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第127-128章

 第127章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

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话说1937年7月下旬，江青怀着极大的兴奋，千里迢迢来到西安。她按照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安排，到西安北大街幼稚园找到了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徐明清。

徐明清自然是江青的老熟人，她不但是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和夜校时的同事，还是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徐明清是在1935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上海关押3个月后，被解往杭州反省院，在被关押1年多之后，被人保释出来，又被组织重新安排了工作。她此时担任党的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江青和徐明清再次相见，分外高兴。徐明清带着她来到西安七贤庄中共中央办事处，见到了办事处负责人博古。博古了解了江青的情况后，同意她去延安，让她搬到办事处住，等待去延安的机会。

江青在办事处填写登记表时，想到李云鹤是她的学名，蓝苹是艺名，现在即将进入革命圣地，应该有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响亮名字。她马上想起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句，于是，就把自己的名字改写为“江青”。

江青在办事处认识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还有一起等待去延安的李丽莲、陈兰英等人。

1937年8月，江青与其他去延安的人一起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出西安北行。他们在半路上遇到大雨无法前进，只得改乘马匹。从未骑过马的江青，两天后才非常艰难的到达了延安南边80公里的洛川。

8月25日，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结束，叶子龙和与会者听说新来了一批知识分子，纷纷前来欢迎。江青和每一位领导人握手，这一夜，她激动得没有睡好觉。这是叶子龙第一次见到江青。

第2天，一个即将回延安的车队整装待发，当江青等人登上一辆汽车时，有人指着一位身材魁梧，英姿勃勃，迈着稳健步伐，在众人的目光下走向一辆汽车的中年人说：“这就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

这是江青第一次远远的看见毛泽东。

江青到延安后，被安排在延安第二招待所食宿，她在住宿登记表上自豪地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江青。

党组织在安排江青的工作之前，对她的党籍问题进行了例行审查。她在青岛时期的表现，可以由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俞启威也就是现在的黄敬做证明，她在上海时期的表现，有王洞若和徐明清的介绍。而此时，黄敬来延安参加会议，徐明清也调到了延安，由于他们的证明，江青被恢复了1933年的党籍。

不久，党组织安排江青进行农村调查工作，以便她适应陕北的生活，同时也考验她的革命意志和能力。江青脱去半旧的蓝色旗袍，换上陕北农村妇女黑色或蓝色的衣服，头上包着头巾，和农民打成一片。她终于向党组织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决定，让江青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7年11月，江青搬进了位于延安东郊桥儿沟的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宿舍，开始了她在党校第12班的学习生活。江青穿着女八路的服装，扎着腰带，梳着两条辫子，辫稍上还系上了不太显眼的蓝带子，显得干练、活泼、俏丽，生气勃勃。她是四五百名学员中仅有的10个女生之一。

自此，江青在党校的学习，成为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前面已经讲了毛泽东和江青初识的情况。江青在这天听了毛泽东演讲的哲学问题以后，晚上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此时的江青对于哲学知之甚少，她听得很吃力，虽然不停的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着，记得也很费劲。她感到还有不少问题自己弄不明白。于是，她就在信中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于1933年入党，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先后在舞台和电影中演出。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12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中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如能得到你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3时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3次了，这幸福的第4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12班学员  江  青

江青这一封信，不用说她那一手写得很好的楷书字和如此流畅的文笔，单是她那苦难的出身和经历以及她那泼辣的个性，都会引起毛泽东的好奇和欣赏。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这封信送进城去，送给毛泽东居处的警卫手里。

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江青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准时来到他的住所。毛泽东的房间里收拾得比较利索，已经把桌子上的文件收到了后面，用报纸盖上。这和党内其他干部们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悠然的点着一支烟，对坐在对面的江青说：

“你提的问题很深刻，说明你学习很认真，这是其他同志没有提到的问题，我很高兴和你一块儿探讨。”

江青虽然鼓起勇气来见毛泽东，但当她真正面对这位传奇式的领袖的时候，还是十分紧张。毛泽东从来就是平易近人态度温和，他的和蔼亲切使江青也逐渐放松起来。江青聆听着毛泽东的解答，也不断的回答着毛泽东的提问。

江青反应快，又善解人意，当毛泽东要吸烟时，她立即把烟拿来递在毛泽东手里，并且还给他点燃好。她发现毛泽东的茶水凉了，轻轻的换上热的，把茶杯放到伸手可取的位置，而且把茶杯的把儿正对着毛泽东伸手的方向，拿起来非常方便。

时间过得真快，谈话已经过了两个多钟头。毛泽东的秘书来说：

“主席，该去开会了。”

毛泽东结束了谈话，把江青送到门口，握着她的手说：

“再见！希望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来。”

江青走到值班卫士面前，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你，再见！”

下一个周日，江青又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两个人已经熟悉了，江青就一面说话，一面手脚麻利的替毛泽东收拾房间。

后来，江青经常不断的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大部分都是在周日。有时毛泽东还让她在这里吃饭。吃饭前，江青主动拿来毛巾，递给毛泽东擦手擦脸。毛泽东需要看书时，江青会马上把书取来，翻到毛泽东要看的那一部分。

江青在晚上离开杨家岭时，毛泽东为了她的安全，就让警卫员送她。江青不会骑马，警卫员就从马厩里选出一匹最老实的马，让她骑上，自己在前边牵着马缰，把她送到桥儿沟，再骑马回来。

话分两头，再说1937年1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通知方志纯说：

“毛主席今天下午要见你。”

下午4点多钟，方志纯随着李富春兴冲冲的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前，见毛泽东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站在门口迎接他，就赶紧上前握手问好。走进窑洞，方志纯打量了一下四壁，墙上唯有一张军用地图。室内摆设也非常简陋，有一张办公用的方桌和几条板凳，几张椅子。方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以及笔墨纸砚等。毛泽东热情的招呼方志纯在一把椅子上落坐，关切的问道：

“从南方来，生活习惯吗？”

“还可以！”方志纯回答说：“不习惯，慢慢习惯就是了。”

毛泽东笑着说：

“这就好，四海为家嘛！不怕苦，还要不怕死，随时准备掉脑袋。我们红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陕北，牺牲了多少人！留在南方的同志，也有不少人牺牲了！方志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方志纯心情沉重地说：

“起初我不知道他牺牲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的。”

“志敏同志牺牲得很英勇！”毛泽东面色凝重，严肃地说：“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

方志纯有些激动了，他说：

“主席，你在瑞金那次就跟我们说过，红10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可是……”

“那已经成为历史啰！”毛泽东感慨地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其实当时不但不应该把你们红10军调离赣东北，相反，应当把红军主力往你们那边靠，往武夷山靠。如果这样，恐怕也不至于失败得那样惨。”

方志纯忿忿地说：

“王明路线真是害死人！”

“这是个沉重的教训，要好好吸取。”毛泽东沉默了片刻，又关心的问：“现在赣东北怎么样？”

“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坚持打游击。”

“西安事变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处理，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几省的形势也会有个大的好转，会越来越好。”毛泽东说罢，又问方志纯：“到延安了，想干点什么工作？”

方志纯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便鼓励道：

“不要紧，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就大胆的说吧。”

方志纯这才说：

“主席，打了十几年仗，现在我真想坐下来好好学习学习。”

“好嘛，想学习，这是好事嘛！”毛泽东笑吟吟的，说：“现在，你不是在中央党校学习吗？应该趁这个机会学点马列主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提高认识。”

他又对坐在一旁的李富春说：

“从南方回来的同志，都要有组织的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

李富春说：

“中央组织部正是这样安排的。”

方志纯见夜幕已经降临了，便起身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好哇，方志纯同志，你想学习，今后有的是机会！”

令方志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之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他又被派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党校潜心学习了整整3个年头。

且说此时的西北高原上已经很冷了，毛泽东穿的那件旧棉衣已经不成样子了，但是不管谁劝，他就是不肯换新的。警卫员们找到管理部门，让他们想法给毛泽东做一件新的阴丹士林布的棉衣。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脾气，要是直接把新棉衣拿给他，他肯定不会要，更不会穿。几个人想出个办法，趁他休息时，把旧棉衣偷偷拿走，把新棉衣轻轻放下。等他醒来时，没有了旧棉衣，就只好穿新棉衣了。再把旧棉衣拆洗一下做好，两件换着穿。

警卫员们依计而行，换了新棉衣，三下五除二就把旧棉衣拆了，谁知这一拆才知道，这件旧棉衣的布已经糟了，就是神手，也难以照原样缝起来了。

毛泽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旧棉衣不见了。他把警卫员叫进来，指着新棉衣问：

“这是哪个的衣服？我的那件棉衣呢？”

“这是管理局给你做的。”

“我有棉衣嘛。我不要！还是把我的那件拿来。”

“那件……那件棉衣都让我们给拆了，想洗洗再缝好。看样子，那布破得缝不起来了。你还是……”

警卫员吞吞吐吐地说着。毛泽东看着警卫员着急的样子，只好无可奈何的笑着说：

“那，你看怎么办？”

警卫员一看有门儿了，马上高兴地说：

“主席，这件棉衣挺好，你就穿吧。”

“这样吧，你拿上它，给我换件灰布棉衣，和你穿的这件一样。”

毛泽东说着，拿起那件新棉衣，指指警卫员的衣服。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好照办了。

11月27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真挚感人的回信，这是他与外婆家的人中断关系整整10年后，写出的第1封信。毛泽东在信封上写着：长沙南门外36号，文运昌先生收。

原来，在这1年的早些时候，在长沙长郡中学担任庶务的表兄文运昌，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莫立本希望到延安投奔革命，文运昌便写信介绍他到延安找毛泽东。莫立本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向毛泽东转交了文运昌的信，毛泽东欣喜不已。文运昌在信中倾诉了兄弟离别之情，叙说了毛泽东的八舅父文玉钦以70岁的高龄，在1929年被以“共匪头目亲属”的罪名，遭到许克祥派兵捆绑关押，花了不少钱财，方才保释脱险，但从此一病不起，已经于6月27日去世。毛泽东看到八舅父因自己受到连累致死，心中非常内疚，悲痛万分。

不久，毛泽东又收到了文运昌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长沙教书，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困难，想到延安谋生，希望毛泽东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帮助。毛泽东由此就给表兄写了这封复信。他在信中写道：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今日又接11月16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以做到。前由公家寄了20元旅费给周文楠，因她系毛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缘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劳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劳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提到周文楠一事，是指此前他给在湖南工作的周文楠寄出的一封信和20块银元，要周文楠到延安工作。信中提到的刘霖生先生，是他的一位姨表兄，前清秀才，为人正直刚毅，思想求新不迂腐。

尽管毛泽东在信中强调乡下亲人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然而此时韶山的热血青年们，正一批批地朝着延安千里跋涉。岂止是韶山的青年，全国各地大批的青年人也都纷纷涌向延安。

中共中央为了教育这些青年，决定在安武堡举办青训班。组织上派吴朝祥担任青训班女生队政治协理员。吴朝祥临行前，毛泽东约他谈话，毛泽东说：

“你要通过谈心，开座谈会，了解哪些同志出身于穷人家庭，哪些同志出身于富人家庭。了解她们参加革命的理想和志愿，了解她们的个性、爱好与特征，根据她们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就是俗语所说的‘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到青训班学习的，有不少人老家是东北的，她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尝过当亡国奴的痛苦，要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让她们现身说法，教育大家懂得只有坚持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

你在工作中要注意走群众路线，培养骨干，启发群众自我教育。对知识分子，既要看到她们要求救国要求革命的优点，也要正确对待她们的弱点和不足。比如，大城市来的女同志，烫了发，抹口红，搽胭脂，不要看不惯，更不要讽刺，要慢慢诱导他们转变生活作风。”

11月底，毛泽东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那里获悉：六弟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一家人有了下落，而且还搬回了韶山。

原来在1928年春，毛楚雄出生还不到1岁，母亲周文楠就被捕入狱。毛楚雄由他的外婆周陈轩和舅舅周自娱抚养。为了安全，外婆周陈轩让他改姓周。1930年，彭德怀率部攻下长沙，周文楠被营救出狱。8月，周文楠随彭德怀的部队撤往苏区后，毛楚雄留在长沙与外婆周陈轩和舅舅周自娱相依为命。1935年，毛泽覃牺牲时，毛楚雄才8岁，在桂园附近一所小学读书，外婆告诉他父亲毛泽覃在瑞金牺牲的消息后，他失声痛哭。1937年5月，周陈轩遇见了一位韶山妇女，继之与韶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1月间，徐特立、王凌波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毛楚雄的族兄毛特夫立即向徐特立报告了毛楚雄一家的情况。徐特立指示说：“今后要好好照顾他们。”11月底，毛特夫、近门叔叔毛泽连将毛楚雄和外婆周陈轩及舅舅周自娱接回韶山上屋场居住。外婆激动地说：

“楚雄，你是韶山人，从今天起，你不再姓周，该姓毛了。”

毛楚雄懂事地点点头，说：

“好，我本来姓毛，我叫毛楚雄！”

不久，徐特立派王凌波去看望了毛楚雄和他的外婆周陈轩、舅舅周自娱。

毛泽东得到这个好消息，心里很是高兴。自此，心中时时牵挂着六弟的这个遗孤。

1937年11月29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迪化飞抵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陈云，他是在迪化登上专机的。

王明在回国前，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参加这次接见的还有康生、邓发以及刚从南俄疗养回来的王稼祥。季米特洛夫说：需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征询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说：

“我想回国工作。”

季米特洛夫说：

“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邓发同志去新疆工作。”

之后，斯大林又接见了王明、王稼祥、康生、邓发。斯大林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他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被淹没掉，共产党人应该积极的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

斯大林问王稼祥：

“红军还有多少人？”

王稼祥说：

“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万人了。”

王明插话说：

“还有30多万人。”

王稼祥毫不客气的立即纠正说：

“斯大林同志，是3万多人，不是30多万人。”

斯大林说：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

王稼祥知道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他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和在党内的威望更不可能全面了解。而王明常年在苏联，颇受斯大林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向斯大林汇报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介绍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他说道：

“斯大林同志，我们毛主席主张抗日，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听了，高兴地说：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现在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

季米特洛夫在王明临行前，特意嘱咐他说：

“你虽然在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后，并不代表国际。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就是他们要推你为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11月14日，王明、康生、陈云离开莫斯科，到了新疆。王明以托派分子的罪名，枪决了一直追随张国焘的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

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作茧自缚难逃脱。

人不公道天公道，天道循环命难活。

再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前往机场迎接王明。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第一次见面，彼此热情握手，很是高兴。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此时，毛泽东也迎接了第一批从家乡韶山来到延安的亲人。他们是毛泽全、毛泽青和堂侄毛远耀、毛远翥兄弟。

毛远耀，字卓夫，1912年出生。毛远翥，字任夫，号自财，1918年出生。

本传第三卷已经说过，1927年底，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接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他派人回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韶山党支部推荐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长子毛远耀等人来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不久印刷厂迁往天津。

后来在1931年，毛远耀和毛特夫随堂叔毛泽民从天津迁回上海中共中央出版部工作。1933年5月，秘密印刷厂被国民党政府查禁，毛特夫奉命去赣东北苏区；毛远耀留在上海秘密活动。1936年，毛特夫和毛远耀及妻子胡觉民先后回到韶山，以教书为生。

此次毛泽全一行到延安后，首先见到了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由毛泽民安排，在第3天，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毛泽全4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迎接家乡来的客人。毛远翥看到三叔穿着灰军装，头戴八角帽，清瘦的脸，一双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便兴奋得喊了一声：“三叔。”

其他3个人也喊着：“三哥。”“三叔。”

毛泽东笑着朝他们走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说：

“你们来了，好哇！”他指着毛泽青说：“你是泽青——万才老弟。”又指着毛泽全说：“你是十二老弟——泽全。”最后指着毛远耀兄弟说：“你是远耀，你父亲是智珠四哥。你是远翥，是远耀的弟弟吧。家里人还好吧？”

毛远翥说：

“都好，谢谢三叔。”

他觉得三叔离家10多年了，还记得家乡的亲人，心里热乎乎的。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询问了家乡许多事情，还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钟志申等烈士的情况。待众人回答后，他又问：

“庞叔侃是如何牺牲的？在哪里被杀的？”

“1927年10月，被杀害于湘潭十七总的柳林巷。”毛远耀说：“是敌人用梭镖捅死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你们到延安来，这里生活是很艰苦的呀！”

毛泽全说：

“我不怕吃苦！”

毛泽东又问：

“那么，你们愿意干点什么工作呢？”

这几个人来延安只是想着干革命，至于做什么工作却没有想过。毛泽东一问，他们一时都没有回答上来。还是毛远翥说了一句：

“我们听叔叔的安排嘛。”

“听党的安排!”毛泽东纠正说。他又指着毛泽全、毛远耀：“好！你们二人去抗大学习。”

在毛泽东看来，毛泽全、毛远耀读过一些书，有些文化，他们是可造就的。他指着毛泽青和毛远翥说：

“你们俩去中央印刷厂做学徒。”

几个人见毛泽东把他们分作两处工作和学习，不知如何是好，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毛泽东见了，就安慰他们说：

“你们去工厂，去抗大，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学习的目的是为将来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干革命。”

他见毛泽青和毛远翥仍然不言不语，又说道：

“你们两人去印刷厂，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将来还有专门学习的机会。”

1937年底，叶挺由南京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毛泽东亲切的会见了叶挺，向他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解释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还陪同叶挺参观了抗大和中央党校。在中央党校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致词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在大会上讲话说：

“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937年12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单独接见了21岁的堂弟毛泽青。毛泽东说：

“万才老弟，你到延安来了很好哇！”

毛泽青接口说：

“我是来找三哥一起干革命，为穷人谋出路的。”

毛泽青号运才、咏才，韶山方言把“咏”说成“万”，故人称万才。他祖父是毛德臣，姐姐是毛泽建，胞兄是毛泽连，因之他是毛泽东的嫡亲堂弟，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十，是同辈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毛泽东笑着说：

“万才老弟，你为什么想到要为穷人找出路呢？”

毛泽青说：

“因为我也是穷人，好人总是受压迫受剥削。”

“那你为什么到延安来呢？”

“因为三哥在延安，共产党在延安。只有跟着三哥，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闹翻身，穷人才有出路。”

“好！”毛泽东满意的点点头，又严肃地说：“万才老弟，我要告诉你，到我这里来，要官没有，要干革命有的是。当然，干革命还得要有武器才行啊！”

毛泽东说着，从皮箱里取出一支乌黑发亮的手枪，掂了掂，然后递给毛泽青。

“送给我？”

毛泽青凝视着三哥，手却没有伸出去。

“不会打枪吗？”毛泽东看出毛泽青犹豫不决的心理，接着说：“老弟呀，不要因为不会打枪就不敢要枪，不会可以学嘛，干革命从来就是边学边干的。”

再说王明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真诚希望与他搞好团结，一道工作。然而王明一到延安，就目空一切，盛气凌人。他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神气十足的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要讨论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政局和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此时的王明，早已把他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话，抛在了脑后。

193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11月7日到达延安的项英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和会议结论。他对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点和政策提出了批评。他提出了要建立全国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的军队。提出了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王明否定了洛川会议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他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3种势力的提法，不同意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谁领导谁的提法。他说：

“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王明指责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后，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够而妨碍了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他抹煞国共两党之间“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极力夸大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用，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说：

“相信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蒋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中国政治制度已开始走上民主进步，人民已经‘有充分民主自由’，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要加入国民政府。”

王明的报告具有很大欺骗性，他在国共合作抗日问题上，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大套人人公认的道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此人能言善辩，对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也学得比较扎实，又写过《两条路线》小册子，因此，唬住了很多人。大家都觉得他很能干，很有前途。在中央领导核心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自称是“国际路线”而实际是兜售右倾投降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就是这样一个报告，却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像彭德怀既没有支持毛泽东的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路线，而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态度的人，也为数不少。

王明投降主义的出现，声势吓人，颇为张扬，毛泽东及时敏锐地看出了问题，并与之进行抗争。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只有实行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他既拒绝王明的错误理论，又没有批评共产国际。他说：

“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共产党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就会使自己投降到国民党方面去。”

欲知毛泽东与王明如何斗争，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江青的确有几个共同之处，首先是他们都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一个出身于木工手工业家庭，都有一个自私暴躁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都有过吃苦受罪的体验。其次是两人都爱学习，都有过比较艰苦的自学经历，也都做过北大的旁听生；当然，就两人的水平来说，不可同日而语。再次是两人在婚姻问题上的观念也有着相似之处，都反对旧的婚姻观念。而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们两人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倔强和叛逆的性格。贺子珍走了之后，追求毛泽东的女青年不乏其人，但正是基于他们的这些共同点，两个人才能够在一起谈得来，以至于毛泽东后来选择江青而不是选择别的女子结为夫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

 

 

 

第128章

“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

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话说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国民党首都南京，在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进行了长达6周时间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余万人。

12月13日这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成以林伯渠、张国焘、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为成员的边区政府新的主席团，由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此时，“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还在继续进行着，正在讨论如何对待陈独秀愿意回到党内工作的问题。

原来，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并没有吸取教训承认错误。但是他对毛泽东的敬佩一直没有改变，他从未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对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根据地而是大为赞赏，他认为是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见证。“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5人参加，陈独秀鼓励其他4人参加，而他自己则拒绝参加。1929年以后，他攻击“六大”路线。此一时期，他的观点与苏联托洛茨基不谋而合，10月16日，他和彭述之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承认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走上了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道路。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决议案》。1931年5月，在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将陈独秀逮捕入狱，直到1937年8月23日，经胡适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才被释放出狱。陈独秀出狱后，托派分子请他出面把托派组织起来，他的回答是“各奔前程”；托洛茨基邀请他到美国会面，他拒绝了。胡适拉他去美国，说有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去写自传，他说：我的生活简单，用不着去美国。胡适、张伯苓和周佛海拉他进国防参议会，还说蒋介石答应给他5个名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蒋介石打算让陈独秀出任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斥蒋介石是“异想天开”。蒋介石又派朱家骅找陈独秀，请他另组一个“新共党”，给他10万元经费，他还是不为所动。陈独秀就是一门心思找中共中央联系，先是让他的代表罗汉先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又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表示他自己愿意回到党内，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中共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在讨论陈独秀的问题时，王明坚决反对让陈独秀回到党内。他说：

“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

有人说：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王明说：

“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

毛泽东自己与陈独秀还是有感情的，但是他更坚持党的原则，他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真诚欢迎他们的转变。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3个条件时，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

第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第二，公开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其它关系，则在上述3个条件实现后，再行考虑。”

毛泽东的主张和他提出的3个条件，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南京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发去了上述内容完全相同的电文。可是陈独秀却完全拒绝承认错误，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的3个条件，他说：

“我已经不是托派，所以没有发表声明脱离托派的必要。我们过去没有错误，所以也没有承认错误的必要。”

后来，董必武在1938年8月代表党组织多次去看望在江津县城的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与偏见，写一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陈独秀说：

“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因私废公，所以，中共中央最终也没有恢复同陈独秀的关系。

叛逃的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说：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再将陈独秀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用以对付延安的宣传。蒋介石便要戴笠和胡宗南以私人身份，带了水果和茅台酒等礼品秘密拜访陈独秀，陈独秀拒不接见。戴笠、胡宗南找到高语罕通融，这才见到了陈独秀。可是陈独秀说：

“我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不问政治，更不曾有何政治活动，本人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陈独秀最终于1942年5月27日因患高血压病，病逝于四川省江津县城10公里外鹤山坪石墙院，终年63岁。

后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对陈独秀评价说：

“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 “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这正是：月转圆缺光辉在，竹生枝杈气节直。

且说1937年12月14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王明原本就善于拉帮结派，故在12月会议上有些得势。所以，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毛泽东身处此境，为了团结抗日大局，不得不策略的让了一步。可是出乎毛泽东意外的是，张闻天竟然在这关键的时刻，要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王明。

原来，张闻天虽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但在军事问题上，在国共问题上，他处理不了。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者，都是从战争中闯荡出来、同蒋介石打过多年交道、深知蒋介石为人的毛泽东。

张闻天要将总书记让给王明，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毛泽东提议，在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于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中央不再设立总书记职务，重新改组书记处，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

就这样，毛泽东与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及总书记职务问题上，“双方打了一个平局”。

会议决定增补刚刚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加上原书记处的张闻天、毛泽东，改组为新的5人书记处。免去了博古、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其政治局委员。

党内具体分工是，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长，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长，李维汉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任中央敌区工委书记，康生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凯丰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博古为长江局委员、组织部长。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震农组成中共东南分局，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丕显为青年部长，陈少敏为妇女部长，温仰春为秘书长，领导新四军工作。东南分局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

会议还决定成立党的“七大”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为主席、由王明为书记。秘书处由5人组成，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

由于蒋介石希望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因此会议决定，王明可去武汉一趟，同国民党谈判，但应很快回延安工作。

12月18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到达汉口。

12月21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见了蒋介石。王明在会见中就如何改善工农处境、调动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低三下四地乞求蒋介石说：

“我们甚望贤明的中央和地方当局，对各地有产阶级分子采取说服和立法的办法，使他们改正对于劳苦大众的态度，使他们对劳动群众作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以便提高劳动者法权地位和改善劳动者痛苦生活。”

蒋介石一见王明，就高兴了。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说，希望王明“在汉相助”。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就留在了武汉工作。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为一个组织，由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7人组成，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不经过中共中央，擅自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他自己为副书记。周恩来支持了王明的错误。王明的目的又一次达到了。

此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5人：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项英，毛泽东不得不再退让一步，予以承认。

从此，王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多次违背党的组织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王明头脑发热，幻想总有一天，会成为“七大”的总书记。因此，他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王明的这一做法，却遭到了凯丰的强烈反对。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2月25日，王明在武汉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公开吹捧蒋介石是领导全国军民“英勇抗战”，提出了右倾投降机会主义的六大纲领，与洛川会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抗。

他在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中，竟然说国民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说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说“国民党内部”“绝没有什么法西斯蒂一类的组织”。

他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中，否定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改善民生的要求。他说：

“现在也有一种恶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它的条件。”“抗日高于一切”。

他提出了毫无原则毫无立场的所谓对友党友军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他说对友党友军要：“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潮对新四军工作及武汉地区抗日救亡工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时，武汉地区有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和蚁社等进步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颇为活跃，社会影响很大。王明为了表示诚意，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下令这些团体去到国民党政府登记，结果一个个被国民党下令解散了。王明将这些抗日团体的一部分干部输送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了。

12月底，西路军部分干部经新疆、兰州、西安回到延安，他们是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郭天民、曾传六、李天焕。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

“西路军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的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大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的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西路军失败了，但这不是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1937年底的一天中午，校长办公室通知刚到抗大学习不久的陈先瑞说：

“下午3点，你到毛主席家里去一趟。”

这天下午3时许，陈先瑞准时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

“你叫陈先瑞，国民党的报纸把你的名字写成‘陈光瑞’，不管是‘先’还是‘光’，反正你在陕南坚持斗争挺有点名气，在国民党那里是挂了号的。人家动用几万军队围攻你们，就是没搞倒你们，这说明国民党不行。你的名字，我早就从报纸上知道了，人家还要活捉你，赏1万大洋。你知道吗？1万大洋可不少啊！”

陈先瑞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见毛泽东说起他的情况如数家珍，感到非常惊奇。毛泽东看到他吃惊的样子，爽朗的笑了。

陈先瑞在桌旁的一条木凳上坐下来，毛泽东坐在桌子的对面。他伸手从旁边的书堆上拿起一包烟，抽出一支点燃了抽起来。陈先瑞趁这个机会，打量了一下简陋的房间，又观察了一下毛泽东，只见他穿着一身旧的灰棉衣，身材挺魁伟，头发往后梳着，宽宽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很不平凡的感觉。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说：

“鄂豫皖边区闹革命是比较早的，出了一大批红军干部，你15岁就当红军了，也是一个红小鬼呀。”

接着，毛泽东问起红25军在鄂豫皖时期和在长征中的情况，又问了红74师在鄂豫陕边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说：

“你们在陕南干得好，国民党动用大量军队进攻你们，你们不但没垮，反而发展壮大了。主力红军在西边行动，你们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啊！你们保存了两千多人的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我们过去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总结。现在有了陕甘宁这块根据地，可以很好的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

毛泽东又问陈先瑞参加抗大学习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困难？陈先瑞说：

“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的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是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我是有决心学好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党决定办抗大，就是要有计划的把高级干部调来培训。现在，我们有很多红军干部，革命信念很坚定，道理也懂一些，有实战经验，但就是理论水平不高，文化学习不够，军事理论素养较低，光实干，不会讲，不能写，光知道打仗，不熟悉指挥艺术，这是不行的。我们办抗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批批来，一步步提高。你这次来学习，也是我们下了很大决心的。”

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毛泽东站了起来，说：

“就谈到这里吧。请你来作客，就要给客人饭吃呀！”

警卫员把饭菜端了上来，很简单，一荤三素，外加一盘辣椒。毛泽东一边往陈先瑞碗里夹菜，一边说：

“菜不好，但要吃饱，到我这里作客可不能饿着。”

饭后，陈先瑞起身告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你今后常来作客。”

1938年1月，林育英因以前多次受伤，脑伤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就这样还是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他难以坚持正常工作，便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他的病情，建议中央将他调回延安疗养，另派一位政委到129师。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林育英回延安治病。毛泽东提议由34岁的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

1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说：

“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

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汉口移到南昌，设立在南昌市高升巷原北洋军阀张勋公馆内。

1月6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设宴欢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到延安访问。

当梁漱溟与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劈头第一句话就说：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你还记不记得？民国7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到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女婿。”

毛泽东一席话，使梁漱溟惊愕得说不出话，顿了顿，他才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

“是的，有这事，有这事，好记性！”

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醒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的20年前的往事。

原来，梁漱溟原名叫梁焕鼎，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比毛泽东大70天。辛亥革命时，他加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民国后，担任《民国报》记者。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成为国民党党员。1916年10月，他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印度哲学教师。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他的堂兄梁焕奎结识了一位知交，那就是杨怀中先生。杨怀中常到梁焕奎家中去，一来二去，梁漱溟与杨怀中逐渐相熟。梁漱溟得知杨怀中也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一位对哲学很有研究的学者，便与他讨论哲学问题，还时常到杨怀中家中造访。在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3月以前，梁漱溟晚间到杨怀中家，常有一个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他们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在客厅与杨怀中交谈，这个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以为这个青年是杨怀中湖南的亲友或同乡，也从没有问过。后来，杨怀中告诉梁漱溟说：

“这位青年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他叫毛泽东。”

杨怀中还说，经他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白天上班和学习，晚上，回杨家住宿。梁漱溟并没有记住毛泽东这个名字。杨怀中病故后，因为身后萧条，蔡元培校长出面发动募捐，资助杨家办丧事。梁漱溟也是出资者之一。此后，梁漱溟仍在北大教书。1920年，他著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学术界引起反响与批评。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工作，到华南、华东一带考察，主张乡村建设。从1931年起，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率领他的信徒，从事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而此时的蒋介石为了赢得人民的信任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最高国务会议”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邀请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借以装点门面。梁漱溟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也在蒋介石邀请之列。于是，梁漱溟就成为国防参议会的参议员。不久，国防参议会被国民参政会所取代，梁漱溟随之也就成为参政员。

20多年过去了，梁漱溟从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变成了知名的学者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这次专程前来拜会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是当初那个经常替他开门的湖南高个子青年。望着站在眼前的毛泽东，梁漱溟产生了一种老熟人相逢的感觉。毛泽东豪爽而热情的笑声，使梁漱溟那书生气的拘谨在片刻之间化为乌有。

此后，毛泽东与梁漱溟总共长谈了8次，每次的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其中有两次最长的会谈是通宵达旦。

头一天夜间谈话，从下午6时到次日凌晨。时值冬天，延安气候寒冷。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6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很暖和。毛泽东对梁漱溟解释说，这是在屋外的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很散热的缘故。

毛泽东和梁漱溟先叙了旧谊，谈话就转入正题。梁漱溟开门见山提出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

“我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我个人心中也十分悲观。不知道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中华民族会亡吗？我这次到来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领袖讨教。”

毛泽东耐心听着，没有插话，就是抽烟，喝水。他等梁漱溟说完了，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而斩钉截铁地答道：

“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口气就这么肯定，神态这么坚决，完全出乎梁漱溟的意外。他接着十分详尽的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分析了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他还说：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反攻3个战略阶段。在3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将由敌强我弱转化为敌弱我强，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前途。”

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说：

“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

梁漱溟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件，梁漱溟看过、听过，个别交谈也有过几次，但是，从来没有毛泽东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接着说：

“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受益良多。”

毛泽东谦虚地说：

“梁先生过奖了。”

梁漱溟话锋一转，向毛泽东询问起有关国共两党合作和国家统一问题。他说：

“在我看来，中国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回答说：

“梁先生的这种看法，我完全同意。”

听毛泽东说同意他的见解，梁漱溟感到振奋和鼓舞，他索性将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全部兜了出来。针对毛泽东所说的目前应当一切服从抗战，梁漱溟提出不同看法，他说：

“这在我也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一事。我认为，此一决定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一则，真心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根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中华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二则抗战必求他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如果我们自己的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中国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使梁漱溟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竟然再次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转眼间，已是后半夜了。毛泽东客气地说：

“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我们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梁漱溟起身告辞，将他的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他说：

“我先送您一本书，请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毛泽东说：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吗？”

第二天，毛泽东与梁漱溟的长谈也是从下午 6点开始。这次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双方欲罢不能。这次长谈，梁漱溟称之为“互不相让的争论”。

他们谈话的内容，是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取出一卷纸，纸上已将梁漱溟书中的要点，全部摘录排列得井井有条。毛泽东说：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过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详尽的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他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表示，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能苟同，他说：

“中国社会和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型的阶级。在欧州封建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对抗，在中国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

梁漱溟引用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坚持主张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都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说服不了谁。梁漱溟总是坚持两句话：

“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均不同。而且，中国革命是从外国引进的，不是内部自发的，革命的这种特殊性根源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构造。”

毛泽东说：

“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它社会相似的一般性。”

梁漱溟马上反驳：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性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乎？”

毛泽东不得不叹道：

“梁先生！你是个宣传家哩。”

毛泽东和梁漱溟争论激烈，互不相让，但是，两人都没有动气。梁漱溟在他的《访问延安》一文中写道：

“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这样描述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

“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后退一步。我们的争论很激烈，但毛主席从没有动气。由此可见他的气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后，好象彼此心气相通，毫无隔阂之感，而且，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满舒畅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的心情，退出他的住室。”

梁漱溟后来在93岁时，再次向采访的记者描述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他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留存，听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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