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右的干扰--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与经济发展方式

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与经济发展方式

胡总书记在五一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同时，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劳动群众重新失去主人翁地位、沦入不体面的窘境，正是改革和发展中相当长时期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恶果。要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就必须彻底转变这种发展方式。　　

彻底转变这种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从理论上弄清发展方式是如何背离社会主义改革初衷的，首先转变发展观念。这里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切入加以探讨。　　
先要厘清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方式的概念与命题。　　

经济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经济增长指经济总量的增长。现在采用经济总量的指标是GDP。（经济总量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后与西方接轨，采用GDP, 虽有一定道理，但不科学，因为其中包含非经济的内容，本文略去这个歧义，权且把GDP 当作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是纯经济问题，与生产关系无关。发展，则指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它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过程。生产力、经济，虽然本身没有社会属性，但它们的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发展、受一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制约的。所以包括经济在内的发展就不是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了。　　

与此相对应，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无关的纯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方式在内的发展方式的内涵，则是包涵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性质的。这样，不同的发展方式就有不同社会性质了。当代的发展就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或称两条发展道路，也就是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套改革中的流行说法就是发展方式是有姓资姓社问题的。　　

我们党从起初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命题的内涵就有质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对现代化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质的提高。这个变化实际上跳出了增长主义，触及到了更高、更深层次的问题。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重视发展经济。但经济和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与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目的不同。由此决定，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的社会性质是根本对立的，因而发展的社会后果也大相径庭。这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分野。　　

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和资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是以资为本，一切都是为谋取资本增殖。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因劳资矛盾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而对劳动者的权益有所妥协，但那只是策略上的变化，根本目的还是为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以资本的扩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因此，劳资矛盾、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经济危机，是与生俱来并伴随终生的。　　

社会主义发展方式，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工农联盟政权保护下，以人为本，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指导，生产目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一切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公平。虽然其实现的程度受生产力和物质条件的制约，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对其实现的程度有重要意义，但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必须动态地坚持社会公平。　　

相对于世界历史发展一般历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由特殊的历史发展和国情决定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一方面，在已具备相当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纯公有制经济的程度，还必须发挥市场经济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推动社会化生产的积极作用。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存在两种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两种价值观、两种机制、两种政策的合理性。就经济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此相对应的特殊经济形态。它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在市场调节范围内通行市场原则和政策，充分调动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但是，必须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使之最终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国的改革，相对于世界上当代一般意义上的改革，有着特定的历史内涵。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主要是纠正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僵化教条理解，纠正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既已造就的高度发达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社会主义设想的错误作法。其具体的历史内容主要是，由于生产力制约着社会发展，为改变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把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为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对外开放，发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小平同志在11届3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的方针以后，接着就郑重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两个方面对于我国改革内涵的解读缺一不可。正是这两方面的内涵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的基础内容。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制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方式的高度概括。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但不可或缺，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辩证统一关系。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不能以僵化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以自由化观点看待改革开放。为此就必须全面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方针政策。要严格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能相互混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说，一方面，是实行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居于主体地位。就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说，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资源配置一般通行市场原则，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关系变化；另一方面，要服从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总体上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人为本，坚持社会公平、把民生放在首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主要的，也是复杂、艰难的课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上述两方面的关系。具体讲在经济方面主要的是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市场调节与国家调控之间的关系。全面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要正确区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各自不同的功能和地位，区分各自适用的不同领域，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根据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需求，以不同的政策解决。一方面，党和政府必须坚持的公共职能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要把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放在优先地位，保证全体公民平等享有基本民生需求的权利，就要应用公权力，以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包括运用国家财力，统筹解决就业、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关系最广大人民生存和生活最基本的需求问题。另一方面，受物质条件制约，国家还不可能全包下来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过去犯“左”的僵化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基本需要保证公平享有的基础上，对非基本需要、属于享受性的更高需求，则发挥市场的作用，实行经济刺激政策，按市场规律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满足高收入群体这部分社会需求。政府只以法律、政策和金融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不同层次的需求的解决政策都应分这两个层次。　　

这样，就既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以国家的力量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尤其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民生需要，又发挥市场调节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满足高层次的社会需求；同时既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又可为国家创造税收，用以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和为巩固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物质基础。这样就可各得其所，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分层次地协调、和谐发展。　　

13大在提出基本路线的时候就强调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都特别强调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基本路线。

然而，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更由于我国的国情复杂性和改革内涵的两重性，实践中僵化和自由化的干扰一直不断。僵化表现的具体内容随着改革的发展是有变化的。既有“左”的教条，又有右的教条。就13大报告所指当时主要“左”的僵化内容讲，产生的原因随着改革的发展也有变化，改革初期主要是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认识，中后期则主要是冲着自由化倾向而产生的偏激情绪，所谓“左”是右的影子。虽然至今“左”的僵化干扰依然存在，但在实践中始终没有构成主流，对改革的方向没有实质性、全局性的影响。这里着重围绕本文主题，讨论两种改革和发展观的斗争，讨论右的自由化干扰的表现。

由于过去曾经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过经济建设，鉴于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基本路线规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小平同志为强调发展经济的战略地位，特别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也由于过去犯了追求纯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错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强调市场对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时，缺乏市场经济知识，对西方了解不够，因而经济学家，尤其是在西方镀过金或受西方经济学影响深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对改革发展的方向具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复杂的情况，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发展方式陷入歧途的社会原因是广泛存在认识上的片面性。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于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话的内涵，必须按照前面的分析放进科学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基本路线中完整、正确的解读。但是许多人把发展误解为单纯经济增长。后来许多领导干部和主流经济学家进而把这视为唯一目的，发展成GDP主义，或称增长主义、生产主义。这种GDP 主义起了很坏的作用。由于普遍把招商引资和GDP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政绩和晋升的主要依据，在市场趋利机制驱动下，广泛发生了重效率轻公平、重资权轻劳权，以致严重侵犯劳动者的权益，社会问题普遍被忽视，甚至牺牲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追求GDP。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虽然已不是主要矛盾，但仍然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对发展方式陷入歧途具决定作用的是，我国改革开放适逢西方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又到西方镀过金，深受这种思潮的薰淘。他们中的许多人陷入了洋教条，以新的僵化思想对待市场经济，乘宣传市场经济知识之机，乘纠正绝对排斥市场和私有经济的偏颇，宣扬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超意识形态”为掩护，利用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认识片面性、形而上学，歪曲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把经济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篡改为市场化，取消前面规定其性质的社会主义这个限制词。市场经济，是依据“经济人”假说建立在自发趋利基础上的，必然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倾向。尤其是有的公然向人大提案要取消宪法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款，说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制”，在这种影响下许多地方掀起了私有化浪潮。

发展方式陷入歧途的主观原因是，改革开放中相当长时期，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主导地位，普遍流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主流媒体少有正面宣传基本路线，有的甚至一度宣扬GDP主义和自由化观点。因而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资本主义的以资为本的价值观，占据了统治地位，垄断了话语权。虽然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表了大量文章消毒，但效果不大，这些谬论的影响至今还广泛见于政学界和媒体，严重毒害广大劳动群众，对改革发展方向和方式的影响甚深。

例如，当前在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正热议的焦点问题内需不足中，“需”的内涵，被人们赋予的就有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和资本主义的以资为本两种。这两种解读实际是反映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和改革观、发展观，反映两种对立的生产目的。以人为本对“需”的解读，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中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需，它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理念就要求尊重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权益，重视民生问题、坚持社会公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资为本对“需”的解读，就是社会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这是只从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把它当作推高经济增长手段，是GDP主义和以资为本的理念，归根则是为资本增殖。这种理念就必然重资权轻劳权，重效益轻公平，重经济轻社会，以至牺牲资源环境。

所有这些，正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以及长期转变不过来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源。改革中长期形成的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经济社会发展失调、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激化和资源环境恶化等，正是其恶果。这些也是内需不足、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源　　

这些恶果的集中表现，就是广大劳动群众重新丧失主人翁地位，只被看成是生产要素，沦为资本攫取利润、官员猎取名利的工具，沦为实际上的雇佣劳动这种不体面的窘境。

这届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仅从命名上就直观表明，它在现实意义上是为纠正发展观上述问题的。虽然它反复强调坚持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更加注重公平，并出台了许多惠民政策，但收效并不理想。一是大量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二是改革中的特殊利益群体阻挠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更重要的是自由化的流毒深广。当前即便是“精英”们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讨论，多未跳出GDP主义的蕃篱，仍局限于技术性层面，如投资型、外向型等的弊端，没有从改革观、发展观的高度找到价值导向上的深层次问题（技术层面如投资型、外向型等弊端产生的原因，也在没有把握发展经济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发展观的问题）。一些人把改革中因方向失误造成的上述恶果也归之于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的新阶段性特征，说什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公共产品的不足等是新世纪新阶段才产生的新矛盾。其中有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则是为掩盖过去的失误，甚至为其辩护。尤其是有的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虽然也讲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但他们讲的“新”理念，或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言必称美国（我不是一概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问题在“局限于”），要步西方的后尘转向已充分暴露其弊端的消费主义，建立消费型社会；或仍是自由化的老调，要取消国家调控、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领域甚至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些药方仍未跳出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范畴。如果以此指导发展方式转变简直是缘木求鱼。　　

通过对发展方式问题和广大劳动群众重新沦入不体面窘境根本原因的简单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解决这两个问题，虽然也要做许多技术操作层面的工作，但深层次的指导思想更重要。最近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先后就劳动人民地位问题发表公开讲话，温总理在谈到校园袭击事件时进一步指出，要解决造成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对此广大群众也认为不能就事论事，要研究和消除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我虽然不认同上述一些学者的理念，但他们也谈到当前的社会问题已不能容忍，必须进行第二次改革。这些都说明上下广泛认为，改革中发生的问题并非局部的，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而是理念和指导思想上的问题。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恢复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实现体面劳动，最根本的，具全局意义的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基本路线，全面解读和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正视改革中发生的上述问题，彻底批判GDP主义和以资为本的改革和发展观，进一步端正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落实科学发展观。

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与经济发展方式

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十多年但进展缓慢，原因从理论上讲主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背离了基本路线，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陷入了GDP主义，甚至有时有些方面陷入了以资为本。　　

这主要表现在迎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和劳动密集性产业向海外扩张的需求，把劳动者只看作生产要素，利用最下层弱势群体生活艰难只顾求生和缺乏维权机制的窘境，以所谓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长期采取低成本发展战略，压低劳动者工资，逃避生产安全投入，削减甚至取消原有的社会保障，在无失业保险条件下大量裁减工人，推卸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领域基本民生保障的义务，把这些都推向市场。　　

劳动者是人民的主体。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切中这种发展方式的要害，点出了为效率牺牲公平、为GDP牺牲民生和资源环境，为资本扩张榨取剩余价值牺牲劳动者权益，归根结底就是剥夺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侵犯其尊严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　　

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早期原始资本主义的理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尽管19世纪的工业社会也创造了物质繁荣，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贫困的无产阶级。由于这种指导思想，必然导致的社会化生产的扩张与劳动人民有购买能力的社会需求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威胁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因而资本家为挽救灭顶之灾，也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思想，采取了许多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政策，如支持成立工会、建立劳资谈判机制，允许集会、罢工自由，以及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国家负担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部分解决基本民生需求的社会责任，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从这点讲，上述牺牲劳动者权益的战略，实际是抛弃了现代资本主义已有的成果，倒退到了最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那时的工人只是资本扩张的工具，资本家的牛马，处于社会最底层，谈何尊严！这种早被现代资本主义否定了的经济发展方式，却在我国重演了一遍，劳动人民丧失了主人翁地位，沦为资本攫取利润、官员猎取名利的工具。然而其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和内需不足，再次证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难以为继，更有导致政治和社会动乱的危险。　　

上面说的现代资本主义采取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虽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都仍是以资为本，即以资本的扩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让部分权益给劳动人民是被迫的，劳动人民不可能真正当家作主，因而也不可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这从近年先后发生的亚洲和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得到了证明。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总结、汲取了人类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因而是文明的最高结晶。我国改革开放又克服了把社会主义僵化的偏颇。几个世纪中外历史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受到国际广泛赞誉的所谓中国模式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也就是以人为本的另一种表达，就是回归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还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价值观，即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让人人都有尊严、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当然，这个崇高目标要分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改革以前30年的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化、僵化。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根据现阶段的国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全方位对外开放。但实践反复证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它本身无法克服的。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老路，更不应该重拾早被现代资本主义抛弃的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指导思想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必须以人为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全面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话，把它放进基本路线解读，就是同时也要解决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不顾发展手段的正当性、成果分配的合理性。彻底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遵循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的价值观，全面理解和贯彻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我国采取低成本发展战略，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合理成份，也有思想理论和利益问题。我试按照历史的脉络加以分析。一则发展经济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因为改革初期物质匮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二则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面临国际竞争和就业压力，发挥劳动力富裕相对优势，低工资、高就业也是一种以暂时牺牲眼前利益换取长远利益地无奈选择。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曾采用过。三是片面解读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话，抛弃了四项基本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甚至取消或削减原有的社会主义政策。四是当时所倚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很少研究政治经济学（有的甚至回过头一概否定他们过去学过的政治经济学），多是研究纯经济问题的，重视效率和经济总量扩张；在迫切需要市场经济知识和对外开放的氛围中，特别是当时正奉美国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扩大，他们中一些人受自由化思潮影响，把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绝对化，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本是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成果，这些成果却被抛弃，重新拾起原始资本主义，极力鼓吹重效益轻公平，重经济轻社会，重资轻劳。五是一些官员，受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驱使和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在以GDP衡量“政绩”的氛围中，不惜牺牲劳动者权益与资方结盟，压低工人工资、生产安全和社会保障；视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财政开支为包袱，允许学校、医院滥收费。　　

前面两个原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道理的，是服从长远利益的需要。然而低成本发展方式也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成为永久的战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公平。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如果说改革初期的低成本经济发展方式，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从长远利益考虑的一种两害取其轻的策略，那么在客观条件改变以后，就该与时俱进，把指导思想回归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来，就应该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但这种“路径依赖”陷入了新的思想僵化。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物质条件好转，尤其是国家财力大大提高以后，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提供了极好反思的机遇并为转型准备了宏观条件，却仍然坚持这种发展方式，尤其是进一步削减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财政拨款，把关系民生基本需求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统统推向市场，大大增加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形成新的三座大山。这说明，后三条是GDP主义、忽视劳动者权益和人民尊严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方式长期转不过来主要的、根本的原因。　　

上述经济发展方式发生的问题充分说明，虽然改革措施的具体层面也重要，不能讲空话，但指导思想更重要，必须坚持远大目标，不能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会指引我们全面分析问题，找到切中要害的方法。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武装干部群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学术讨论空前热烈，大量学者的许多真知灼见对推动改革起了很好地作用，但相当长时期以来许多学者很少很少提及基本路线，尤其似乎是刻意讳提四项基本原则（但我也反对空洞的党八股）。许多人把基本路线撇在一边另提什么“主义”、“纲”或者“目标”。回顾历史上甚至改革开放中所犯的错误，包括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在内，从认识上讲许多都缘于片面性。这些“主义”、“纲”或者“目标”，有的也可能在一定范围有某种道理，但容易陷入另一种片面性。现在政学界都在总结30年以至60年的经验教训，或者是热议破解现阶段面临棘手问题的思路。依我看，检讨30年也好，规划未来也好，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内，都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遵循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的价值观，以基本路线为纲，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