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老师的经典言论点评

      我们高一的那个六十左右的语文老师（听说在文革中坐过牢）说：“其实现在看那些伤痕文学，知青们在农村呆了不到十年就这么多伤痕，中国千百万的农民们千百年过的还不都是这样的生活？”城市知识分子们、干部们在那个时代感受到的只是一种相对剥夺感，即他们认为他们本可以过一种比农民们好很多的生活结果只过了一种和农民差不多或者只比农民好一点的生活，所以他们愤愤不平，他们满身伤痕。现在的农民和农民工体味到的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绝对剥夺，他们所体味的痛苦、他们的整体人数要比当年那些知青们深很多、多很多，但是，谁体味他们的痛苦，谁写他们的伤痕？与邓玉姣案同时的还有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刘汉黄案，刘汉黄是广东的打工仔，发生工伤事故，右手截肢成了残疾人，经劳动仲裁可获赔偿17万元，但“企业家”拒绝支付，刘汉黄万般无奈之下持刀捅杀台商，造成两死一伤的惨祸。像刘汉黄这样的在血汗工厂的工人还有八千万，再加上与他们要养活的家属，数以亿计，他们在最恶劣的生产条件下接受最微薄的工资，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他们每个人都有肯能成为刘汉黄。还有那些要不到工钱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农民工，那些被埋葬在煤矿里的矿工，那些饿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的下岗职工。所以秦晖教授说，中国的发展不是靠什么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特色”制度，而是靠这种残酷压榨的低人权优势。也许我们可以说，他们只是无关紧要的少数，但我们仔细想想，他们真的只是少数人吗？最近一份权威报高显示，中国0.4%的人占有中国70%的财富，谁是少数？谁是多数？也许是我自己孤陋寡闻，这些问题已经存在二十多年了，但我没见过此类的文学作品出现过，至少，没成为一种风潮，而当年的伤痕文学，则在文革结束一年后的1977年就拉开了序幕。对知识分子和干部当年的遭遇，我们寄予深深的同情，但也不用过几天就把自己的那点陈年烂谷子的破事翻出来咀嚼一番，而对中国现在的这些真正应该关注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归根到底，是个话语权的问题。

       高三历史老师：“到尧末期，舜的势力太强大了，所以舜逼得尧不得不皇位让给他。同样，到舜末期，禹也借用自己的势力逼得舜不得不把皇位让给他。”这其实就是我们夸赞了几千年的“禅让”制度，其实跟汉献帝禅让皇位给曹丕的实质是一样的。政治这东西从古到今从来如此，而且那个时候要远比现在惨烈的多，只是那个时代由于史料的缺乏，所以孔夫子们才能用自己的嘴和笔去粉饰涂抹那个时代，去编织他们心中的理想政治。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来不会主动去放弃他们的既得权益，这就需要利益受损者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斗争来实现。邓玉姣案，邓玉姣的罪名从最初的“故意杀人罪”变成后来的“防卫过当”，就是网络舆论各种媒体对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也是两种对立的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网上支持邓玉姣的人士对判决结果仍不满意，因为如果这边的力量足够强，完全可以直接把邓玉姣定性为“正当防卫”完全无罪。

       今年教我们外国文学的那个和蔼的老头：“这套黑猫白猫实际上是实用主义，不是马列主义，我是信仰马列主义的。”这是中国思想界激烈争论的问题，我很困惑。

　　微观老师说：“你们历史课本上描述文革末期的历史时，有一句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不知道什么叫崩溃？”我也不知道，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大批大批的工厂破产，工人失业，但我们用的词叫“萧条”，七十年代中期中国没有工厂破产，没有工人失业，c农业方面来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计算出上世纪 70 年代的粮食单产增长率为 4.62% ， 而包产到户后的80 年代为 2.78% ，工业产值增长率就更不用说，大家到网上随便查一下数据就知道，不比现在慢多少，但我们描述那个时代用的是“崩溃”。应该说，那个时候的企业低效问题是存在的，而且应该说是挺严重的，但将那个时候的经济描述成“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只是纯粹出于政治目的的一种政治语言，过来人没有人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