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真有那么大的“罪责”吗?

    毛泽东真有那么大的“罪责”吗? 

    【在一九五九年二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所有制问题:

    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的生产队(即过去高级社)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由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经过了四年(1953 — 1956)，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四年，或者还要多些时间 —— 要五、六、七年。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这个过程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当然还只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阶段，才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在这整个过程，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在(从1958年算起)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到大部分的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去。1958年粮棉油麻大丰收，却在最近四个月内(1958年十一月到1959年二月)大闹粮食油料大不足的风潮。一方面，省、地、县、社党委大批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瞒产私分;一方面，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它们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合理合的法的正当权利。一、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民总产值的7%左右(河南为例)，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太多，如河南，竟占百分之二十六，连税收(国家积累)7%，共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公益金、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其中有的有脱产文工团180人之多)，共计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这太少了。公社是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还有三是猪鸡鸭无偿归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无偿归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儿项中，有些是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应当不动的，如全部鸡鸭和一部分猪，另一部分猪应当作价归社，而不能无偿归社。

    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不能被许可的。我们只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日德意)、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生产资料)，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粮食、房屋)，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劳动成果，他们是不劳而食的，无所谓劳动成果。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呢?当然，公社积累不是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公社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建设基金。

    劳动分配问题:土地、人力、产品，三者，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然是也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年，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矿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如此而己。希望也是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将现在实际所有制翻过来，变为基本上公社所有制，部分的为生产队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极小的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旁土地、小群果树、家禽家畜等。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设以前，当然是私人的。

    现在，农民不怕公社拿走土地，那是拿不走的。怕的是人力、产品两样被拿走。

    劳动分配，现在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人太少，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太多，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多了20%，或更多。服务业应大减。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儿。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争人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分配应有差别问题: 队分穷、富、中三等。吃粮和工资分配应有差等，队队不同。上死下活，死级活评。

    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制，一万年还是如此。

    大反浪费。1958年积累多了一点。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宣布: 1959年的公社积累不超过18%，连同国税，共不超过25%，以定民心，提高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下放当社员问题: 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公社的生产队当社员，每年至少30天，多者45天。一部分下厂矿当工人。】

    请大家注意，在当时已经出现的省、地、县、社党委与生产大队小队以至农民群众的“博弈”斗争中，毛泽东显然是站在后者一边的。他严厉地批判无偿剥夺农民劳动成果的做法。整篇讲话贯穿着一个思想，就是保护群众的利益，比如强烈批评各种税收过重的问题（对比一下现在人民实际收入与GDP的比例）、行政干部过多的问题（想一想现在公务员的庞大队伍及其天文数字般的公款支出）、浪费严重的问题（看看现在种种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等等，甚至还提到了要尊重农民的住房私有权（联想到现在的强行圈地与拆迁）。我不知道，那些现在强烈批评毛泽东的“老干部”当时是不是、是怎样执行毛泽东的这些“指挥”的。但我注意到赵紫阳当时写给中央的一个报告（取自同一本书的注释），也复制如下：

    【赵紫阳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给中央的报告说，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在干部大会上，一定要根据群众思想发展规律来进行上作，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必须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会议后期要在查错漏、查平衡的基础上迅速安排社员的生活，总结思想，整顿组织，纯洁队伍。】

    赵紫阳许多人都认为是一位头脑清醒、思想开明的人，可他当时却认为，需要开展对“瞒产”的斗争。他认定58年农业“大跃进”，出现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农民在瞒产私分。赵紫阳是如此，其他各级“父母官”呢？我们能否依此就判定赵紫阳是他所管地区灾难的罪魁祸首呢（因为反“瞒产”的结果直接造成了农村的粮荒）？

    实际上，当时党内相当多人对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是不以为然的。下面是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一封信的有关内容：

    【少奇、小平同志，各位同志:

    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

    建议请同志们认真、仔细、热情地读一读河南此次六级干部会议的详细记录，二月甘七、廿八两天的记录，极有味，极有益，其中有许多批评我右倾和倒退的意见。

    ……

    毛泽东

    1959年三月一日上午八时】

    如果说当时有那么多的党内干部都不愿意执行毛泽东的“指挥”，那么现在又有什么理由把一切责任都归于毛泽东一个人，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瞎指挥”的受害者了呢？

    现在网上对毛泽东的争论很是激烈。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做什么猜想和推断，也不必以某些传言为基础打什么口水仗。我们不妨认真查查当时的各种公开和内部的文件，看看毛泽东以及其他各位是怎么说的。根据“绝密档案30年解密”的规定，人民有权了解这一切，也一定会了解真相的。

    林之辛

    201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