住的代数，由此可计算全国的平均分布：

数据告诉我们，各地绝大多数家庭（59.3%），在当地只居住了两代，更有21.7%的家庭是当代移民。两者合计占当地家庭户的81%。而在当地居住到四代以上的家庭，只占0.7%。

下表列出了一代户比例最高、最低的区、县。

    深圳市是80年代后新兴的城市，主要人口是第一代的外来移民。第一代外来移民不到6%的县都在甘肃、宁夏，可见这是最封闭的地区。

下表列出了四代以上户比例最高、最低的区县。

这个比例最高的江苏太仓，也不过6.93%。可见聚族而居的传统被瓦解到何等地步。由四代以上户比例最高的区县分布可见，东部的江、浙；西部的川、甘、青、滇保留这传统最顽强。而这一比例最低的区县，主要分布在最东部的山东和最西部的新疆。山东在近代史上屡遭战乱，人口流动大；新疆则地广人稀，近代大量流入人口稀释了本地人口。

当年我们在填写档案时，有个栏目叫“籍贯”，是祖居地或原籍，具体指的是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现在居住地与籍贯吻合的，最高不过6.93%（江苏太仓），全国平均仅0.7%，亦即99%以上的人口都是某种程度的“移民”。

中华传统文明是在数千年“安土重迁”、“熟人社会”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从先秦的孔门十哲、战国八派，到汉代郑玄、马融、董仲舒、谯周等为代表的谶纬学说，到唐代韩愈的“道统”之说，到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的道德神学，到南宋陆九渊、明代王阳明的唯心主义理学流派，……，一路走来、渐渐成型。由于“安土重迁”、“熟人社会”的大背景几无变化，人们往往聚焦于学派的演变与纷争，却意识不到这一大背景的存在。

而今这一大背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被彻底改变。由此必然引发文明的不适应。旧有的约束-激励机制消失了，新的机制尚有待形成，于是“礼崩乐坏”到令人侧目的地步：庙堂上官吏贪腐、市井中欺诈肆虐，连学术界都以卖论求官、卖论求财为荣。至于整个社会风气则笑贫不笑娼，娱乐至死。

许多学者将其归之于“行为失范”、“道德失范”、“社会失范”。指责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消灭了传统文明，主张复兴“国学”以救时弊。其实连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是这一社会背景巨变的产物。巴金对文革深恶痛绝，但读他的《家》、《春》、《秋》，却能感受到他对传统文明同样的深恶痛绝，书中枯坐成都的角色们，向往着上海吹来的新风气。

几十年后的我们回看历史，蓦然领悟，推翻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社会体系，虽然要历经腥风血雨，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但建立一个能有效运行的新社会体系却艰难无比。无怪乎毛泽东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人远没有到达可以“骄傲”的地步。在社会背景急剧演化之际，尝试建立一个和谐、有生命力的新型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经济、政治层面的挑战是显见的，其深层的是伦理、文化、哲学上的挑战。连春秋战国之际从领主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化，都不如这一次的挑战深刻、严重。

面对这样的挑战，需要有一个历史尺度的过程，还需要有先哲那样情怀与才学的伟人，而不是只会读经，向往复古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