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转基因水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人民的选择权

我认为，转基因水稻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安全，而在于我们的权利能否得到保证。——这是我给《中国日报》评论的译文。

批准种植转基因水稻，即便仍是实验性的，也已经引发了争议：中国是否应当在世界上率先把一种主粮转基因化？

毫不奇怪，鼓吹转基因水稻的人谴责反对者对生物技术"无知"，有转基因产品"恐惧症"。他们不遗余力地向公众保证，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并用各种数据资料支持他们的观点。

然而，转基因水稻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安全--如果我们陷在那个争议里，争论就永远没有完结。在这个纠结中真正的重要的，是我们老百姓的权利是否会得到尊重。

这一系列的权利中，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选择权。我们还有没有不消费转基因水稻和其他通过转基因技术生产的食品的权利？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农业部尊重我们对非转基因食品的偏好？

我可以接受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说法。但是我不喜欢在我还没有消费它的心理准备时，别人把它强加给我。谁也不应当剥夺人们选择自己喜爱的食物的权利，谁也不应当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就是我们除了转基因水稻，别无选择。

而这个担心并非没有来由。多年前，转基因棉花就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在中国推广开来，打的是"超级棉"的旗号。在官方的批准尚未发下之前，号称"超级棉"的转基因棉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

谢天谢地，转基因棉不是食用作物。但是接踵而来的就是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它们几乎主宰了我们的食用油市场。我们仍然可以用那些转基因食品不是我们直接消费而是通过加工的想法，来解脱我们自己。

尽管如此，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油仍然是在我们并非愿意的情况下强加给我们的。农业部实际上对这样的滥用权力至今没有给我们一个负责任的解释。现在，他们又决心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了，这一次，我们这些偏向传统水稻的人，不能再放弃我们选择的权利了。我们有权拒绝把转基因水稻强加到我们的餐桌上，我们的这个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

换句话说，如果试验性乃至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决定不可更改，政府也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种植不超越所批准的边界，也不允许对非转基因水稻的污染。对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必须有明确的处罚。

这个问题涉及的另一个权利，就是我们的知情权。我们不仅应当知道超市货架上的食品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我们还应该知道别的问题。

比如，我们必须有权知道，转基因水稻是解决21世纪粮食问题的唯一方案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除了中国，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种植人类直接食用的转基因主粮？为什么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个人口大国印度，也是水稻的生产和消费大国，选择拒绝转基因水稻？如果有人断言转基因粮食是养活我们人口的唯一出路，这是否意味着其他的生物学手段已经穷尽？

人们不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就可以知道，情况远远不是这样。虽然转基因水稻的鼓吹者们声称，转基因技术发展很快，但是他们自己的数据却显示，在转基因技术释放出来有20年之后的2005年，世界上还只有21个国家850万农户种植转基因作物。这个数字并不能给人深刻印象。而且他们不会说的是，有事实显示，那些农户中，有很多，特别是在中国，是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忽悠着种起转基因作物的。

如果转基因粮食并不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唯一抉择，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急于成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第一国呢？

这就关系到我们需要知道的另一个问题--中国对粮食生产的研发投入是否平衡？也就是说，研究资金是否过于向转基因食品倾斜？有消息来源说，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的科研资金多半都给了转基因食品，而研究转基因的科技工作者主宰者这些资金的分配。果如此，这肯定是不妥的，因为主管科研资金的人应当没有个人利益的卷入。

转基因水稻或者广义上的转基因粮食的问题，还关系到我们的发言权，或者说我们的参与权。因为我们是转基因食品最终的目标消费者，即使转基因食品没有风险，我们对这个问题也应该有发言权。这不是几个科研人员和官员可以替我们决定的事，尤其是在这整个过程中还有这么多的问号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