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教员这样的高手,是怎么学习的?
看了教员早年的求学经历,你就该明白。
这个人要是不当领袖,不做出一番事业,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是教员还是其他人,只要年轻时学习生活、做人做事做到了毛润之这个分上,他就没有平庸的道理。
为啥这么说?
我们从教员的求学经历讲。
教员的求学经历比较波折,但在每一个人生岔路口,他都坚定选择了读书,坚定选择优先充实提高自己。
读完私塾后,教员在老家当了两年农民。普通人脱离学堂后,通常是以此为基点开始学习做事。父亲对他的安排也是如此,16岁那年要送他到湘潭县城里的一家米店当学徒。
但教员想办法突破了父亲的封锁线,去了东山小学堂读书。
1910年,教员立志出乡村,去了东山小学堂读了半年书,
1911年,在老师推荐下,通过入学考试顺利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读了几个月后,碰巧赶上辛亥革命。
在这个人生岔路口,教员犹豫了好几天,最终选择先报国参军,再顾个人追求。
1912年,十九岁的教员以为革命成功了,于是退出湖南新军,再一次走到了人生岔路口,此时没有家国责任要尽,他再次选择继续读书。
教员在多个专业学校中辗转,反复选择反复退学,后来去了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读了半年之后,他觉得校规讨厌、课程松散,于是退学开启了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计划。
1913年春,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后,父亲断了他的生活费,再加上湘乡会馆有士兵闹事,无法再住下去。
命运再次将他扔到了抉择路口,而这一次,教员还是选择继续读书。
说来也巧,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春季招生,此时正好发出了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廉的广告,吸引了教员的兴趣。
教员跟两个朋友一块考入了第四师范,第二年,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合并。
教员后来抵制住了各种广告的诱惑,没有再次退学,在这所学校里坚持学习了五年半。
我们可以看到,命运多次将教员踹出求学之路。
但每一次,除了解除国难那一次,教员都排除万难重新回到了求学之路上。一次两次我们还可以解释为求知欲在驱动,但经历了这么多次,教员的选择始终没有变。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认知在起作用。
每个人都会坚定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如果你打心底里不认同,你是不会选的,难道不是吗?
但你认为的正确,只是你认为。
有些人的认识跟现实相距十万八千里,而有些人的判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所以有的人事半功倍,有的人频频碰壁。
电影《教父》里有句台词,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本质的人,怎么可能是同样的命运呢?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就不得不修正你对世界的认识。
我们在上一篇聊了教员对学习的态度,他认为学习是万事之基,是基础中的基础,而在年轻时,一个人最应该广泛阅读,深入学习,以坚实人生的基础。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重要的事。
这就是认知,对学习的认知,对人生不同阶段的认识。
认识到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一个人在年轻又贫穷的岁月里,其实留不下来什么,你唯一能提高自己的就是认知。
教员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年轻时的岁月,他没有荒废半点,全用在了读书、思考,提高自己的认知上。
但坚持很不容易,需要坚定的目标才行。
这就要聊到教员的第二个特点:目标远大,学习用心。
什么叫用心?
是注意细节,还是不厌其烦,做的认真,想的仔细?
都不是,所谓用心,是说这个人不仅把事情做得好,还明白做这件事的意义。
生活中,职场中,从来不缺能认认真真做事的人,但你会发现很多人越努力,位置反而越不稳,最后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却不如人家讲两句的功劳多,到头来还被人工智能干掉了。
不要只顾埋头拉车,却从不抬头看天。
教员读书很刻苦,但他不是盲目读,他始终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读书,也很清楚如何读书效率最高。
总理是为中华而崛起读书,而教员则是为救国救民而读书。
教员有一种紧迫感。
他认为时局危机,他们这一代人必须要能扛起责任,要当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
他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
正因为有如此远大的目标,教员对自己的要求格外高。
而且学习时,非常注重总结读书学习方法。
教员在一中读书时,从老师那里得到了一套《御批通鉴辑览》,他一边读书输入,一边写文章输出,《商鞅徙木立信论》等文章就是看这套书时写的。
后来经过摸索,他认为自己看书学习的效率更高,这才退学自修。
在图书馆自修了半年后,觉得自学也不是很好的办法,遇到问题无人可问,与朋友探讨所得也比较有限,又重新考学进入学校学习。
这段自学经历,让教员明白了自学和共学之间的关系,不再偏执一端。
到了师范就读,教员的学习方法开始走向成熟。
他认为“学问”这个词很好,既要好学,注重自己看书,独立思考,也要“好问”,进行讨论、交流。
问谁呢?
真理在谁那里,就问谁。
求学期间,教员写了这样一段话“人生有程,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
大意是说,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如果每个人获得了一点真理后,就私藏起来不交流,不跟人交换意见,怎么能做到博征广识呢?
于是教员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跟人交流,绝不藏私,愿意把自己得到的真理、好书、好文都奉献给别人。
我“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敢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
求学这个词也很好,学问不会自己蹦到你的脑子里。
你得低下头,老老实实的去求。
教员像个知识猎人,为了给一肚子的疑惑找到答案,他动用身边的各种资源和人脉,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求学知识网。
在学校里,教员牵头与蔡和森等同学组建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交流学习心得,如果遇到大家都不明白的问题就去问徐特立、杨昌济等老师。
将同学和老师组织起来,纳入自己的学习体系里,只是冰山一角。
古人言,圣人无常师。
真正厉害的人,能将遇到的所有人和事都变成自己的老师。
长沙本地较为知名的学者,教员基本上都亲自登门拜访求教过,一些来长沙交流的学者,教员要是知道了,也会主动求教。
一次,一位知名日本学者来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教员闻听后,立马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久钦高谊,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谁会拒绝这样一位态度诚恳,谦虚务实的好学之生呢?
如果那时有微信,我想教员大概会建一个名为“润之和他的老师们”的微信群,将所有认识的,有才学,对自己学识增长有帮助的人,都拉到一个群里,遇到问题就向老师们询问探讨。
那时没有微信群,但有信友。
通过徐特立、杨昌济等老师资源,教员和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同学建立了通信联系。
教员不仅好学,做人也是一绝。
求人解惑时,总有一片真心奉上。
他写信跟别人交换观点时,如果是师长就会奉上自己精心写作的文章,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黎锦熙,去北京工作后接到教员的书信,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给学长、朋友等同辈去信,教员有时还会奉上特地挑选的好书:
“四月一日……午前十一时,接润之兄书,并中华杂志。”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赠《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跟教员这样的人做同学,给他这样的学生当老师,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你给了他一点微小的帮助,就能看到这点小帮助在他那里开花结果,逐渐成长为参天大树。
这种喜悦和感动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你要是碰到了这样的人,你也会心甘情愿当一块垫脚石。
教员一路走来,碰到的都是贵人。
不是因为他有钱有势,是他值得。
毛传开篇时,有人在后台反复跟我讲,无非教员走运,碰巧出身在一个好家庭,碰巧吃到了湘军的红利。要是他也有这样的条件,也能如何如何。要是教员没有这样的条件,必将如何如何。
这样的留言我从来不理会。
因为这种人永远不会懂,所有的长期角逐,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人,而不是当下的局面如何。
教员这个农家子弟,不仅自建了一张庞大的老师关系网,在具体学习上,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成系统的方法。
几千年前,庄子就已经认识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而人生有限的。
一个人再好学,再有能力,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知识都学完。
但教员目标远大,他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读书计划,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在阅读学习之列,此外还有西方的书籍,以及政治、地理、军事、宗教等等知识,教员都要学习。
知识除了分门别类,还有古籍和现代之分,中西之分,以及广度和深度之分。
所谓广度是指广泛性的了解各行各业的知识,深度是指系统性的学习一个专业的知识。
古今、中西、博专,每一个都是很复杂的矛盾体,怎么办?
读书一定有主次之分。
教员后来根据老师的建议和自己的实践,总结出了一条读书经验:“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教员在上师范之前,也有一些错误的学习观点,比如他偏爱研读社会科学一类的书,喜欢研究历史、政治这一类。
但后来在写给毛岸青的信中,他给出了这样的建议:“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此前教员老喜欢退学,一部分原因是他喜欢专读,不喜欢学校里的通识教育。
这个观点也改变了。
后来教员认识到,通识是专业的基础,新知识是古籍的基础,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普通是专门的基础,“错此则必败”。
关于教员早期的求学生活,我聊的只是一角。
但通过这一角,你就明白了,日后那个教员,不是突然从虚空中蹦出来的,他是年轻时的毛润之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正因为教员也是从一个普通人开始往上走的,所以他可以被学习,他的经验可以被借鉴。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学习教员,哪怕你只能取其百分之一,也够你受用终身了。
其实在学习成长这件事上,古今高手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说:“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
你再看看教员年轻时的求学经历,是不是就是如此?
所以我在讲毛选版本的那篇文章最后说。
人什么时候才会发生质变,究竟怎么做才能破局?
说到底就是那几个字: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这是教员为全天下底层出身而且想做点事的人,指出的一条最廉价,最普世的前进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