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信仰与精神

红歌、信仰与精神（一）

――献给新时代

红歌潮涌动，惊涛拍岸。一时间，似有“随流漂荡，听风澎湃”的气势――那是康有为为“大同”世界的到来而发出的呼喊。在他的呼喊声中，旧的世界分崩离析，到来的是生气勃勃的新时代，康有为知道，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这个过程注定是在风雨澎湃中进行的。

康有为比他的弟子梁启超，以及从欧美归来的严复都要沉稳得多，他的“大同”是虚君政治，即有孔子的精神，也有孔子的政治，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有民主宪政――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主张最本质的特点是：

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体以承载变革的演进；需要大众的信仰与精神，作为变革社会的凝聚力和方向。

在康有为看来，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实现改革，却只能带来混乱和民族的灾难；而所谓的民主和革命，与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多少距离；进而，没有相对稳定的政体尤可恕，如果没有凝聚人心的精神，所谓宪政只能是画饼充饥。

在康有为看来，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精神，除了它自身的至善的属性，更在于社会大众的认同。这种精神很大程度上如同康有为的“大同”意识，是历史传统的长出，不是外来文化的移植，更不是妄想者的冥思。

无论十二泰坦神、独眼巨人和巨神们多么热忱，他们始终只能回到大地母亲该亚的的怀抱，去汲取奋斗的力量和勇气。梁启超是在参观了欧美社会之后，严复是重新认识中国之后，他们都完成了认识的一个循环，重新回归中华文化的传统，如同康有为一样站在同样的一片土地上――他们认同了虚君政治，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认同了一个精神，即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孔子的“仁”。

历史的质问是：为什么注重孝道的中国人有了俄狄浦斯的弑父情结？

康有为面对的是皇权的失落，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崩溃，于是，他看到了“万舟如覆叶，浮尸如泛蚁”预言的出现。中国人的“康有为面对”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明嘉靖之后，朱明皇权在仕权的冲击下畏缩退让，主导大明朝的理学在仕阶层的争权夺利中迅速庸俗化，君主没有了，精神也没有了，大明朝从此一败涂地。中国人的“康有为面对”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新中国长足进步的时期，指导这一个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受到强烈的质疑，于是在大繁荣的时代社会道德却在堕落，老百姓被迫着走向以生死捍卫自己生存权的抗争。

郭沫若和康有为是一致的，一致之处不仅仅是他们分别论证了作为孔子理想的“大同”，而且论证了中华民族需要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康有为认为是孔子思想，而后来的郭沫若认证为毛泽东思想。应该说康有为和郭沫若所主张的民族精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大而言之，孔子思想和毛泽东思想都只是中华文化在不同历史背景之下的显现。

历史又掀开新的一页，薄熙来与郭沫若之间又有了新的连续，自重庆开端的红歌潮以新的形式宣扬一种精神――毛泽东思想。我们赞叹的是，涌动的红歌潮，巻舒着时代的风云：

它不是钱塘潮，因为澎湃而腾踊；也不是东海上的季风，因为狂热而飙扬。它是人心，沉寂了34年的中国文化必然有一个激昂的突破，正是因为万马齐喑，才有了天公抖擞。呵呵，韩愈说：“微风吹木石，澎湃闻韶钧。”果然如是，我听到的是中国人心的悸动，这是出现于34年辉煌业绩之上的亢奋，这是民族复兴理想正在成为现实之后的自信――原来只有康有为式的微息，现在成就了人民性的滂沱。

红歌昭示着宽厚兼容、昂扬奋发，它巻舒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振兴中华需要这种精神。而今我观这风涛，从思想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

壶公评论2011－07写于麒麟山麓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