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第129-130章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

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话说1938年1月10日，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并通电全国，宣告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王明却说，这样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应该“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

不管王明高兴不高兴，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1938年初，刘伯承率领的129师主力开创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贺龙率领的120师在大力开展晋西北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成立游击队和自卫军及各种群众组织，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在全省范围内先后发动了二三十次抗日起义，在冀鲁边、鲁西、太西、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区，奠定了抗日基础。

1月12日晚，毛泽东给艾思奇写了一封回信。

艾思奇是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聆听了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后，认为很有必要在延安开展鲁迅研究，但苦于手头资料有限，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借阅《鲁迅全集》，并谈到了其它一些问题。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儿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毛泽东

1月12日夜

1月20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要有一套《鲁迅全集》。于是，经艾思奇联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套黑漆皮烫金书脊的《鲁迅全集》精装本，共20册。后来，毛泽东一直把这套书带到了中南海。

1月25日，梁漱溟经过20天的参观、访问和会谈，离开延安返回西安，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到场欢送。临别之际，毛泽东执意请梁漱溟多提意见，梁漱溟说：

“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

毛泽东说：

“不行，这是客套话。”

毛泽东非要梁漱溟提出批评不可，态度十分诚恳。梁漱溟便直率地说：

“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

毛泽东点头微笑，表示谢意。又说：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说罢，二人握手，互道后会有期。后来，梁漱溟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回到武汉就找了《反杜林论》阅读。

1月间，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在赣州河西三宝经堂病逝。

原来，毛泽覃牺牲后，贺焕文夫妇随女儿贺怡到于都一个红军战士的家中避难，后来又一起到了赣州，贺焕文在江西后方办事处当主任。在贺焕文逝世时，身边连一个子女也没有，项英和杨尚奎拿出130元，为他办理了丧事。

自此，杜秀孑然一身，甚是凄苦。地下党组织就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跟着贺子珍过日子。可是，贺子珍早已去了苏联。毛泽东就把岳母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奉养，直到杜秀病逝。毛泽东把岳母安葬后，还为老人立了一块石碑。后来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杜秀的坟墓挖了。毛泽东在延安收复后，自己拿出10块银元，请当地老乡为岳母重新修了坟墓。这也是毛泽东做为女婿的赤诚孝心，着实令人钦敬。

1938年初，傅作义就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总部驻离石县柳林镇。毛泽东派人到柳林镇会见傅作义，商谈抗日问题。

1938年2月4日，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发展，破坏敌之铁路交通，打击和牵制敌人。

这一天，毛泽东据此重提创建冀东根据地的雾灵山计划。

冀东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红军要有一支部队于敌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现在，为配合国民党军徐州会战取得胜利，实施这一计划的时机成熟了。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晋察冀和晋西北抽调兵力，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向冀东进军，开始了创建冀东、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县的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的竹沟等地集结整编。

此时，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除琼崖地区冯白驹领导的游击队和拒不下山的游击队外，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都集结到了指定地域，他们是：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领导的闽西南游击队，约有1200人，500多枝枪。

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队，有920余人，500多枝枪。

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游击队，有1100人，350枝枪。

黄道领导的闽浙赣游击队，有929人，319枝枪，3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

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游击队，有600人，200枝枪。

钟得胜领导的闽赣游击队，有300人，150枝枪。

关英等人领导的皖浙赣边游击队，有398人，75枝枪。

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游击队，有335人，200枝枪。

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和桂东游击队，有450人，215枝枪。

高敬亭、林维先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有900多人，500枝枪。

周骏鸣领导的豫南桐柏山游击队，有600人左右。

李林等领导的湘南游击队，分两部分计300余人。

经过统编，新四军全军共有10300余人，编为4个支队。

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16师、粤赣边、湘赣边及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下辖：

第1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2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享喜，参谋长王必成，政治部主任萧国生。

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辖：

第3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参谋长熊梦辉，政治部主任钟国楚；第4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参谋长王胜，政治部主任缪海涛。

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

第5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桂蓬州，政治部主任刘文；第6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参谋长黄元炎，政治部主任源英平。

第4支队由鄂豫皖红28军、豫南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

第7团，团长曹玉福，副团长杨克志，参谋长林英坚，政治部主任胡继亭；第8团，团长周骏鳴，副团长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徐祥茅；第9团，团长顾士多，副团长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部主任郑重。

另以湘南及闽中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军部特务营。

根据新四军的命令，后来在2月20日，第1、2、3支队向岩寺集中，第4支队向合肥、舒城、无为地区集中。

再说2月9日，王明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由他自己起草的与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他在文章发表之后，才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说：

“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

王明在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追捧下，狂傲之态由此可见。

2月14日，项英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

“新四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结岩寺，现首先以第1支队出动，第2支队则在第1支队实际到达之后再行动。叶挺偕陈毅今晨去绩溪会晤顾祝同，要求新四军不住岩寺，尽可能向前伸出到苏浙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的机动任务。如不能取得所希望要求，则一面到岩寺，一面即出发前进，不在岩寺集结停留。”

2月15日，毛泽东给项英、陈毅回电说：

“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4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有1个在茅山山脉，另1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发动策应。”

2月15日，毛泽东给范长江写了一封长信，回答了他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阐述民主政治与党领导军队的意见。

原来，范长江在接到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给他的信后，非常兴奋，一连给毛泽东写了好几封信，继续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在给15日的复信中说：

“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的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决先生问题的主要一点，我认为即是真实的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

“我们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战，我在去年5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中，对于遥远的中国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在战胜外敌与建立民主国的阶段之内？故问题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政治态度，即从抗战到建国的全部纲领之态度。”

毛泽东在信中对范长江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态度，表示赞赏。

不久，范长江与胡愈之等人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的新闻事业机关“国际新闻社”，向海内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1939年，范长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工作。此是后话，待后详述。

2月15日，毛泽东提出八路军115师全部向东出动，分3步向河北、山东进军的战略设想。

从此，115师陆续分批出动。到38年11月，115师除留下陈士榘指挥的第343旅之补充团之外，主力全部由陈光、罗荣桓率领向山东进军，后来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且说在2月间的一个午后，毛泽东身穿一件灰色棉军装，脚穿棉布鞋，正坐在一张藤椅上伏案批阅文件。警卫员小王揭开窑洞门帘，轻声报告说：

“主席，朱仲丽医生来了。”

“好，请进！”

一位身着棉军装年龄大约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女子，随着毛泽东召唤，轻盈的步入窑洞。毛泽东将毛笔放在盛满墨汁的大砚池上，合拢文件，站起来转过身子，指着身边的椅子对那名女子微笑着说：

“请坐。”

“毛叔叔，你健旺！”

女子乖巧的脱口而出，向毛泽东表示了很亲近的问候。她又忙不迭的将右手举到帽檐上，两腿并拢，喊了一声：

“毛主席，敬礼！”

毛泽东看着女孩子的这一番动作，禁不住笑了起来，说：

“来，坐这儿。”

你道这位年轻女子是谁？她就是萧劲光夫人朱慕慈的小妹朱仲丽。朱氏姊妹的父亲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剑凡，朱慕慈是朱剑凡的长女，朱仲丽是朱剑凡最小的女儿，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毛泽东在20年代和朱剑凡是忘年之交，经常到朱剑凡家里去拜访。那时仅有数岁的朱仲丽管毛泽东叫“毛叔叔”，而毛泽东则亲昵的称她为“八妹子”。

毛泽东看着朱仲丽有点拘束的样子，就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时间过得真快呀！你长大了。我在长沙看见你的时候，你刚学会讲几句话，走几步路，今天倒会向我敬礼了！”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望着朱仲丽又说：

“噢，是个医生了。读了几年？”

朱仲丽回答说：

“读了5年，实习2年，才算毕业。先是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后来又到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到南京中央医院。”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不错嘛，一共7年，是医学硕士喽。牌子响当当的。”

“我的经验不多。”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突然又问道：

“你是想当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医生，还是想当一个‘蒙古大夫’呢？”

朱仲丽说：

“我不当卖狗皮膏药的医生，因为狗皮膏药百病都治，又百病治不好。也不当‘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只是走马观花的看看病人，敷衍了事。当然，我也不愿意当像交易行里做买卖的医生哩！”

“咦？倒看不出你很会讲话哩，我也受到了你这个医生的启发啦！”

毛泽东说完，开怀大笑起来。朱仲丽连忙说：

“哪里。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说：

“你说的那种医生，是专门为老爷太太们服务的。你来边区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医生，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

毛泽东将烟头放在烟灰缸里，接着说：

“当医生的人，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还要以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缺乏这个基础，就容易成为自私自利的医生了。”

他见朱仲丽不住点头，又说：

“现在，你是个大医生了，要记住，到共产党队伍中来，大医生也好，小医生也好，都不能自高自傲，因为你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是的。毛主席，我记住了。我一定不骄傲。当年我爸爸有学问又有钱，为了革命，也没有骄傲过。”

毛泽东见朱仲丽提起朱剑凡，沉默片刻，问道：

“他何时去世的？”

“我爸爸逃难到上海，开了一个地下酒店，忧国忧民，痛恨蒋介石，向往苏区，忧出胃病来，1931年竟不治而去。”

“你爸爸是个好人，是一个难得的教育革命家！我年轻时，在长沙闹革命，曾住在你爸爸办的周南女校内，吃饭住宿都不叫我付钱。他过早的去世了，很可惜。你到延安的革命行列里来，是继承父志喽！”

“是的，毛主席。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是爸爸的遗愿。”

朱仲丽说完，起身将双手一直捧着放在膝上的礼品，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说：

“毛主席，我妈妈问候你，叫我带来一包火焙鲫鱼，虽然只有这么一点儿，却都是家乡味儿。”

她说着把包打开，拣出一条3寸长的火焙鲫鱼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鱼就放在嘴里嚼。朱仲丽问：

“好吃吗？”

毛泽东边嚼边点头，说：

“好吃，好吃！我好久没有吃到家乡的火焙鲫鱼了。”

他重新点燃一支香烟，接着说：

“今日看见你长大了，当医生了，很高兴。从今天起，我有病，就请你来看，你愿意吗？”

朱仲丽高兴地说：

“愿意，愿意！不过我作为医生，第一请求你多散步；第二请求你少吸烟，最好戒掉；第三个，增加睡眠的时间……”

毛泽东不待她说完，就说：

“你大概还有第4个要求。如果我告诉你，我是今天早晨4点钟才睡觉，起床到现在只喝了杯茶，还没有吃早饭的话，是不是要我多吃一点饭？”

朱仲丽是何等乖巧伶俐的人，闻言立即站起身来，说：

“哎呀！那您快点吃早饭吧，我告辞了。”

毛泽东也站起身，握着朱仲丽的手，说：

“好吧，我不留你了，写信问候你妈妈。”

后来，王稼祥从苏联回到了延安，他和毛泽东等人在路上遇到了朱仲丽，毛泽东便把朱仲丽介绍给王稼祥，说她是湖南故人之女，是一个医生。此时，王明正好从窑洞里走了出来，毛泽东瞟了他一眼，便把话题一转，微笑着问朱仲丽：

“小朱，你敢不敢开个牛皮公司，当老板呀？你如果有胆子，搞个宣传工作挺可以呀！我们党内现在有人就搞牛皮公司，当牛皮公司的老板得脸皮厚，不要脸红。”

说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朱仲丽看了王明一眼，就冲着毛泽东和王稼祥说：

“我可当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干不了！”

没过多久，王稼祥就给萧劲光写了一个便条，他写的是：

“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

朱仲丽感到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当作朋友来邀请的信号，也是一种求爱的表示。她很高兴的和萧劲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请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渐渐的，他们更加熟悉了。又过了几个月，王稼祥突然问朱仲丽：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此时的朱仲丽虽然已经爱上了王稼祥，可她也想不到王稼祥竟然如此直接，叫人猝不及防，便失声问道：

“为什么要这么快？”

王稼祥哈哈大笑起来，说：

“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就这样，朱仲丽经姐夫萧劲光牵线，终于在1939年3月5日与王稼祥正式结为夫妻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与王稼祥及朱仲丽的交往情况，请耐心往后看。

 

 

 

第130章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话说1938年2月下旬，林育英从前线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毛泽东见他的病情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就和张闻天商量说：

“林育英同志的病很重，延安中央医院想了不少办法，但这里的条件有限，仍难治好。我去看了一下，见林育英病成那个样子，心里很难过。”

张闻天说：

“很多同志与我谈过这件事，并要求中央再想些办法帮他治疗一下。”

“你有什么办法?”

“还未想到。”

毛泽东说：

“我看是不是与苏共中央联系一下，请求他们派一架专机将林育英接到苏联去治疗一个时期。”

“这个办法可以。”张闻天极力赞成：“而且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才能治好他的病。”

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安排下，中共中央有关单位迅速与苏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不久，苏联派来的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林育英对中央请求苏联来专机接他治病的事并不知道，飞机来了，别人才告诉他说，是专门接他去苏联治病的。他说：

“我的伤病我心里清楚。这个样子，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费苏联的资金、药品。有很多八路军的伤病员急需治疗，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及其他人要去苏联，让他们去吧。他们的伤病治好了，还可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考虑到飞机已经来了，不能空飞回去，便将延安其他伤病员和一些烈士子女送上专机，去了苏联。

2月27日，王明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明、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3月1日才结束，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推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应召在2月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

2月27日，王明在会议上作主要发言。王明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他说：

“反对不要中央政府的倾向。”“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公开活动。”“八路军新占的区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中央政府。”

王明在军事上提出了7个统一：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供给，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王明主张八路军、新四军要进行正规战，他说：

“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此时，国民党正在华中拼命抵抗，中国共产党内对如何抗战也没有统一意见。王明的意见，引起了在王明回国之前就主张打大仗打运动战的那一部分人的共鸣。所以，王明的主张再度为与会多数人所拥护。

就在这紧要关头，跟着王明一起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康生，却反对王明的意见，他当着王明的面说：

“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呢？还不和张国焘一样断送了红军？这个历史的错误，我们再也不要犯了，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2月28日，毛泽东作了《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作用》的长篇讲话。任弼时、张闻天、康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1938年3月1日，王明作了长篇总结。毛泽东作了另一个演讲。

王明、博古等人在武汉的活动，对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事业已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是时，武汉战事吃紧，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在会上提议说：

“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了。”

会议在表决毛泽东的提议时，只有康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其余人都同意王明继续去武汉。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再度获得成功。其主要原因，一来是他是由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的，有着耀眼的头衔。他还声称，他所说的都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主张。二来是此人一谈起马列著作就滔滔不绝，善于蛊惑人心。所以，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一时蒙蔽了不少人，政治局中绝大多数的与会者都赞同或附和他，致使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占了统治地位。此时的王明已经是昏昏然飘飘然了，他认为，到七大时自己坐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后来在武汉的工作中，便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目无党规党法，随心所欲，乱来一气了。他经常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将个人凌驾予组织之上。这正应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但由于毛泽东及其他人的抗争，王明虽然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占主导地位；可这两次会议却都没能通过一个正式决议或形成一个统一文件，这就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限制在局部范围和地区。

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受毛泽东派遣，立即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国际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他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请求苏联政府给予八路军武器援助。

且说3月2日，林彪穿着在战斗中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骑着东洋大马，带着115师直属队的十几个人，路经阎锡山第19军防区内的山西隰县千客庄，驻防的19军哨兵误以为林彪一行是日本的骑兵来了，慌乱中也来不及辨别真假，对着他们就开了枪，其中一枪打中了身经百战而从未受过伤的林彪的胸部。

115师政委罗荣桓立即将林彪受伤的情况，电告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毛泽东马上回电指示，将林彪送回延安疗伤；命令343旅旅长陈光代理林彪师长职务。

林彪的伤势看起来并不算很严重，在进行简单包扎后，一直到黄河边，林彪都是自己走的。林彪一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人多次到医院看望他。延安各机关、各学校的负责人和师生们也纷纷到医院慰问他。

林育英得知堂弟受伤回到了延安，也立即到医院看望他。林彪一见到林育英，吃力的握着他的手，说：

“八哥，日本人没打着我，却意外的被国民党的哨兵给伤了。真没有料到。”

林育英惋惜地说：

“当初，咱们弟兄离开延安的时候，都下了决心，一定抓住这次到前线的机会，多消灭一些日本鬼子，为中华民族争口气。没有想到几个月的时间，我因病回了北方，你又因伤回了延安。”

林彪难过地说：

“我这回伤得比较重，恐怕一下子难以上前线了。”

林育英安慰他说：

“养伤不能急，还要心情愉快。你个性内向，不爱讲话，养病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此后，林育英每隔一两天总要去看看林彪。

林彪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症，这一枪又伤及他的脊神经，日后给林彪带来了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由于长期使用一些吗啡和杜冷丁之类的药物，久而久之，反而服药成瘾，还逐渐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此是后话，容后再叙。

再说3月3日，毛泽东参加了陕北公学6至10队的毕业典礼，他给学员们的临别赠言是：

“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的缩影，是进步的中国缩影，有陕北公学中国就不会亡。”

3月初，有人从苏联给毛泽东带回来两个儿子的照片，毛泽东高兴得一遍又一遍的看个没完没了。

原来在1936年，冯雪峰在上海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流落在上海的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毛岸英哥仨原是安置在董健吾家里的，因白色恐怖日甚一日，董健吾只好去了武汉工作。这样，毛岸英兄弟3人的生活就无着落了，他们终日流浪街头，居无定所。岸英、岸青到烧饼铺当学徒，因为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就又靠卖报、捡破烂、帮助推人力车维持生活。老三毛岸龙年纪尚小，终于与两个哥哥失散，从此杳无音信。一种说法是他经不起多次折腾，病饿而死。究竟是死是活，后人不得而知。他唯一留在世上的是一张在大同幼稚园与小朋友们的合影，透过那张泛黄的照片，他那充满稚气的脸依稀可见。

有一次，毛岸青在街头卖报时看到了一则让他十分震惊的消息，上面写着：

“军息：伪中央区所属之伪师长毛泽覃（系毛泽东胞弟）前因我军积极搜剿，乃率领残部，鼠匿瑞金东之黄鳝口东北大山中，本月26日，经我毛炳文部24师汤团，在该处搜获，该匪顽抗拒捕，遂为我击毙……”

毛岸青看着看着，眼泪模糊了双眼，心里想：妈妈死了，小叔叔死了，小弟弟失踪了，这是谁的罪过，我要报仇！他从口袋里掏出半支粉笔，在漆黑的电线杆上写下了“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突然一个巡捕和一个便衣特务跑过来，对他一阵拳打脚踢，岸青倒在水泥地上。在另一处卖报的毛岸英闻讯赶过来，见弟弟已经昏了过去，鼻孔、眼角流着鲜血。一个黄包车工人帮忙把他们送到他们居住的破庙里。没有钱请医生，同在一个破庙里的流浪儿搞来了姜汤、红药水。毛岸青苏醒了，可他的耳朵听不见声音了，他被打成了脑震荡。1936年6月底，地下党组织通过张学良介绍，趁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一同带出国。1937年初，李杜一行人几经辗转，又经巴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郊区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和伊万诺夫城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

再说3月4日，毛泽东请去苏联的人带给儿子一封信，他在信上写道：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给我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

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此时的毛岸英、毛岸青不仅得到了父亲的关爱，同时也得到了贺妈妈的关心。这是在3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贺子珍去看望毛岸英和毛岸青。

一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领着一个30岁上下的女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毛岸英、毛岸青在儿童院的住处。阿烈耶夫叫着他们的俄文名字说：

“谢廖沙，戈勒，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毛岸英哥俩一愣，心想，我们没有亲人在这里，怎么会有人专门看我们呢？他俩打量着来人，只见她浓眉毛，大眼睛，瘦长的个子，温和的脸庞上带着微笑。她回头问阿烈耶夫：

“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阿烈耶夫说：

“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这是弟弟岸青，叫戈勒。”

阿烈耶夫介绍罢，又对毛岸英哥俩说：

“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叫文英。”贺子珍脸上洋溢着笑意，亲昵地说：“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哪！”

毛岸英哥倆从妈妈杨开慧牺牲后，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是太生疏了。他们既不向贺子珍喊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爸爸的事儿。

“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

贺子珍见两个孩子不说话，又这样说。阿烈耶夫见他们已经接上了头，招呼贺子珍坐下来，就走了。

贺子珍见他们哥俩的床铺又脏又乱，就把拎来的水果放在桌上，为他们收拾起来。整理好后，又弯腰把床下清理好。把他们的脏衣服卷起来，拿到河边洗净、晾开。毛岸英哥俩看到贺子珍忙里忙外，觉得过意不去，也就跟着干起来。忙完了，3个人才坐了下来。贺子珍把削了皮的苹果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手里。毛岸英也忙泡了一杯热茶送到贺子珍面前。

贺子珍所在的东方大学离儿童院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她总要带些物品去看毛岸英哥俩。她把每月发给她的红军干部70卢布的待遇费，除了自己的必需开支之外，剩余的全用在了小哥俩身上。渐渐的，小哥俩也就到贺子珍住的共产国际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去玩。1938年5月，毛岸英、毛岸青感到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贺子珍，不知道她是生病了还是回国了，就决定去看看她。哥俩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小男孩，他们明白，这是父亲的又一个儿子。

“哎唷，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

毛岸英盯着那小脸上打着褶的小男孩，左端详右端详，那高高大大的额头，很像爸爸，就连鼻子眼睛也都像爸爸。

“对，小弟弟还真像爸爸。”

毛岸青说着就去轻轻的摸他的小手腕，逗着他玩。贺子珍见小哥俩高兴，就说：

“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

从此，贺子珍的小房间，就成了贺子珍和毛岸英哥俩团聚的家，贺子珍给他们讲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讲他们的爸爸，也讲自己负伤的痛苦经历，还给他们唱江西民歌。毛岸英也帮助贺子珍学习俄语。

贺子珍满月后，就把孩子送到了婴儿室，自己则进了东方大学读书。孩子在10个月的时候，患了感冒。那几天，孩子的情况不太好，贺子珍怕影响学习，不想请假，仍然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婴儿室的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孩子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贺子珍流着泪把孩子葬在郊外的一处公墓里。

有一天，毛岸英哥俩再次回到这个温暖的家里时，发现贺子珍变了，她变得衣衫不整，也不梳洗，无力的和衣躺在床上，好像突然间苍老了许多。再一看，贺子珍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痴痴的、呆呆的，没有了往日的一点神色。毛岸英诧异之际，突然发现小弟弟也没有在房间里，就急切地问：

“弟弟呢？小弟弟呢？”

贺子珍闻言，忍不住悲痛，嚎啕大哭起来。毛岸英这才知道可爱的小弟弟因感冒转成肺炎，还没等送到医院就夭折了。毛岸英哥俩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如涌泉般的哭了起来。毛岸英劝贺子珍说：

“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

贺子珍闻言，突然停止了哭声，从床上起来，一把将毛岸英哥俩紧紧的搂在怀里，“儿呀，儿呀！”不停的叫着。毛岸英、毛岸青感受到了母亲般的温暖，也忍不住叫着“妈妈”，3个人顿时抱成一团，哭成了一团。

后来，毛泽东再婚的消息，隐隐约约的传到了毛岸英哥俩和贺子珍的耳朵里，贺子珍还不怎么相信。毛岸英和弟弟想方设法，使她高兴，有时说故事，有时讲笑话。但是，他们俩谁都闭口不提他们总会想到的一个人——他们的爸爸毛泽东。此乃一段人间悲情，容后再叙。

3月6日，毛泽东给彭雪枫回复了一封电报。

彭雪枫是在3月1日致电毛泽东，他建议说：从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川北之通南巴这一地域做大后方的必要。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雪枫：

电悉。甲：观察甚当。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乙、干部可从抗大、陕公毕业生酌派一部给你们，并望从豫南各县优秀青年中挑选最好的40名送抗大学习。丙、经费不足可否斟酌考虑向民众募捐。河南局面不久将变化，熬过短时期就有办法。丁、你们中心根据地在何县何区？派人来走何路到何地与何人接触？即告。陇海路即将隔断，要指出走商南、淅川、唐县至泌阳、桐柏这几条路。

毛泽东

1938年3月，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和毛慎仪与文静纯的女儿章淼洪，在表哥文赐生的护送下，通过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来到了延安。

原来，王淑兰在1937年突然接到了多年中断关系的毛泽民从延安的来信，他要毛远志到延安学习和工作。是年年底，王淑兰把女儿送到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安排毛远志和表姐章淼洪同赴延安。

毛远志来到延安时，她的爸爸毛泽民和钱希钧已经去苏联治病去了。她在到延安的第二天，只好先去看望伯父毛泽东。毛远志带上了妈妈托她带给毛泽东的云片糕，毛泽东见到远道而来的侄女，非常高兴，他吃着云片糕，说：

“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东西了。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毛远志回答说：

“妈妈送我到了汉口，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毛泽东边吃边说：“四嫂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你还有个大哥，你知道么？”

“不知道。”

“可惜他活到7岁时，得了肝炎，发高烧，送到长沙医院治疗，不料洗了个澡就死了。”

 毛远志想起妈妈嘱咐的话，便对伯伯说：

“临行前，妈妈一再交代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不要打搅您。”

她还说要参加八路军，要去抗大学习。毛泽东说：

“你年龄还小了点。”

说着顺手在纸上写了5个字让毛远志念，毛远志连一个字也不认识。毛泽东笑着说：

“你应该先补习基础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别处学习。”

“我就是盼着能上学读书。”

“那好！”

毛泽东提笔给滕代远写了封信，请他送毛远志去延安鲁迅小学读书。毛远志又和伯父说了一会儿话，不便久留，就要告辞。临走前，她向大伯讲述了妈妈讨米干革命的经历，向大伯提出建议说，组织上是否可以给予妈妈一点资助。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应，要她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向上级反映。

后来，毛远志将她妈妈的情况反映到陈云那里，陈云说：

“需要寄多少钱？”

毛远志说：

“20元就够了。”

陈云说：

“不算多。你提出的要求太低了。”

毛远志刚到延安，不习惯吃陕北的小米饭，加上她有胃病，有时就到食堂找米饭锅巴，用热水泡泡吃。毛泽东的一位秘书看到了，给了她一块钱，叫她每天花5分钱买碗粥喝。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把毛远志叫去，说：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毛远志听了伯父的劝告，开始练着吃小米饭，很快也就适应了。

欲知毛泽东的亲人们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看后边的叙述。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三月政治局会议”可真够凶险的！张闻天要让出总书记在先，周恩来让出长江局书记在后。更为严重的是在3月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在国外的王稼祥之外，在国内的只有康生、任弼时、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作用》的讲话精神；而在关于王明去武汉的问题上，只有康生一个人支持毛泽东，其他绝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反水，站到了王明一边，毛泽东又处在了十分孤立的地位。遵义会议后刚刚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却又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毛泽东为挽救危局，不动声色的派出了任弼时，后来又派出了刘亚楼，他要来一个釜底抽薪，的确是高明之举！也是中华民族之幸！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 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 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这就为毛泽东为什么派任弼时去苏联、任弼时在此后直至逝世都紧跟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