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面临陈国君难题的地方高官

建龙集团在通钢改制问题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严重侵害通钢工人利益，却得到了吉林国资委的全力支持。这里面有着太大的联想空间。陈国君死后，通化市公安局极为罕见地公然宣称要“树立花钱买情报意识，对重要和核心情报信息，必须舍得投入”。这传达了什么信息呢？我们知道，一只趁着黑暗偷拿桌上蛋糕的手在灯突然一亮的刹那，无论保持不动还是迅速回抽，都极难堪。通钢改制如果存在暗箱操作，陈国君的死显然一下子把它赤裸裸地端到全国人民面前。在此危机时刻，他们会做些什么呢？本人不敢胡乱揣度，不妨拿我自己打比方。　　

如果我是这里的一位高官，而且暗中接受了建龙送来的干股，在发生了陈国君之死后，我虽然如坐针毡，但不会表现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我会首先指令公安部门高调宣示严查事件（当然是打人事件而不是改制事件）的幕后指挥和现场凶手，以震慑那帮穷工人。为了打破他们的团结，撬开一个缺口，我会批出可观的经费，用于收买工人中那些意志薄弱和鼠目寸光者。只要有人指认幕后指挥和凶手，我就可以迅速拿出一个结论，抓一批人。抓人可以稳定局面，结论可以打消中央的怀疑。此时的我，怕全国网民的不依不饶，更怕中央派来调查团抛开省里搞独立调查。独立调查将很可能意味着幕后交易的败露，进而可能就是自己政治生命的彻底结束，甚至不排除生理生命的彻底结束。　　

当然我还可能英明地打一个伏笔，宣称陈国君得罪过一些黑社会的人。这样将来抓了一些敢于出头反对改制的工人，就有了现成的“涉黑”帽子，便于向上向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