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臻|对余伯流“长征研究新观点”的质疑

　　长征是什么？长征是独一无二的军事行动。从巴黎公社至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是绝无仅有的存在；从盘古开天地至今，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也是绝无仅有的存在。红军长征，突破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翻越了七十多座雪山、跨过致死率极高的草地。即使是亚历山大东征、成吉思汗西征的困难程度，也都无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相比。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都应该为长征这一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军事奇迹属于自己而骄傲、为我们拥有领导长征走向胜利的政治领袖、军事统帅、革命舵手毛泽东而感到庆幸，更应该不搞“宜粗不宜细”、坚持宜细不宜粗，仔细、具体呈现这段值得我们骄傲的历史的重要细节。

　　但是，研究长征必须要注意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标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近日，笔者看了一篇文章，叫《长征研究的新理念》。对其中的两个观点，笔者读起来并不舒服；对其中另外两个观点，笔者则坚决反对。余伯流的两个令笔者非常不舒服的观点，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而且严重缺乏论据支撑；余伯流的两个令笔者强烈反对的观点，则根本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观点，而且根本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

　　余伯流的第一个观点叫“3+1”，也就是三个方面军加一个军。他说：“简言之，红军长征不仅仅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而是三大主力红军加一支红军部队整体的、全方位的长征。即红一（朱毛红军、中央红军）、红二（贺龙所部、红二、六军团）、红四（张国焘、徐向前所部）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程子华、徐海东所部）都在长征。过去讲长征，只讲朱毛、不讲其他是不客观、不公允的。”（余伯流：《长征研究的几个新理念》）

　　余伯流没有举出任何一个过去讲长征只讲中央红军的例子，就给过去的长征历史研究扣了一个只讲中央红军的帽子，这严重缺乏论据支撑，令笔者看起来极其不舒服。不知道余伯流读没读过军事科学院的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部分，详细记述了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历程，并没有只讲一方面军而不讲其他方面军。一定程度上，余伯流是在否定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广大军史编写者辛勤劳动的成果。更让笔者感到不舒服的是，余伯流的观点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按照党的组织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坚持的路线正确与否，根本关系着整个长征的胜利与否。黄克诚将军深情回忆：“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正是因为中央在长征中确定了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导地位，四方面军即使由于张老四破坏革命、强行南下而损失惨重，也最终在中央的号召下实现了北上，从而转危为安。同样的道理，二方面军的行动也离不开中央的领导。讲长征历史，“3+1”都讲没问题，但是就应该重点讲党中央、讲中央红军，因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对于长征胜利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方面军都无法相比的。研究长征，重点研究中央红军，才是正确的“重点论”。

　　余伯流的另一个观点，就是“有准备”。他举了很多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在长征前有一定准备的例子之后指出：“以上可见，中央红军突围长征是有准备的。至于没有召开政治局和有关军事会议沟通是出于‘保密’的考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必苛责当时的决策者。”（余伯流：《长征研究的几个新理念》）

　　笔者退一万步讲，笔者同意长征前博古为首的三人团有所准备。但是，“不必苛责”这四个字真的适合用在博古他们身上吗？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为首的三人团瞎指挥下，红军损失惨重、遭到大失败、被迫长征。“在这次战役中，红军因为党的中央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没有能击破敌人的围攻。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后来，也是在博古为首的“三人团”错误指挥下，八万红军只剩下了三万。这就是错误路线导致的以失败为主流的第五次反“围剿”到血战湘江。博古、李德对于牺牲的数万红军烈士来说，就是不可原谅的。对他们，怎么具体批判、深刻批判、高频率批判，都不为过——否则根本对不起牺牲的红军烈士。余伯流不抓重点、不大力批判根本对不起红军烈士的博古、李德，却自以为是的强烈表达了他对导致数万红军牺牲的错误路线坚持者们的辩护。所以，笔者看到他的这一观点之后，很不舒服！

　　余伯流还认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从领导层面看，就是毛张周‘融成合力’的产物，而非毛一人之功。长征中中央领导集体的构成、格局非常特殊，当时党内一把手是张闻天（总书记、从遵义会议始主政中央日常工作8年之久），军内一把手是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央委托军事上拍板的负责人），毛泽东是政治局新常委、三把手、中央规定军事上协助周。没有张、周对毛的倾心呵护和鼎力支持，毛是很难实施其正确主张的。”（余伯流：《长征研究的几个新理念》）余伯流的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

　　一方面，他的话根本不符合党的集体领导组织纪律。遵义会议上，毛主席重新返回领导岗位，是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中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如果支持毛主席的只有周恩来和张闻天，而没有其他人，是根本形不成对博古领导地位的压倒性否定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遵义会议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即使周恩来或者张闻天二人中的一人不站在毛主席这边，支持毛主席的照样可以是多数。余伯流的观点，根本不符合我中国共产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纪律。权力不是来自名义，而是来自共识。主席的军事指挥权不来自名义上有指挥权的周恩来，而来自全党全军的支持。还要注意，在中央领导同志之中，最早支持毛主席、为毛主席恢复军事指挥权立了首功的不是周恩来和张闻天，而是王稼祥同志。“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4年，四十一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后来在苟坝会议形成的“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是由毛主席、王稼祥同志和周恩来组成。余伯流对王稼祥同志的特殊贡献只字不提，是缺乏客观公正的治史态度的。

　　另一方面，他的话否定了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对于长征转危为安的决定性贡献。笔者在批评石仲泉的文章中就提到过，当时求救者是包括周恩来、张闻天在内的三万人马，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是毛主席。即使有千千万万个愿意主动让权的周恩来，如果没有能指挥全军转危为安的毛主席，党和红军也无法绝地重生。黄克诚将军指出：“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这才是实事求是！余伯流的观点，既不符合党的组织纪律，又不符合评价党史人物的实事求是标准。“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一直在这位杰出的伟大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之下，而这就使革命的胜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才是符合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组织纪律、符合实事求是标准的评价！

　　余伯流最不能被原谅的观点，就是否定了草地密电的“密电”性质。余伯流在不解释什么是“密电”的情况下，就说：“关于‘密电’之说，石仲泉先生认为不宜‘炒作’，‘以后就讲‘九九电报’，不使用‘密电’之说’。对此，我甚表认同。”（余伯流：《长征研究的几个新理念》）余伯流，你知道“密电”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神圣而不可违犯丝毫的组织纪律吗？

　　按照党的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张老四个人不服从组织、瞒着党中央、私自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发了很多电报，实际上都是密电——而“九九密电”只是其中之一。主席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密电中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先给了我，我们才走了的。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71年，七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如主席所说，包括他在内的中央领导都不知道张老四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的这份密电，他们也是在叶剑英转达后知道的这一消息。张老四背着党中央给徐陈发电报，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张老四的电报就是密电。余伯流否认这封电报作为密电的性质，还讲不讲作为共产党员最应该遵守的组织纪律呢？

　　以上就是我对余伯流观点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