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政治沧桑之管见

1957年，毛主席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中明确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以后又多次论述并肯定：“一分为二”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来的。于是“一分为二”逐渐广为流传。　　

 “一分为二”看事物，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广大群众 “运用哲学”的典范。我同六十年代的“全国人民”一样，信仰“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

一、1957年以前　　

电影《东方》，虽然不是纪录片，但是，基本上反映了现在官方对1949~1956年历史主流的认识。凭我的感受，我家庭长辈的感受，对这“主流”认识是认同的，感同身受的。　　

《东方》作为电影，是赞扬主流的，是歌颂的。事实上，毫无疑问，1957年之前，也存在缺点和错误；电影，可以忽略不讲。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共产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牺牲了无数的先烈；同时，也消灭或者镇压了无数的敌人——其中包括被国民党抓去的平民壮丁——也就埋下了无数的仇恨。这种仇恨，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递减、磨合，才能“和谐”掉。　　

二、1957~1966年之间　　

1.  1957年反右与“扩大化”　　

因为1957年之前共产党取得了伟大成就，所以，共产党内部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同时，多年来存在的问题也在发展，有些人成为新官僚，并且开始腐化变质。尽管只是“支流”，但是，为了不成为“李自成”，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整风”——整共产党自己的“风”，要求大家、特别是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要求“开门”整风，是要党外知识精英出来说话，试图让他们的批评，成为党内官僚群体的良性压力。但是，“党内90%的人思想不通”，有抵触。这些人，要转移斗争大方向，所以，他们利用毛主席把“整风意见”发表在报上的要求，将被歪曲的“意见”，在报纸上发表，（可想而知，还有那么多的“内部通报”之类秘密传送的材料，怎么个胡说八道？）栽赃陷害，形成“右派翻天”的假象，让毛主席感到“事情起了变化”，导致“整风”变成了“反右”。 （毛主席从自己最初的立场上后退，还因为，毛泽东主席当时还没有痛下决心与官僚群体决裂，这个决心直到1966年才下。）即使这样，毛主席也仅仅估计右派有4000人（见著名“右派”李慎之的文章），结果，被主持反右工作的同志“扩大化”成为55万，而实际受到影响的，可能就是有人说的两三百万了。（请搜索参看《1957年整风、反右与文革》　　

反右以及“扩大化”，维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约32年没有受到挑战。避免了或者说推迟了类似于“匈牙利事件”的流血惨案。　　

但是，“扩大化”导致“鸦雀无声”，新官僚更加肆无忌惮，人们不得不做“驯服工具”，为1958年的“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疯狂与“食堂化”扫清了道路。　　

2.“三年困难”　　

“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以及“食堂化”，与“三面红旗”并没有直接关系，而只与官员的政绩和“进步”有关系。毛泽东支持搞大跃进，官员们就用浮夸风来应对，并且，获得“进步”。　　

“三面红旗”是1958年正式表述的，但实际上，整体框架1956年就已经全面具备了。1956年“三大改造”已经完成，私人资本已经被赎买了，90％的农民已经是在高级社里面了，新中国建设已经完全排斥了私人资本主导模式，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最后成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蓝本，在政治报告得到通过以后，“三面红旗”的实质性内容都已经具备了，重工业优先的资源分配模式和农业依靠集体化来增产的路径就已经确定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规划。　　

     有很多材料可以说明，是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应该为“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以及“食堂化”的错误负主要责任。毛主席负“纠正不力”的“领导责任”。犹如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与董事长的“责任划分”。　　

1958年，一线领导还主导了一个规模很大、对干部群体造成很大政治压力的“竖红旗拔白旗”运动，不听话，就把你“拔掉”，使得下面的官员们不得不争先恐后地“跟风”。　　

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本来是纠正官僚群体左倾错误的，但不准备追究责任。由于受到“彭德怀事件”干扰，会议错误地转向，变化为反右倾。推卸责任的当权派，利用抓“小彭德怀”，进一步打击比较实事求是的干部，情况进一步恶化。详细情况请搜索《彭德怀事件的最新资料》查看。　　

1960年的大饥荒，导致农村人口减少。毛主席知道河南“信阳事件（各种原因导致死亡约100万人口）”后，果断采取措施，1961年入夏，广大农村，情况开始迅速好转。　　

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毛主席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感动了许多干部。而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却没有这样的气度和风格。　　

  3. “四清”运动　　

党中央认为，发生“三年困难”，主要责任在“人祸”。于是，在农村开展“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前十条”中，“四清”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管理”，都是跟经济有关，或者说只是“清经济”。后来，经过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的大力发展，搞了个“后十条”，“四清”变成了“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原来的“经济”变成了四分之一，“四清”的任务扩大了三倍，还搞出了个“桃园经验”，说“全国1/3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据说学习文件就要花几十天，开会要架机关枪（有电影纪录片为证）。工作队下去之后搞秘密政治，搞扎根串连什么的，好像见不得阳光似的，一个应该公开进行的政治教育运动，变成了抓特务式的秘密侦察，必然就失去了应有的群众基础，极大地偏离原来的目标。毛泽东批评为“繁琐哲学”。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又出台“23条”，明确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1966~1976年　　

这10年，后来被叫做“文革十年”，其实是为了否定这10年而定义的。实际上，“文革”仅仅是从1966年的“二月提纲”开始，到1969年的“九大”结束，标志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取消。　　

开展“文革”是为了“防修反修”，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集体智慧结晶”决定的。刚开始，仍然是“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持、领导的。只是在，文革快要变成更大规模的“抓右派”运动时，毛泽东-周恩来联手扭转方向，1966年8月，8届11 中全会上，让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往后面站”，实际上，开始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二线”工作。  　　

“文革”实行的是“大民主”，让广大群众直接“冲击”领导，对官僚主义“造反”，与官僚体系、官僚文化“决裂”。　　

有人在《大民主和小民主》文章中谈到1957年这样一段史实：【毛找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征求波匈事件的意见。李慎之向毛提出了大民主、小民主概念，并建议实行大民主。而毛认为中国当时只能实行小民主。】　　

也许，到了1966年，毛主席认为，这个时候可以用“大民主”实现“防修反修”了，实现“决裂”了。　　

但是，“文革”，遭到了官僚体系的极力反抗，甚至到了“全面内战”的程度。幸好实行的是“大民主”，尽管也产生过许多“冤假错案”，比如什么“反革命”、“五一六份子”之类，经过反复较量，毕竟“平反”了，达成了新的平衡与公平。许多领导干部能够“敬畏”——起码在表面上“敬畏”草根群众了。这样的主流效果，让共产党的廉洁奉公保持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　　

名副其实的“文革”之后，共产党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继续较量。“林彪集团”被淘汰出局。　　

在毛主席去世之前，形成了新的平衡与相互监督、批评、制约机制，由比较中立的“老实人”华国锋同志担纲“主持”。毛主席去世后，他生前形成的“一线、二线”机制，应该结束了，因为，那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毛主席1976年9月去世之前，已经有“元老派”政治势力迫不及待要打破当时的平衡。　　

四、1977~1980年　　

华国锋同志，是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很快就“改过自新”、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信任与提拔的，他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路线的；只是，资历比较浅。“平衡”一旦被自己打破，他就很快“栽了跟斗”。事实上，11届3中全会，他就“下课”了。“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五、1980~1989年　　

因为要否定1966~1976期间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定义个“十年文革”、“十年动乱”，甚至“十年浩劫”；并且，以是否拥护否定来划线，“不换思想就换人”。于是，许多人“换思想”，都来控诉“十年文革”，控诉毛主席，通过控诉获得利益。他们不惜丢尽人格，歪曲、造谣、污蔑、诽谤、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尽管，黄克诚、陈云、邓小平、邓颖超、胡乔木、王震、邓力群、薄一波、吴冷西等无数老一代革命家都力所能及地、实事求是地为毛主席说话，但是，犹如力学讲的“缺口效应”，一旦承认“三分错误”，打开“缺口”，破坏力就势如破竹了。　　

内部没有了制约，“大民主”也取缔了，腐化也就势如破竹，发展成为腐败。部分官僚，以及他们的子女、亲朋好友，穷凶极恶地化公为私，肆无忌惮地腐败堕落，于是，民怨沸腾，“民运”就有了土壤。1957年防止了的悲剧，推迟到1989年发生了。　　

六、1989年以来　　

江泽民同志担任“主持人”后，曾经在国庆节发表过一篇讲话，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我分析，他是总结了教训，打算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在毛泽东思想、路线基础上发展。可是，据说，差点让他“下课”。他不得不“随大流”。　　

后来，他当“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理解，那是针对共产党已经不代表或者部分不代表了，才提出要求共产党“三个代表”的。这对于共产党的建设，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我拥护。　　

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当然是针对不可持续的发展说的，非常好，我更是拥护。只是，3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积累的问题触目惊心，已经积重难返了，按照邓小平理论的“十个如果”标准，我们已经“走到邪路上去了”；人们感觉，地底下不稳定，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地震”或者喷出岩浆！这个“家”，确实不好当！　　

网络好哦，它给我们提供了“大民主”的平台。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甚至，有人对当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提出尖锐批评（有些人诽谤毛泽东算什么好汉？）。这当然有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的幸福。我心平气和地说，这是“网络文革”、现代化的“大民主”。有“民主人士”却气急败坏地说：“这怎么又搞文革那套？”原来，他们的民主和否定文革，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百姓是不能批评领导的。所以，虽然我喜欢民主、“大民主”，但是，我对那些只许自己民主，却见不得别人民主的“民主人士”，嗤之以鼻。　　

看待历史，是为了现在，为了未来。一篇四千多字的文章，谈论61年历史，居然说是《管见》，是夸张了点，只能算“缝见”。如果想看本人的“管见”，希望搜索“郑敬东黄金博客”或者“郑敬东文集”，欢迎批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