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开放的辩证

 关于改革开放的辩证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大政方针，也是其一以贯之的哲学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因为是用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最少保守、最能接受先进事物。当然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革命事业的艰难性，不同历史阶段在改革和开放的实践内容、实践程度、实践结果，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存在。甚至南辕北辙。　　

“文革”后尤其鲜明地叫响了“改革开放”，30余年的实践结果，中国几乎全盘接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经济发展取得的较大进展与伴生的问题共在，当下决定中国命运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与中国未来去向的严峻考验。 　　

中国是毛泽东思想渗入血液之中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向何处去，本来应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毛泽东及其参与缔造并亲自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其思想信念的正义性、先进性和前瞻性，就决定了改革开放，本来就是其立党为国为民，一切大政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即是在战争年代，改革开放也是其思维和实践的有延续性的不断过程。只要对国家有利，对党的事业有利，不管来自国际国内，朋友的敌对阵营的，有用的思维和物资，一概接收。不论苏联的、美国的，还是蒋介石的、日本鬼子的，主动也罢巧取硬夺也罢，反正来者不拒。就是在政治问题上，尽人皆知，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至一次通过友朋和外交使节，向美国发出建立正常关系，互利共处的建议。在美国扶蒋灭共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中共行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前夕，仍然没有关闭这扇对西方开放的大门，只是由于美国统治者的愚蠢短视与政治上坚持反共的本性，错过了那次历史机遇。毛泽东晚年，在继文化大革命之后，作为首件大事，是以无产阶级博大的胸怀，高瞻远瞩，与周恩来共同策划了重开中美关糸历史新纪元的惊天大政（当初党内高层不少人有顾虑、持异义，林彪还放话等着要看周总理在此问题上栽跟头的笑话）。毛、周两人在他们生命最后时日，还做出了“四二计划”决策，用42个亿（那可不是现在参了水的42亿）巨资，从西方发达国家购进了一批当时最为先进，最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通讯、钢铁、机械、化工等，一糸列基础性大型工矿业设施。为之后整个国家的大发展和对外更大规模开放，做了最后的大布局。这是相对于“文革”已告一段落的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真正开端。　　

历史事实是，后30年改革开放的大政，是中共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政的既定方针和既定步骤的正常延伸。毫无疑问，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起点，应该是以起始于重建中美关糸与“四二计划”的决定与实施这两大事实为标志。把中国“文革”之后，现阶段改革开放，说成是他人设计的，既缺乏历史依据，也缺乏道德性。　　

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一切出发点与归结点，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一切都要讲实事求是，不掠美不作势，更蔑视强奸事实的伪君子行径。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倒可以请出孔夫子作证）是尊崇先辈，崇尚智慧，尽其所能，先立德后立业，不略人之美。一部《论语》，肯定其中也有孔子本人实践中的心得与发挥，但孔子却明确宗旨“述而不作”，这不能简单看成孔子的谦虚，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条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是一切仁人志士的行为戒律。中国共产党的不成文传统，新领导到位，都要在充分肯定前届领导和班子的成绩前提下（当然前班子不是被查处的烂班子），提出新阶段的施政打算和措施。这才是尊重事实又讲传统美德，进而取得群众认可的聪明之举。那种一上来就全盘否定前人，略人之美，不顾事实瞎吹乱捧，贬底他人抬高自已，甚至极尽甭曲诬陷之恶行，是可悲又可耻的。这种人从来都是没有多少分量的。一部《二十四史》+《清史》+《民国史》，都为这类人设有“佞幸传”。　　

至于所谓改革开放的内涵及外延如何正确认定，那倒是需要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问题 。历史赋予了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之境遇，或者说其特定的规定性。首先，是经历百年丧乱屈辱的东方大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驱逐帝国列强出中国，驱蒋建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又经历了援朝战、援越战、与中印之战，实际是在世界历史上、在世界范围中，使美苏两霸在之前从没有过的以失败结局的真枪实弹大较量。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胜利来之不易，世界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从此以任何邪恶势力不敢小觑的大国雄姿屹立在东方，确立了中国不可动摇的新型大国地位，其重大意义、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就使新时期改革开放得以实施，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有利的大环境 ，做的好决不会轻易陷入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第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意识形态上、思想上和政治上，把被颠倒了的少数人统治和压迫多数人的历史给重新颠倒了过来，开辟出了人类崭新的政治文明，用西方著名学者的话说，是“人类社会新秩序有意义的一次伟大试验（实践）。”在“文革”取得全面伟大胜利基础上，新的开步走，当然是意味着真正的改革开放，“文革”是最大最彻底的改革开放（如果不改革，“文革”也就没必要搞了）。第三，在经历了“文革”之后概念上的“新时期”，面临的选择，历史注定不是单项的。一是沿着“文革”开辟的道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能够日新月异地大踏步前进，创造“当惊世界殊”的更大辉煌；二是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下，进行的有原则、有步骤、有明确目标的，较稳妥的探索与前进，同样可以取得能够预料得到的成功；三是在理论空白、目标不明、又急躁冒进地“摸着石头过河”，以致进展与问题，都不得不作必须的重新检验、进行有科学依据的历史考量。　　

客观地说，在毛、周、朱等第一代核心领导短时间相继去世之后，形成的断代时期，中国这艘超巨型航母，无论什么人来掌舵，都不会轻松的。像毛、周如此具有人格力量感召，义无反顾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全身心坚持文化大革命方向的领导，虽然不多，但这个群体肯定是存在的，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更是不可能轻易摧毁得了的。但是历史与现实却遗憾地表明，领导层的多数人，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新时期他们的责任与实践充满着变数。他们对“文革”当中受到群众的冲击、批判及其家人受了一定程度的磨难、委曲，是有气的。一旦重新复职掌权，面临的又是他们极度陌生的历史新局面。对“文革”之后国内外的空前复杂的政治大局面，难能掌控，尤期是对新的信息技术为主导内容的现代社会经济的知识具备，严重不足。结果大家都清楚，只能是自已昏昏然，别人昭昭然，受制于人，听凭忽悠。事关国家和十几亿人命运攸关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竟然由几名三十来岁的年轻秘书与社会上的海归们凑合班子，闭门造车（幕后有无西方各种“基金会”等组织的黑手？谁能说清。），然后一路大胆走去。一觉醒来，天上人间。一个全然变异了的新世界。也许“温水煮青娃”习以为常了，也许觉察到一些问题，却受既得利益的牵制，还得瞻前顾后。　　

至于经过“文革”大潮冲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断产生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利用了中美关糸重建的机会，乘势与西方在思想上得以勾通，在政治上结成同盟，成为西化势力的后台支持者。（他们与那批官僚买办卖国集团在思想和策略上的异同是需要另题研究的事。）

 当前严重威胁在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过程之中，像毒蘑菇一样冒出来官僚买办新贵及附属于他们的“精英”阶层。他们在经济上、思想政治上与西方资本集团结成了不可分割的国际利益集团。这是一股影响国际国内发展走向的邪恶势力。　　

所谓官僚买办新贵，是指那些利用职权和权钱结合的多种途径与手段，非法窃取占有大量国有资财，与国际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他们虽然人数有限，却是拥有可以制衡能量，可以为祸民族和国家的最危险的群体。这个新出现的群体与国民党“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旧中国的官僚买办，在性质上没有区别，但在能量、危害民族国家的程度上，显然要大的多。　　

至于需要解剖的另一个怪胎，中国的所谓“精英”群，从其构成看大体上或可分为两类，一是完全西化了的、信奉“普世价值”、尊崇“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经济政策体糸的知识阶层。按其所起的实际作用及得势先后，是经济改革出谋划策者、学术文化的领头人、媒体上层，以至已经进入体制、上升为执掌重要权力的新贵。现在正现神威的则是，要求实行西方政治体制、全盘西化“政改”的“沉船派”；二是由于多年来大批量进入到各个行业不同层级，实际掌握行使党政权力的体制内骨干中的西化分子。当然有必要在这里作进一步的区隔，人们所说的“精英”严格说来应当是加引号的，即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知识界和整个干部队伍，只是其中从思想信念到其所作所为完全皈依了西方、崇奉所谓“普世价值”，坚决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甚至走到了视“爱国有罪，卖国为荣”，“为了自由民主——为美国带路”的新潮一群。　　

这些精英们言必称西方，先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配合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妖魔化文化大革命、妖魔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淡化、边缘化了共产党在思想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权威效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边缘化，误导并实际一定程度操纵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把西方经济学炒作成主流经济学，让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其结果是公有制已经变成私有制为主体，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及社会腐败，其程度甚于国民党时期，财富集中度超越了美国。　　

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改革”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后，现在精英们又急不可奈的倾全力，企图绑架走资派，推销资本主义的政改方案，企望让中国步苏联东欧后尘，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的全面资本化，目标是最终确认经济资本主义化的抢劫成果和抢劫秩序，实现资本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控制。精英集团与他们依附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是把改革开放引向死路的黑暗势力，是必须警惕的邪恶群体。他们生在中华大地，却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人谋福祉，为西方白人操心效力，寄希望与之“共羸”。这就不能不使他们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处于水火难容的相互对立的位置。精英们依附于既得利益集团，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这个特殊群体的重要构成部分。几十年来，中国一直试图以美国为榜样，启用了大量从美国回来的海龟精英派。正是这些人与国的精英派把改革开放引上了与绝大多数人利益相对立的地步，把我们的国家引向了歧途。并且大有渐行渐远之势。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推进民主政治步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我们绝不能走西方极端民主政治的老路，警惕被所谓虚幻的普世民主绑架中国的政治改革，立脚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探索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政治之路。　　

 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于，准确把所握今日时代的发展特色、与世界进步潮流接轨（不是丧失主体、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接轨”）。同时必须厘清，立足于中国发展的现实，旗帜鲜明地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健康、科学、快速度发展的关糸。　　

当前，最重要最具紧迫性的问题，也是第一要务。应该是澄清和纠正前三十年改革开放中“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的阴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搞清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还是彻底走向资本主义；是坚持“宪法”明定了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还是挂羊头卖狗肉，打左灯向右走，彻底掏空仅剩的有限国有经济，完全打掉人民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确。　　

   我们要看清楚美国民主暴政的实质，不断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牢记毛泽东早在1965年就已预言的：“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　　中国人民只要真正认清官僚买办及“精英”利益集团的本质，看到他们为了抢劫利益合法化一心要让中国沉船，危害国家民族的险恶意图，揭露他们，批判孤立他们，击败中国西化卖国集团在改革开放又一个关键时刻，与执政党争夺领导权，枉想把把中国引上灾难深渊的图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至整个改革开放大业，才能不断取得不愧于时代的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