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样板官员又出丑态：宽容犯罪，不宽容打磕睡

被仇和怒斥免职的局长可能是故意引火烧身的

云淡水暖

昆明呈贡县一个副科级小官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XX因为在市委书记仇和主持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进行到45分钟的时候，被仇书记发现与周公携游于“仙境”，仇书记“龙颜大怒”，当场指斥，蒋XX当场颜面尽失，但仇和书记的余威尚未消散，3天之后，蒋XX被“批准”辞职。自在江苏宿迁表现“铁腕”以来，仇书记又“铁腕”了一把。

草民观察到，仇书记之所以“龙颜大怒”，恐怕跟这个“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是其精心策划操作的不无关系，从演讲人“江苏省宿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副主任、苏州创元集团总经济师侯干云”的身份履历看，一是可能是当年仇书记手下的得力干部，二是介绍的可能是仇书记当年引以为豪的政绩，因为仇书记升迁到江苏省之前，是宿迁的一把手，宿迁的“招商引资”是当年宿迁政府的杰作之一。但草民以为，作为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的蒋XX，可能在听了宿迁的“招商引资”经验之后，产生了畏难心理，恐惧心理。为什么呢，看看宿迁政府2006年出台的“招商引资五条军规”就有感觉了。

这“五条军规”是：一、市直部门招商引资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整个部门不得推荐、提拔干部。二、无招商实绩的干部，一律不得提拔重用。三、助理类干部无招商实绩的，一律不得转正，而且到期转不了正的还要取消“助理”资格。四、各县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未能全面完成任务的，要引咎辞职，降职使用。五、市直部门未能全面完成目标任务的，不得评为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并按未完成比例扣除下一年度每月干部职工的部分地方岗位补贴。(2006年11月16日《东方早报》)

这“五条军规”的背后，人们可以体会到四个字“不择手段”，只要能“招”来“商”，就是“好人”，就是“好干部”。人们看到了一个唯“招商”是举的经济发展思路，把一地的经济发展完全寄托在“招商”的成败之上。且不谈这种模式的合理性在哪里，用这样极端、威权、高压的手段去驱赶公职人员们“招商”，是有悖于科学管理、科学发展的。

在这种“招商不成，杀身成仁”的压力下，难免会产生“招商怪病”，有可能不顾一切地予以“商”们以各种各样的“优惠”，破坏、扰乱正常的经济规则，甚至可能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于不顾，出卖地方、国家利益。也有可能被某些奸商以可乘之机，空手套白狼，在套取地方配套的资金、土地收益之后，遁形而去，这种例子是大有前例的。比如，江苏当年的“首富”严介和，被“招商”到湖南建什么“开发区”，收了当地一些建筑商的前期投入之后渺无音讯，泥牛入海，导致一个建筑商债台高筑而自杀。

话说仇书记到昆明后，也祭起了“招商”的老法宝，据《东方网》报道，昆明今年还将成立35个招商分局，派驻沿海地级以上城市，实行专业化、全天候、拉网式、驻点式招商，并将推行“股份制园区”制度，鼓励区县将招商项目放到工业园区，税收实行“谁招谁有”。根据昆明市《市长工作报告》，今年昆明要实现利用外资6亿美元以上，实际引进市外资金500亿元以上的目标，比去年分别增长100%和70%。“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查阅仇和到任昆明后的历次讲话，处处可见其对招商引资的重视。

看来，仇书记的本事，也不过如此，也只能如此，但“商”是那么好“招”的么，不顾云南、昆明自身的地理、经济、行业、交通等条件不顾一切地“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是不是有些急于“放卫星”的嫌疑。宿迁的原招商管理干部来“传经送宝”，无疑也把宿迁的招商引资“五条军规”祭出来大讲特讲。也许蒋XX自己掂量了一下，觉得这种近乎于极端的招商政策是难于蜀道的事儿，也许一时情急，昏厥过去，也许觉得近乎“天方夜谭”，不如在梦中找到慰藉，也许干脆金蝉脱壳，与其在焦头烂额之后无法完成招商被重罚，不如假装一睡，惹翻仇书记，就地免职，早得“超生”。

宽容犯罪，不宽容打磕睡

黎阳

2008．2．24．

“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昆明呈贡县一名副局长开会打盹被勒令辞职”……

这位副局长大人也真够背的，一个盹值一顶“副局级”乌纱帽，这大概要算当今最“牛”的盹了。

不过“勒令辞职”这句话未免有点不通：“辞职”是自愿行为，“勒令”是强制行为，“勒令辞职”从文字上讲就是“强制”的“自愿”——明明是“强制”，还偏要说是“自愿”，这岂不有点不伦不类？

其实这才体现了如今官场文化的奥妙：上司表了态，就必须赶紧“紧跟照办”“表忠心”，否则就“站错队”了，所以必须用“勒令”来表态。但无论党纪还是国法都没有“开会睡觉罪”。如果直接以“打盹”为罪名撤职未免“于法无据”——真要打起官司来，凭“磕睡罪”罢官站不住脚。“辞职”就不然了——是你“自愿”，不是我制造冤案，即便将来查批件也找不到我的书面批示——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大大不过“长官意志”，一个“勒令辞职”一切迎刃而解——所谓“法律”，不过如此。

这个“勒令”虽然表面上来自“下边”，其实却是“上意”：——如果“上头”当真没这个意思，即使下边拍错了马屁，也会“及时纠正”。现在既然“上头”对这个“勒令辞职”毫无反对之意，而是听之任之，可见“正合朕意”。

开会睡觉虽不犯罪，但对不对呢？那得看具体情况：是工作劳累？是身体欠佳？是“三陪”过度？是会议泛滥？还是会议主持人发言又臭又长，赛过安眠药？总之“开会打磕睡”只是表面现象，可能的情况很多，不能一概而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谁在老子面前打磕睡罢谁的官”把“谁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这一“名言”弄变了味：原来不是为了“昆明的牌子”，而是为了“老子的面子”：“谁扫老子的面子，就砸谁的饭碗”——这倒令人想起“太后老佛爷”的“千古名言”：“谁叫我一阵子不痛快，我叫他一辈子不痛快”。

开会睡觉没有“犯罪不犯罪”的问题，也没有“违纪不违纪”的问题，顶多有个“对不对”的问题——无罪无过失的问题弄出个“组织处理”、“砸饭碗”的严重后果，全因“一把手”个人的喜怒而起——这应该算是“草菅官命”了。

严格讲，“草菅官命”与“草菅人命”性质差不多：都是凭个人一时之喜好不受一切党纪国法的约束随心所欲决定别人的命运。今天能“草菅官命”，明天就能“草菅人命”。一旦能够“草菅官命”了，离“草菅人命”也就不远了。

封建王朝的“开明之君”尚且懂得“赏罚分明”，“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凭一时之喜怒随心所欲决定别人命运的，只有军阀恶霸，土匪流氓。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举了个典型例子：

“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

“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这是党内开会平等同志之间的用语吗？典型的老板吆喝奴才的语言。“习惯成自然”，就凭这一嗓子就可以看出如今“政治新星”、“一把手”们的气概之“豪迈”正在直逼那些动不动“杀两个叫化子开张！”的军阀。

《毛泽东电报指挥辽沈战役》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7/09/content_4810383.htm一文中描述了毛泽东当年是如何对待开会打磕睡的的同志的：

——朱老总“连续开会毕竟太疲劳；有时夜深了，会开着开着他就睡着了。有人想叫醒朱德，毛泽东轻轻摆手说：“不要叫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决定重大问题时再叫他也不迟。”

——毛泽东也关切地说：“咱们这一段时间会议多，为的是彻底打败蒋介石。事情多，又很重大，少数人做主不行，咱们一起打一段时间的疲劳战；总司令开会时稍微休息一会儿，精力更充沛，这是一件好事么！”

毛泽东还说过：“先生讲课有的罗罗索索，允许学生打磕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有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还有一篇文章《周恩来怎么对待瞌睡的人》（见附录）

毛泽东、周恩来对敌人不宽容，对同志则很体谅——这就叫“爱憎分明”、“关怀同志”。

如今的“政治新星”们不宽容“开会不规范”，却“最大限度地宽容”资本家的“不规范”； 不宽容“开会打磕睡”，却宽容国有资产流失等等大罪——连对“公款吃喝”都那么“宽容”：“工作餐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不仅节约也卫生”——自己带饭岂不更“节约”更“卫生”？ 公款吃喝了不算，还要连吃带拿，如此“餐桌革命”，如此“宽容”，是不是太讽刺了点？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看看当年的毛泽东、周恩来，看看今天的“政治新星”，不难明白什么叫“大人大量干大事”，什么叫“小人得志，不可一世”。

“疾恶如仇”的“和谐”令人神往。“宽容犯罪、不宽容打磕睡”的“疾和如仇”的“和谐”则令人惴惴然。

附录：周恩来怎么对待瞌睡的人（转）

[一江春水xdlyxxl]于2008-02-24

爱打瞌睡的魏鹤龄

作者:其其 访问次数:131 添加时间:2006-08-2321:02pm

熟识著名电影演员魏鹤龄的人都知道，他有个爱打瞌睡的毛病，只要一停歇下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能立即睡过去。为此，他曾闹出不少笑话。抗战时在重庆，他演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他饰演的角色是受伤躺着的。一次演出时，他真的在舞台上睡着了，该他说台词时，竟是鼾声，惹得观众捧腹大笑。

解放初，魏鹤龄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周围恩来一见他就关心地问道：“老魏啊，你还打瞌睡吗？还忘台词吗？”原来，当时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也知道魏鹤龄的这个毛病，记得这段趣事，并始终关心着他。

魏鹤龄憨厚地一笑，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关切地拍了拍他的肩头，要他注意身体，多为人民演戏。

事后，魏鹤龄回到上海与夫人袁蓉谈起这件事，他眼中噙着热泪：“周总理的记性真好，连我爱打瞌睡、爱忘台词的事他都记得，而他要记的事又是那么多……”魏鹤龄什么都容易忘，唯独周总理对他的关怀永不忘。他一直牢记着周恩来的”“嘱咐，抱病演出，演了不少好影片、好话剧。毛泽东与周恩来曾两次接见他，并同他一起合影留念。在接见前，魏鹤龄生怕在这样重要的时刻也会打瞌睡，他叮嘱赵丹等同被接见的老朋友，务必在他欲打瞌睡前重重地拧他一把！有年夏天，周恩来请赴京开会的魏鹤龄和几个电影界人值同去家中做客。饭后，演员们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周恩来也与大家一起跳舞，见大家高兴，他心中也格外舒畅。

一曲舞罢，周恩来忽然发现魏鹤龄一人孤单单地坐在一边，似乎睡意又起，便走过去关心地问：“老魏，为什么不跳舞？”魏鹤龄惊醒了，他尴尬地答道：“我穿着短裤，与别人跳舞不礼貌。”

周恩来看了看他，笑了：“老魏啊，你干嘛不早说呢？”他立即让人把自己的一条长裤取来，让魏鹤龄换上。当魏鹤龄也起舞在欢乐的人群中时，总理抱着双臂笑得那么欢畅……

仇和们的官威是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宋公明

在某地招商引资的坐谈会上，坐在第一排的某局长在打瞌睡，被仇和喝令站起来，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让这位局长大人当场下不了台。这还不算，仅仅过了一天，该局长已被宣布勒令辞职。这种不讲情面，雷厉风行的做法，确实为官场所少见，于是引起了网上一片热议。有人为此大声叫好，也有人认为仇和太过简单粗暴。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天仇和坐在台上看着下面有人打瞌睡而没有过问，此情景又被人拍摄下来暴了光，人们会如何评论？也许人们会说仇和也太麻木了吧？

如果仇和让人悄悄地把打瞌睡的局长叫出来，然后和蔼可亲地问：你哪儿不舒服？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要不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开会不要紧，会后我可以再给你讲一遍。这样的话，那位局长是不是要感激涕零，以后要以死相报？如果传出去，岂不又是一段关爱部下体贴干部会人性化做工作的佳话？不过也许有人又会说，这家伙不讲原则，拉拉扯扯，收买人心。

你看，这就难了吧？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如何是好呢？

其实，要说简单，官场就是四个事：“依法办事”。要说难，官场最难的也正是这四个字。

当领导的不能事事顶在前面，要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看到会场有人打瞌睡，不闻不问是不对的。但是不必自己亲自上阵，可以悄悄对主持会议的人或者其他主管领导说：喂，下面有人打瞌睡，不太像话吧？让他们去处理。比如主持人可以宣布会议休息十分钟，重新开始时提醒一下，请大家认真听讲，没休息好的同志可以到会议提供的休息室休息，不要在会场打瞌睡。或是让人悄悄下去轻轻推推打瞌睡的人。等等，总之，下面的人处理这类事是很有经验的，如果处理得不好，也是下面人的事，你再发指示不迟，何必要自己亲自发官威呢？这下子动静弄大了，全国都知道了，又无法解释，弄得自己倒下不了台了。

至于对打瞌睡的局长是不是就要勒令辞职，更是应当依法处理。公务员有公务员管理条例，党政干部有党政干部的纪律。根据党纪政纪，经过法定程序，集体研究，做出决定，当事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这样处理，合理合法，别人还有何话好说？

如果把政府看成一部管理的机器，领导就只不过是总开关和程序管理员。领导的责任就是遇事及时启动相关的程序，并监督和保证该程序的正确运行。

《三国演义》中，张飞和马超大战三百回合，似乎打仗就是将军的事，下面的千军万马不知是干嘛用的。那是文学描写，实际打仗岂能如此？可是现在有的领导就如古时的将军，凡事都要自已上阵，等弄不好了才想起来找下面人，岂不知你领导经过手，下面人就很难再收拾了。例如对这个可怜的局长，你仇和书记大人发过话了，叫县里怎么办？不处理不好，处理了似乎也不妥，是不是两难？

当年毛泽东打仗，也没有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他和蒋介石披挂上阵大战三百回合。事实上，打了那么多年仗，毛泽东连一枪也没放过。毛泽东指挥打仗，就是设计好一个大致的程序让下面去执行。但是他的程序只是个大框架，下面还必须不断加以补充完善甚至修改。但是总的大框架是不能突破的。而正是这种方法，却出奇的有效。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现在某些领导，没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却又要发官威过官瘾，可怜好像八辈子没做官似的，喜欢动不动就亲自上阵，去抓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乘公交车让坐，煞费苦心设计了分阶段的实施程序，抓得不可谓不细，可是又有什么用呢？整个社会风气，岂是这抓这一件事能解决的？又如某县官派人进京抓记者，这是你该亲自干的事吗？结果是惹得一身骚。又如某县官指示，要保护好张曼玉喂过的猪，结果被人嘲笑一通。又如华南虎事件，不按程序办事，领导非要出面表态，露脸是露脸了，不过从此也就骑虎难下了也。

不老老实实依法办事，不去发挥管理机制作用，总是想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还美其名曰这是个性，是作风，是魄力，是铁腕人物。凡此种种，已经构成当今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让人应接不暇，让人不时发出惊叹。可是离开了科学发展观，离开了客观规律的共性，离开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种个性张扬加官威拔扈是不是很可笑也也很危险？

２００８，２，２４，１７：３０

仇和有可能是在舆论界引起争议吸引眼球有助于自己的升迁 
[ 数学 ] 于2008-02-24 
 

全国有那么多个县市，其中大部分的头头都是不能够升上去的，只有少数头头能够升上去。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一个县委书记如果相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也会身体力行，使自己的官场利益最大化。因此，注意到现在是信息社会，则其它的市头儿们不能够吸引眼球，而某个市头儿能够吸引眼球，那显然占了上风。

上头在考虑提拔谁的时候，脑子里转悠的，不过就是在舆论界有了一些名声的人嘛，如果没有动静，怎么可能得到提拔呢？一说是不是提拔谁谁谁，那有决定权的人说，谁谁谁，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啊？那哪有机会得到提拔啊？

那么，要想在舆论界吸引眼球，就必须做有争议的事情，如果做的事情大家都认为正确，没有争议，那肯定是吸引不了眼球的。所以要做的事情必须设计得好，使得有争议才行。

但是光有争议还不行啊，当然还必须有政绩。这政绩无论是怎样规定的，一旦规定了，那就有努力方向，有了努力方向，就等于有了一个公平竞赛的环境，就象奥运会那样。到时候看行不行，那就看政绩了。那么，一个干部，能够吸引社会的眼球，政绩又不错，没有理由得不到提拔。这不是很公平吗？

但是，也还是和奥运会相比吧，我们知道，运动员有服药这种现象的。也就是说，服了某种药，虽然长远看是对身体有伤害的，但是，能够在短期内把自己的运动成绩给提上去。

在政界也有这种东西，我曾经写贴子提到过，并将之称为“毒品政策”，就是说，一个政策从长远看是有害的，但是，短期却能够使政绩上去，这个政策就叫毒品政策了。因此，如果自己用毒品政策使得政绩上去了，而其它的人没有使用毒品政策，政绩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好，因此也就失去了提拔的机会。至于毒品政策在后来造成了某些不良后果，但是那没有关系啊，反正那已经是后来了，自己已经提拔上去了。提拔上去才是硬道理。

还是从理工科角度分析一下，仇和把一个打瞌睡的干部给免了职的事情吧。那么，开会能不能打瞌睡呢？这可能会有争议。至少我认为，有一些会议是不应当打瞌睡的。比如说，神七明天如果发射上天，今天开会召集技术人员布置任务，研究技术细节，这个时候你打瞌睡啊？那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而春晚也是一个“会”，如果在春晚上打瞌睡，那责任应当是演员吧？

问题在于，对下属的处罚，是有制度还是没有制度，制度是明确还是不明确？一个人是事先根据制度就自己能够计算出自己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还是无法事先预测自己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是法制和人治的区别。

因此，打瞌睡是否应当被解职，要看事先有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有，如果事先规定了，凡某种会议只要打瞌睡就必然被免职，正如如果杀人就必然受到法办一样，是事先人们都知道的，也能够根据规定自己就知道自己的官位做到头了，那么这就是法治。而如果是事先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一个人在上级面前战战兢兢，不知道上级将会找到自己的什么错来将自己免职，这种利用下级的恐惧感来进行管理，也许是不恰当的。

总之，我认为，当仇和发现舆论在热议自己的时候，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他都可以对自己说：“我成功了。”
 

呼吁胡主席关注“仇和事件” 

[ 剑云拨雾 ] 于2008-02-24 

数学先生写了“仇和有可能是在舆论界引起争议吸引眼球有助于自己的升迁”非常有说服力。此外，再增加几点意见：望能引起胡主席百忙中关注“仇和事件”

“仇和把一个打瞌睡的干部给免了职”
1，首先这个干部打瞌睡的原因不清楚，假设这个干部昨天上抗灾第一线，劳累过度。那么，“仇和事件”的负面后果就很严重了。
2，会议主讲人的问题，如果假话，废话，空话，甚至散布自由主义拜金邪教，与会者不能离开，则“打瞌睡”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抵制和自我保护行为。不仅不应该撤职，而且应该追究会议主讲人的责任，任何人也无权任意浪费干部们的宝贵时间。现在假话，废话，空话散布自由主义拜金邪教的报告会泛滥了。中央应该提倡自下而上的抵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