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决策的传统思想文化基础

　　民主决策的传统思想文化基础

　　管理是一种社会功能，它的根深植于思想文化之中，因此，管理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现代管理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和经营方式都与传统思想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脉承关系，其中我们现在提倡的民主决策就有着它的思想文化基础。认真学习研究这一方面的内容，对于提高领导者民主决策的自觉性和实践性是十分有益的。

　　一、“自知者明”

　　“人贵有自知之明”，之所以称之为“贵”就在于能自知者稀少，特别是领导者能做到自知就更不容易了。作为领导者在思想深处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自己比下属强的意识，虽然这种想法很少有人直接把它说出来，甚至问及于此也避而不答或矢口否认，但实际上这种“我是比他们强，不然怎会由我来领导”的意识又确实是存在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些自以为是和独断专行的现象了。“贵”的另一层含义在于“自知”有能使人“明”的价值。有谁不想使自己成为聪明的、高明的人呢？而能否成为“高明的人”取决于是不是能做到“自知”。诚如老子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就是能够了解别人优劣长短的人仅仅是有智慧，而能够认识自己不足的人才是最高明的。

　　现代决策已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要求决策者必须掌握大量的信息，具备各种知识和技能，否则就难以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然而主要决策者个人所能掌握的信息，所具备的知识又是十分有限的，于是个人掌握的信息、知识的有限性与现代重大决策复杂性的要求之间构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集思广益，民主决策，从下属和群众那里来获取信息、经验、知识、思想、观念等，以众人之“知”来弥补主要决策者个人的“不知”。

　　这里“自知”是一个前提性的思想要求，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估价自己，看不到自己知识的不足，智慧的有限，那就根本想不到去发挥和利用众人的知识和智慧。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首先必须“知不知”，就是要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而惟有认识自己的不足，并不断地加以弥补才能成为合格的领导者。

　　二、“尽人之智”

　　在管理领域中，运用众人的知识和智慧来弥补决策者个人的不足，在中国古代哲人那里已早有明确地论述，。《韩非子  八经》中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意思是下等君主用自己的能力治国,中等君主用众人的气力治国,上等的君主则用众人的智力治国。强调的是决策者不应只是“尽己之能”，也不应只是“尽人之力”，而应该是“尽人之智”，激发和利用别人的智慧。明确的说就是反对仅仅凭借个人的智慧进行个人决策，而主张在决策过程中要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和利用众人的智慧。

　　现代决策学认为：一个高明的决策者，其高明之处不在于他挖掘自身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而在于他有效地激发和利用别人的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管理中十分强调民主决策，强调参与决策，十分重视利用“外脑”进行决策。这就要求领导者要通过各种方法借助别人的知识和信息储备，激发和利用别人的聪明才智，籍此来弥补个人之不足。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说“尽人之智”的观点对于今天的领导者仍然具有思想启迪的作用。

　　三、“一听而公会”

　　如果说前两点是民主决策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一听而公会”则是方法启示，是前两点的自然延伸，解决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和利用众人的智慧。

　　韩非说：“是以事至而结智，一听而公会。听不一，则后悖于前。后悖于前，则愚智不分。不公会，则犹豫而不断，不断则事留。”意思是：当遇到重大的决策问题时，要先逐一听取众人的意见，经过综合分析以后再召集众人对综合意见进一步进行讨论。如果不是这样，一开始就集中讨论，有人就会依附别人的看法讲一些有悖于他原本想法的意见；这样就分不出下属中的愚笨和聪明。如果不进一步召集众人会同讨论，那么决策者就会犹豫不决，该断的事情就会拖而不决。

　　何以会这样呢？因为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往往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如果不“一听”而直接用“公会”的形式进行商议研究，就难免使人产生一种我不讲别人也会讲的心态，于是就放弃了思考，或者不能全力认真加以思考，往往不是随声附和就是讲一些不切题意或无关疼痒的话，或者由于有思想顾虑而不敢直抒己见。相反如果先逐一单个征求意见，那么被征求者就得集中精力加以认真思考，也就能毫无顾虑地讲出自己真实而完善的意见。

　　“一听”后还要“公会”，如果不进一步召集众人会同讨论，就不能对众人的想法进行整合、改进和筛选，就难以找到最具实际意义的解决方案。所以说“一听而公会”是缺一不可地两个环节，先逐一听取个人意见，然后集中讨论，这就是决策智慧，对于我们今天的民主决策仍具有思想的启示和方法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