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客观存在

　　（2007年《唯物史观辩》第一题第三点节选）

　　大椿同志首先在“人类社会客观存在”这一命题上提出了批评意见。他提了两点。我们就围绕着这两点进行讨论。

　　1、关于生产力的内容和定义

　　大椿同志首先批评了在生产力定义中包括劳动者。

　　他认为“生产力理论的研究指向是社会环境中的物质要素，它当然不可能离开劳动者来阐述，但劳动者作为人本身的生存生活状况则并非是其研究指向”。

　　在生产力概念中是不是应该包括劳动者，可以研究，也不必拘泥于马克思说过“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但以往把劳动者看作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人们研究的主要不是他们的“生活生存状况”而是研究他们所具有的劳动技术、劳动技能，以及劳动组合方式。

　　工具是人创造发明的，是人操作使用的，是人的器官的延长。离开人，就不会有工具，有了也只是死的东西。相同的生产工具在劳动技能不同、劳动兴趣不同的劳动者手里会表现为不同的生产力水平。解放生产力，绝不只是解放生产工具，更重要的是解放劳动生产者。相反，破坏生产力，也绝不只是破坏生产工具，而是表现为对劳动者的压抑和摧残。作为一种活的生产力，它不仅是人创造的，而且是靠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实现的。

　　没有人的生产活动。生产力归根结底讲的是人的生产能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所以人作为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力的内容和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承认人是生产力的有机部分还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提高我们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性。现代化绝不只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还必须培养和这些先进的技术设备相结合的现代化劳动者。赶超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因为是人创造了现代化的生产力。如果我们的人达不到创造和驾驭现代化的生产力的能力，那我们就只会永远在人家的后面爬行。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人的认识能力是一种创造性的能力。一切人间奇迹都是人创造的。从这一点说，人的现代化，是一切现代化的前提。如果这个观点不错，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不能只看高楼大厦，只看引进的高科技，而忘记是谁在主宰这一切。船坚炮利的侵略容易让人感到痛苦，发达经济的侵略却容易让人麻木。一个素质低下的民族难于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在马克思著作中有时使用的“生产方式”的概念，就是从狭义的劳动方式的意义上讲人们是在生产活动中怎样结合的，是讲分工的形式的发展变化，不是广义的斯大林所说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吴英、庞卓恒同志引用的马克思使用的“集体力”这一概念，就可作此意解释。这也是人的自然力的变换形式，是属于生产力范围内的概念。记得二十多年前，卓恒同志在强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义时，反复强调过集体力，亦似可作此解的注脚。这是讲的分工，讲的人在劳动中的结合方式。不是讲生产工具，但是，是讲生产力。

　　在生产力概念问题上，吴英、庞卓恒同志的有些意见更值得讨论。他们在讨论生产力的内涵的时候，基本上否定了生产工具的决定性作用。

　　他们认为：“既然工具只是由人制造出来用以延长自身的自然器官的人工器官，只是自己用来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就不能把它们同制造和支配它们的人并列作为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更不能把它们作为衡量人的生产能力的性质和水平的基本标准。”他们说：“按马克思的本意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而且用劳动生产率、产量和产值之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生产力就再也不是含意不一的混乱概念了。”吴英、庞卓恒同志的这些意见，至少有以下不足：

　　第一、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因为人能够制造工具，能延长自己的自然器官。马克思这样看，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在杭州的关于哲学的谈话也持此观点。制造工具的水平，反映了生产力的水平，反映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能成立的。物质生产活动，离不了物质的生产工具，没有物质生产工具就没有物质生产活动。打制的石斧，磨光的石器，精美的青铜，锋利的铁剑，蒸汽机、电动机带来的巨大传动力，计算机掀起的整个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将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展现着人类生产力进步的阶梯。谈论人类历史的生产力怎么可以不谈生产工具呢？

　　第二、马克思说“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吴英、庞卓恒同志解释说“测量器或指示器毕竟不能等同于用他们所测量或指示的对象本身”。

　　我认为马克思讲得很明白。就是可以从劳动资料测量生产力的水平。正因为它是生产力中的主要的东西，才可以做测量的标志，也就是测量器。这正像计算机，从286到386到486、586，每一种新的计算机的出现都标志着计算机发展的新水平，可以说是计算机发展的测量器。谁也不会认为286计算机只是测量器，却不是计算机本身。

　　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被吴英、庞卓恒同志批评为“常被用来作为工具决定论的经典论据”。马克思用的是形象的说法，就算不是形象的说法，对于马克思的话也不必拘泥于个别词句，而应该“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求其精神实质。

　　其实，马克思的意思是明确的。他的确是强调了生产工具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应用于历史，并不等于可以简单化。正如恩格斯所说：“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

　　为了批驳所谓的工具决定论，吴英、庞卓恒同志这样解释历史，他们说“古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都是在使用铁制工具以后才进入文明时代，但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巴比伦人，古埃及人、夏商周时代的中国人都是使用石木工具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且不说，这些结论是不是太武断，断代史专家更有发言权。单就古希腊人的历史来说，在它的前面就有克里特文化，在它的周围又有地中海文化，尤其是西亚文化。铁器就不是希腊人的发明。对罗马人和日耳曼人来说更是这样。他们都继承了早于他们历史的其它的先进民族的文化。这也就造成了，这些民族文明起源的历史，和比他们早了数千年的亚非文明古国文明起源的历史，不可能是一样的。同时，以“夏商周时代的中国人都是使用石木工具就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句话来说，也是不严谨的，是对生产力水平表述的简单化。夏的事情，说不太清楚。商周的精美的青铜器可是历历在目。这虽然不是生产工具，但是它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它所反映的生产的水平，分工的水平，怎么可以以一句“石木工具”来概括呢？这种概括方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它连使用怎样的生产工具也说不清楚，别说作为一个复杂事物的生产力了。

　　吴英、庞卓恒同志应该看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一旦进入具体的历史领域，在说明生产力的时候，谁也没有如此简单化。断代史、专门史自不待言，就是通史也没有这样写作的。你们概括的这种极为简单的“工具决定论”，有点强加在我们史学界头上的味道，谓予不信，请举事实。

　　第三、你们提出了新的生产力的定义方法和衡量方法。但是，请问，你们说的生产率、产量、产值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决定的？难道首要前提不是因为人们运用生产工具吗？生产率不过是运用生产工具所获得的生产能力的一种量化，它能把生产工具所体现的生产能力以量的形式确切表现出来。但是，作为历史研究，你就是有了量化的生产力的水平，你还真是要把这种生产力是怎样获得的告诉读者，也就是说，还是要讲依靠怎样的生产工具达到了这样的生产水平。另外，常识告诉我们，在研究古代史的时候，尽管像中国的史书汗牛充栋，但是要想从中找出材料，能够计算出各个时代的生产率、产量和产值，那真是和历史学家开玩笑。

　　我看了吴英、庞卓恒同志提供的两个数学公式，即：

　　农业人口比重Agr等于1除以1加R，R“表示平均每个农业人口生产的农产品除自身消费外可以供应非农业人口的数量，是衡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指标”。

　　Nagr表示非农业人口比重，Nagr等于1减1除以1加R。

　　这两个公式如他们自己说的，的确是“明晰而简单”，猛一看，挺新鲜、挺吸引人。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具体运用到历史研究上去的，因为它们在文章中都是用的“假定”。

　　就研究中国古代史而言，他们所列公式中所需要的每个农业人口生产的农产品除自身消费外可以供应非农业人口的数量r就很难给出。

　　公式虽简单，运用却困难。笼统、模糊的说法是有的，但要代入数学公式就太不严肃了。而且，就算有这个数字，我认为作为历史学还要回答，R是怎么来的？R作为一个变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如果生产工具不发生变化，生产技术不进步，农民生产的剩余粮食怎么能逐步增多？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工业没有发展的动力，R的增大只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过剩，而不是注定可以带来社会的转型。

　　历史的实际情况，远比吴英、庞卓恒同志提供的公式复杂得多。而且，如果像中国这样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间相当漫长，你就必须回答，在R的背后，生产力是怎样发展变化的，所有制关系是怎样发展变化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怎样发展变化的，等等，这都不是用他们提供的简单公式可以解决的。就以他们所演示的对社会转型所做的数学计算，和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相比，其简单化显而易见。这不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历史”，而是用极为简单的数学公式剪裁历史，是前引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方法。

　　这使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曾经兴盛了一阵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三论”的事，那也是想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用心并不错，但是事实证明，离开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便运用系统论等科学方法，我们在“历史表象的背后”还是只能看到表象。人类社会毕竟是人类社会，自然科学毕竟是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不同，方法自然不同。把二者混淆起来，不是思维的进步，而是思维的混乱。貌似科学，实则反科学。

　　现实的生产力是一个活的机体，是有许多因素组成的，恩格斯在一封通信中，讲到生产时，甚至使用了“全部技术装备”这一提法，还嫌不够，又特别补充说，也包括运输工具。所以承认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主要内容、主要标志，并不等于把生产力简单化。布哈林在1921年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说：“社会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精确的物质标志，是该社会的社会劳动工具的体系，即技术装备。在这种技术装备中反映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越是远古，生产力相对低下，工具相对简单，概括相对容易，及至走向现代，生产力迅速高涨，生产技术装备体系庞大，高科技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要想用一两种生产工具做简单的概括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还是可以找到相对能够说明某一时期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同时，现代化生产的管理日趋科学化，提供的资料准确而多，吴英、庞卓恒同志提出的以量的形式去衡量、比较生产力的水平，就有了更大的可能和必要。

　　2、生产关系定义是重视人还是忽视人

　　大椿同志着重批评的另一点是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忽视了人。

　　他说：“生产关系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看起来是讲人的。但传统唯物史观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的客观物质性……总起来看，传统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内容的理解，导致它虽然离不开人来阐述问题，但他讲的社会实质上是指社会环境，因而存在忽视作为主体人的及其实践活动的严重缺陷。一种忽视社会主体人的历史观又怎么能指导人们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完整图景呢？我这里仅仅是讲历史研究。倘若联系现实生活，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挫折和失误，那就更需要从历史观的高度，从唯物史观这个理论缺陷去寻找认识根源了。”

　　大椿同志把问题提到了如此重要的高度，可是，大椿同志并没有做具体论证。我不明白唯物史观怎么忽视了人。和大椿同志的理解相反，在我看来，唯物史观不仅重视人，而且只有唯物史观更好地说明了人们是怎样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或者通信中，总是使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提法。这一提法的意义在于，它强调了，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投入其中，以自己的能动活动创造的。

　　大椿同志和吴英、庞卓恒同志都提到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在那里强调了实践的意义，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反对直观地机械地考察人类的历史。甚至说，人类活动的能动性方面反倒被唯心主义者发挥了。讲实践，讲能动性，讲创造性，就是讲人们自己用自己的活动去创造历史。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毕竟是新世界观的“第一个天才萌芽的文件”。萌芽就是萌芽，尽管是天才的。以后马恩还有许许多多更清楚、更准确的论述。这些论述，把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容讲得更清楚，把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讲得更清楚。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重读了手稿，但是并没有发表，为什么，至少是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有更精确、更成熟、更清晰的著作在这以后发表了。就以对于费尔巴哈的批评来说，恩格斯说过，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而《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两本书，已经把这些问题讲得清楚了。

　　正是费尔巴哈讲抽象的人，讲人类的爱，离开了唯物主义。而唯物史观却强调，是人类自己的创造性的活动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从而把人类的历史活动和人类创造的历史统一起来了。

　　马克思强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上帝，不是抽象的人，不是人类的意识创造了历史，而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社会化了的人类并不是大椿同志所说，人类社会的“含意便是现实的人（复数，主体）和现实的社会环境（客体）的统一体。”这种区分不合适。正如吴英、庞卓恒同志批评的，把人类社会区分为主体和客体，是一主观的机械的区分，是费尔巴哈式的区分方法。不要忘记，现实的社会环境正是现实的人构成的，离开了现实的人，哪里会有现实的社会，同样，离开了现实的社会，哪里会有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是统一在一起的。

　　大椿同志批评当代有些哲学家、思想家泯灭主客体界限，但那是讲的认识论中关于主体和客体的问题。谈论人的认识，人是认识的主体，而客观世界（包括人类世界）是认识的客体。无论就个体的人还是就群体的人的认识过程来说，都可以这样说。然而，就人类社会的含意来说，却不可以做这样的区分。

　　其实，“社会化了的人类”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提法。之后，马恩把人类社会进入文明后的历史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把人看作是一定阶级的人，看作是和一定的生产阶段、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阶级的人，并且正确指出了从来在历史中没有被肯定的劳动人民的伟大历史作用，这是划时代的对人的本质、人的地位、人的价值的认识上的进步。怎么可以说唯物史观忽视了人、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呢？又怎么可以说传统唯物史观忽视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它也就忽视了价值问题呢？以往的任何历史观，都不讲劳动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价值，正是唯物史观解释了劳动人民对于推动历史前进的基础作用，奴隶们不再被看作是历史的渣子，奴隶们尽管是古代历史的消极台柱，但他们的价值到底被发现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最科学、最深刻的价值观吗？怎么能说唯物史观忽视了价值问题呢？

　　大椿同志说，“但传统唯物史观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的客观物质性，生产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斯大林和苏联哲学界干脆将生产关系总和说成是‘社会经济制’。可见生产关系理论研究的重心并不是人本身的状况。”

　　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研究生产关系，正是研究人的状况和本质，正是科学说明人的状况和本质。这是一种分析方法，理论抽象方法。即便像斯大林把生产关系的总和说成是社会经济制度，依我看，这无非是说人们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状况和结果，并不能说是离开了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所谓经济制度无非是经济关系的制度化。把人归结为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正是唯物史观深刻的地方。这表现了逻辑分析的力量，理论抽象的力量，是对活的生动的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概括，二者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