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意识形态是政治安全最大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一个重大制度创新。在中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政治安全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治理这样一个超大社会，必须确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在治国理政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对于即将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说，谋划和维护政治安全是其首要职责，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环节，要通过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理顺政治关系，缔造政治优势，实现政制转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缔造坚实的政治基石。

　　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安全不是孤立的，而是立体的，不仅涉及传统的“高级政治”领域，也涵盖经济、社会、信息、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要确立“多位一体”的综合安全观，将政治安全与其他安全结合起来，着眼大局，统筹考虑，综合施策，切实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时刻注意政治安全领域中的风吹草动，针对各类苗头性问题，提前制定预案，开展沙盘演练和模拟训练，以防患于未然。

　　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来说，对政治稳定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近年来，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浪潮冲击下，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十分严峻，各种反华势力在直接进行政治颠覆、干涉和军事入侵等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强调开展宗教渗透，传播西方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左右我国公众舆论，分化民众的政治情感和意识形态归属感。必须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范畴，围绕一些民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澄清理论迷雾，找准思想症结，坚定理想信念，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和政治话语权。

　　对于有着8000万党员之众的大党来说，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政治安全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中国政治安全要出问题，最主要的不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而是出在内部的分化。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执政不力，腐化堕落，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威胁国家政治安全。对此，必须勇敢地拿起制度武器，坚持用法律管人管钱管事，以制度强党强国强军，不懈地加强和完善制度体系，只要违法乱纪，无论是谁，不管职务多高，位置多重要，一律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才能赢得政治安全优势。

　　同时，国家治理能力必须跟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要直面全球化带来的流动性挑战，敢于在开放的环境下提升掌控政治局势的能力。面对信息化浪潮的冲击，要大力加强网络监管，有效利用技术手段治理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活动，防止其浑水摸鱼将局势搞乱，促进政治安全。

　　当然，强调政治安全，并不意味着将所有问题都上升到政治安全的高度，甚至将政治问题无限扩大。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框架内，制定政治安全战略要着眼大局，严格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出发，仅仅将那些有迫切政治安全威胁、有明确政治势力推动且已采取实际政治行动的安全问题作为考虑范畴，制定明确的政治安全战略，加强预案管理，增强治理能力，不断夯实国家政治安全的坚实基础。▲(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