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乡愿 ——从语文老师“临震先逃”谈起

“知识”的乡愿　　

                    ——从语文老师“临震先逃”谈起　　

5月22日，地震后十天，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语文老师范美忠在天涯撰文《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讲述了发生地震时自己为什么先逃出教室。其中，“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引起网友议论纷纷。有人说，人人都有求生的本能，范老师没做错；有人说，丢下那么多学生，范老师实在愧为人民教师。　　

用本能和师德来碰撞，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也许天平稍稍倾向于后者，毕竟教师这个职业对道德的要求相对要高，但后者也是言之凿凿，甚至可以与“普世价值”扯上。与其抽象地扯淡，不如认真地研究一下范美忠的言行，看看他丰富、复杂的内心。　　

这位北大出身的中学语文老师很有想法，在课堂上“大谈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卡夫卡、艾略特、王国维”（据《新快报》，记者陈杨），并且认真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想。用范美忠自己的话说，他一直在“追寻有意义的教育”，是一个很有人文关怀的人。为了学生能够健康的成长、合理地做人，他愿意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智慧。　　

这样一个甘于奉献的好老师，为什么“临震先逃”，而且还在事后解释，除了自己的女儿，谁都不会管呢？这不是“虚伪”吗？　　

在走向死亡的瞬间，绝大多数人都会把生的机会留给子女，毕竟子女源于自己的创造，是自身生命的延续。到了母亲、学生或者其他的熟人，就远了一层。如果把个体所处的人际关系网比作无数个同心圆的话，子女处在最靠近自己的那个圆上，其他人离圆心越来越远。如果在平时，母亲、学生有个三长两短，我相信范美忠一定会有所表示的，甚至会倾力相助。一旦死神临近，所有的爱都被封存，只剩下逃生的冲动。　　

有人会问，那为什么李雪梅、谭千秋能够把生的机会让给学生呢？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最可敬的人，范美忠在这一点上比不过李雪梅、谭千秋们。同样是为学生、为教育操劳，但在范美忠那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生与死。　　

谁都不愿死，比较注重自我的人尤其不愿死。个体的价值如果附着于集体、附着于道，个体面对死亡时也不会顾惜，在20世纪中国，国家、民族、党、共产主义都曾生出崇高的意义，让无数个体赴汤蹈火。但对范美忠来说，他对教育的追求、对学生的爱可以构成生的价值，却不能构成死的价值。　　

当然，爱教育、爱学生无法推论出要为学生而死，尤其是在和平了几十年的中国，所有的爱、所有的理想都未曾考虑到地震/死亡这样的瞬间。但是，死亡是一个魔镜，能够照出爱的成色。如果面对汶川地震，每个人都选择做范美忠，那就不是死多少个学生的事情了，而是，我们将看到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不能说范美忠“临震先逃”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性（任何阶级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亦如任何阶级都会诞生李雪梅、谭千秋这样的英雄），但自我的“膨胀”的确多与近三十年我们获得的“知识”（爱、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有关。这些“知识”只教人如何爱、如何生，却没有教人如何恨、如何死，这是“知识”的乡愿——我们会永远生活在宁静的世界。但就像这次地震，我们总有恨的时候、死的时候，这时，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