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震：浩然躲过了一场大祸

                                                                              刘国震

　　2011年4月，我的博客转发了已故著名作家浩然1996年7月写的《我给毛主席守灵》一文（载于1996年第9期《东方明星》）。当时转发的文本，是浩然之子梁秋川发来的电子版。近来翻阅《苍生文学》合订本，发现该刊在1999年第3期头题“本期特稿”栏目也刊发了此文，而且与我原来在博客贴出的文本（可能就是发在《东方明星》上的文本）有所不同。主要是，《苍生文学》的发表稿多出了一大段文字。而这段曾经被删去的文字，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

　　十八日下午三时，治丧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登上了天安门前金水桥上临时搭起的台子，百万人集聚在天安门广场和更远的道路上，举行了最隆重，同时也是最令人悲痛的追悼大会。
　　我按定下的钟点赶到天安门。金水桥被搭在台下，我被引上台子之前，从右边的原有观礼台上步行到追悼会场的台上。只见原观礼台的休息室里坐满参加会议的人。他们都默默地坐着不动，见了熟面孔，也只有点头示意。这时我遇上了当时安排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著名诗人袁水拍。他在抗日时期，曾以“马凡驼”的笔名，在四川省成都文坛上发表政治讽刺诗歌，名噪一时。“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仍然活跃在文艺界。似乎与“马铁丁”的作者之一陈笑雨在《人民日报》的文艺部共事。文革开始他好像下了五七干校，最近又被调到中央。他似乎被安排到国务院文化部，跟于会泳、刘庆棠和钱浩梁在一起，也许在宣传部副部长的爵位上。我跟他在一些文学集会的场面常见面。见了面，点点头，说几句“好天气”的应酬话，没有过多的交谈。这一次偶然见了面，而且是在这样场面只能点下头而已。他却颇有兴致，好似在等着我，有要紧的重要事与我交谈。他见我从他身边走过，立刻就站起身，追赶上我。我只好站住，跟他到门口处站住。
　　他对我说：“我想打电话，跟你商量商量，又觉得当面跟你说说好……”
　　我问他：“什么事情呢？”
　　他立刻做了个痛苦的表情，说：“这一阵子，江青同志一定很难过……我想由你挑头，在文艺界征求一下意见，然后，大家联名给她写封信，慰问慰问她。我们向她表表决心。你看怎么样啊？”
　　我听了他的话，不由得心里打个转：对江青我躲都躲不开她，哪能主动找她，送货上门呢？要是回绝他的要求，不知他心里怎么想的，不好对他讲心里话，免得招来麻烦。我那时的脑瓜好使，立刻就巧妙地回答他：“让大家分头给她写，安慰安慰她，这样的信更多一些。这不更好嘛？”
　　我没有等他回答，收住话，扭头就奔向会场。
　　
　　浩然机智地谢绝了袁水拍让他组织文艺界人士联名给江青写“慰问信”的提议，使他避免了一场政治灾祸。可以想见，假如浩然当时做了这件事，哪怕只是例行公事地敷衍应付一下，在粉碎“四人帮”后开始的“揭批查”运动中，这件事一定会被揪住不放，而且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在文艺界招降纳叛，向叛徒江青写劝进书、效忠信，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所有参与签名的人都会受到牵连!
    这绝非危言耸听。请看当年那几个文艺界的风云人物或江青身边的“红人”，在1976年10月“怀仁堂之变”后的结局——
　　于会泳，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著名作曲家，1977年8月，在接受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杀。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刘庆棠，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副部长，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男一号”洪常青的扮演者，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出狱后，妻离子散，无家可归。
　　浩亮（钱浩梁），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副部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红灯记》中“男一号”李玉和的扮演者。经过长达五年的隔离审查，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
　  相比这三人，只当了几个月文化部副部长的袁水拍的结局还算是较为幸运的：因与“四人帮”有牵连，被停职审查，1982年抑郁而终。
　  浩然躲过了一场“大祸”，“小灾”还是未能幸免：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被取消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1977年和1978年，被包括《解放军报》在内的全国多家报刊集中批判。此后几十年，一直饱受争议。
　  但浩然凭自己的执著、勤奋与赤诚，久经考验，最终赢得了党和人民给他的盖棺定论：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