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大为 |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哲学意义与当代价值

　　摘要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以“大历史观”分析世界大势和时代方向的思想典范。“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直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过程，分析了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揭露了苏联滑向大国沙文主义之后对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负面影响，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指明了政治斗争应然的价值取向，强调了独立自主作为制度设计首要前提的重要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仍然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语境参考，仍然可为我们理解当前全球性危机并思考通达未来之出路提供洞见。

　　关键词：三个世界划分；政治价值；制度设计；独立自主

　　原文出处：包大为.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哲学意义与当代价值 [J]. 毛泽东研究，2025，64(1): 29-39.

　　作者简介

　　包大为，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已逾50年。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该理论仍然能解释世界历史行至当下的现实问题和主要矛盾，仍然能够为世界人民反抗霸权主义的压迫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文明提供洞见。1974年，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毛泽东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洲也是第三世界。”这个表述不是单纯的外交辞令，而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历史中以实际行动所昭示的立场和态度，更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界定国际关系之价值规范与行为取向的政治哲学宣言。

　　一、基于世界历史大势的

　　政治价值分析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前提是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对20世纪上半叶世界历史的科学总结。二战爆发及其后冷战的延续，无疑是全球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从宏观层面来说，斗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斗争形式表现为，全球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相对“健康的”垄断资产阶级合作，并且以军事斗争的方式击败了“失控的”垄断资产阶级，即德日意的法西斯分子。在这一阶段中，苏联是掌握最为先进之生产力与军事力量的无产阶级政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

　　第二阶段的斗争态势表现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其进展的客观条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削弱实力进而不得不战略收缩的列强依然存在，而主观条件则是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被唤醒了民族意识、强化了组织水准、积累了斗争经验。当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空前的规模和彻底性推翻“三座大山”的成就，成为这一斗争阶段的历史坐标。

　　第三阶段的斗争趋向随着冷战的白热化而分化为两条线索。一方面是徒留形式的斗争，其实质是苏联与美西方的争霸。在这一斗争形式中，苏联依据综合国力和历史积累的威望，强制或半强制地领导着在产业结构、国防力量和意识形态层面依附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所领导的兼具民族解放旨趣的斗争，其实质是全世界受压迫阶级在尚未完全被冷战两大阵营瓜分殆尽的情况下，由中国领导的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

　　作为这三个阶段的亲历者、参与者乃至主动推动者，毛泽东对这三个阶段及其引发的全球政治价值的演进有着冷静且客观的分析。

　　关于第一阶段过渡至第二阶段的斗争图式及其结果，毛泽东指出，第一阶段的斗争并没有随着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而结束，“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由此导致第二阶段的斗争只能是第一阶段斗争的延续，即“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其中，核心的政治价值仍然是民族解放，以及在此前提下对人民民主所展开的追求。但是压制这种追求的势力却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已经实现了所有的解放事业。这一宣告“解放终结”和“告别革命”的主体既包括惧怕反法西斯的斗争延伸至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垄断资产阶级，也包括依附于垄断资本主义且以哲学、艺术和法律等载体“垄断”政治价值的所谓意识形态家。前者试图复制自1848年革命以来多次出现的利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尔后规训无产阶级的政治权谋，后者则试图将民主以及相关的政治价值包装成排除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元叙事。

　　关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斗争逻辑转换的关键变量，毛泽东则锚定为苏联的变化，即苏联从反法西斯和人民民主的价值领导蜕变为大国沙文主义。过去单纯的两种制度及其所对应的两个阵营的对立逐渐发生了分化。在1958年7月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修正主义已经成为中苏两国共同的敌人，即“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在第三个阶段斗争形式转变的双重向度中，最为复杂的或许不是由国力所牵制的硬实力的对抗，而是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争夺话语霸权的过程中所逐渐抽象化的政治价值。具言之，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之前，由于冷战话语对全球地缘政治的撕扯，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纳入各个阵营的各国意识形态的重塑，关于政治价值的论争已经分化为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元叙事的对立。否定叙事来自苏共二十大之前的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其表征为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铁律”否定现代政治伦理的核心道德议题。当然，这种否定随着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论调而被松动，尤其随着罗杰·加罗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著作被引入苏联，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逐渐引发了对人性、自由和民主等政治价值的普遍关注。肯定叙事则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论调，这是更为抽象却具有迷惑性的论调，旨在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直接与政治价值画上等号，不仅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事实，更掩盖了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压迫与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

　　然而，不论是苏联“始乱终弃”的否定性政治伦理的元叙事，还是美西方“欲盖弥彰”的肯定性政治伦理的元叙事，都无法提供冷战前后全球政治经济变局及其后果的有效解释路径，更无法弥合在冷战格局下阻碍世界人民互相理解与联合的意识形态裂隙。由此，人们陷入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或是以未来主义的想象和后现代主义的追求消解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或是以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短视诉求忘却涉及公共福祉的重大议题。人们被刚性的一元话语和抽象的多元话语所捕获——或是在一元的冷战话语中扭曲对客观现实的价值判断，或是在抽象却多元的反冷战话语中“盲人摸象”般地碎片化理解人民和历史。

　　然而，在冷战前后话语斗争的演变过程中，毛泽东却以历史唯物主义渐进式地研判了从“中间地带”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客观斗争态势，并以此表达了自身的政治意向。

　　就“中间地带”理论而言，毛泽东针对冷战初期的斗争态势，把握住尚未完全蜕变为修正主义的苏联在政治价值层面尚存的引领性，号召尚未被纳入两大对立阵营的国家能够以价值独立性应对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5个月之后，毛泽东在 1946年8 月 6 日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但是美国不仅“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甚至“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而美国进行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建立军事基地的手法则是“在各种借口之下”。这些“借口”无疑是用于掩盖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意识形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民主、自由等政治价值。而为了戳穿这些个“借口”，在冷战之初就必须“保卫苏联、捍卫苏联”，因为在当时“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

　　当冷战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苏联在赫鲁晓夫执政末期已经越来越体现出大国沙文主义的特征，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的勃兴，过去依托苏联及其阵营开展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遂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和“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为了追求自身的政治价值而自觉开展对美国和苏联的斗争，前者如“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后者如“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

　　最终，“中间地带”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一方面反映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国际形势的急转直下，另一方面则体现出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化的世界体系的清醒认识。除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成不变的帝国主义本性外，促成这一发展的关键变量是苏联，因为苏联已经从话语到策略彻底滑向了修正主义，甚至成了苏联霸权主义。在1960年代，苏联在欧洲不断干涉和打压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探索，在亚洲则围绕“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倡议构建了压制中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表面上看是中国根据自身地缘政治尤其是安全压力提出的世界格局的分析框架，事实上表明的是对修正主义的政治价值的彻底否定。在1965年斯诺的采访中，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的表态，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当时各国追求政治价值的三个维度：一是追求霸权的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二是追求依附于霸权的各国(第二世界)反动派，三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成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供养者”的第三世界。即是说，判断怎样的政治价值是真的，怎样的意识形态所指向的善是普遍和真实的?不能单纯地概览这三个维度的话语，而是要审视这些话语背后的立场和意图。在这个意义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无疑是政治价值的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

　　二、基于制度批判的思想解放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意图不是从物理空间层面对地缘政治进行创新界定，而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应用于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准确把握，旨在团结全世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反抗霸权，从而实现和平与发展。

　　从现实来看，第三世界国家要对抗帝国主义和解放自身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存在巨大的短板，或是因为一穷二白的国民经济状况，或是因为对第一和第二世界的政治经济依附。与此相应，毛泽东对第三世界的希望在于两个层面：一是直观层面，冷战白热化之后的世界局势对于第三世界斗争来说是较为有利的。主观条件在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构成了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即毛泽东在与卡翁达的对话中所指出的：“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客观条件则在于“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既怕你们这些人，也怕我们这些人”。二是方法论层面，对矛盾不平衡性的把握呈现出以劣势的力量战胜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是对地理空间或者既定格局的判断，而是矛盾不平衡性的哲学方法论的应用。“三个世界”所形成的是复杂的不平衡的力量格局，这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解放自身及整个世界的现实可能。矛盾的不平衡性在日常经验和一般政治理解中通常容易被忽视，故而出现了“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历史终结论”等“胜者恒胜”和“强者恒强”的幻想——正如“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但是矛盾力量是不平衡的，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决定了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历史趋势。

　　人们之所以难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以来被帝国主义者压迫、恐吓与打压，无法独立自主地观察和探索新的社会样态。正如毛泽东在1959年3月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的重要目标就在于，让人们摆脱对美国和苏联的政治迷信，从而能够自力更生地开展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解放与自由发展的制度探索，具体路径则从三个方向展开：

　　一是揭示停滞的苏联制度。1964年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走向了以“有限主权论”为代表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霸权主义，即“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如果从把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的角度分析，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完全可以说是停滞和哀颓时期，僵化的、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于勃列日涅夫执政10年之后，是基于对苏联制度僵化和改革停滞的客观分析和总结。

　　二是批判抽象的西方制度。相比于刚性化诠释合法性的苏联制度，西方制度则以完全相反的面貌误导着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以在匈牙利问题上一些人态度的摇摆作为批判对象，指出当时中国一些人的偏见，“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这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政治迷信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某种程度上是广泛存在的，但关键是要以阶级分析方法看到“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

　　三是驳斥反动的傀儡制度。冷战之所以能够始终避免“热战”，其重要前提之一是美国在第三世界扶植了大量的傀儡政权，使之成为对抗苏联的前沿力量。其中，既有与其宣扬的自由与民主价值相对立的独裁政权，也有更为反动的、企图恢复奴隶制乃至神权专政的势力，即“美国等世俗政治、政权力量无意扶植宗教恐怖主义，但美国等国家的‘宗教动员’确实扶植动员、纵容了一股股的国际宗教暴力极端势力”。

　　当然，打破迷信只是第一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价值旨归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该理论事实上为当时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指明了斗争和批判的两个必要前提。

　　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揭示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揭露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合谋，指明了第三世界唯有独立自主才能获得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出路。毛泽东在《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一文中指出一个“奇特”的现象：“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但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在赫鲁晓夫治下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愈行愈远。“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以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路线，对外向着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内则“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然而，在当时仍然有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对已经蜕变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抱有幻想，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及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论战则击碎了这个幻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毛泽东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预判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真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即使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执政党背离人民，也会损害现代化成果。”

　　第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直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列强转变为帝国的事实，接续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和研判，揭示了西方制度在二战之后恶化和失控的危机，识别了法西斯主义从显在转变为潜在的现实。法西斯主义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客观存在的矛盾的恶化形态，只要这种社会历史条件没有被根除，法西斯主义总是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二战结束之后，普遍存在一种将法西斯主义界定为特定历史现象的意识形态，即认为随着德意日轴心国的失败就不会再有法西斯主义的风险了。这种论调一方面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脱敏”，仿佛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再有任何干系，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对苏联制度的崇拜，貌似只要追随苏联就一定能够预防和战胜法西斯主义。然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却试图让世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当代帝国主义的危机仍然在滋养着潜在的法西斯主义。毛泽东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西斯势力将攻击社会主义和压迫人民作为准备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帝国主义则如出一辙，即“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当然，经过斗争考验的人民并不会坐以待毙，全球争取和平的反抗和斗争就是例证：“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三、独立自主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制度设计的基本前提

　　距离“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过去，该理论鼓舞着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反抗美苏霸权，从而加速了冷战的结束，提升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谋求和平与发展的自信和志气。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愈发频繁和剧烈，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被转嫁危机、被掠夺资源和被剥夺主权的风险也在与日俱增。在这种新形势下，“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可能仍然是面向世界各国人民的比较有效的思想解放路径，其原因有三：

　　一是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到技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尽管其具体形态发生了改变，但本质上仍然是由美国霸权掌握“制高点”、其他发达国家配合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具体来说，构成该“制高点”的基础或许就是先进的生产力、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对地缘政治战略要冲的掌控，其上层建筑则是金融资本对全球的掠夺和产业资本的持续输出。

　　二是造成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遭受压迫的主客观原因并未改变。半个多世纪前，第三世界所遭受的打击主要是西方产业资本输出所导致的资源和人才的持续“失血”，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反复破产和社会反复动荡。今天，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进一步强化了。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第三世界与第一、第二世界的技术鸿沟被进一步扩大，以至于不得不以更多的资源来填补技术代差所造成的发展成本。

　　三是世界人民向往和平和发展的意愿以及遮蔽和扭曲这种意愿的意识形态并未改变。冷战结束至今，随着文化领域的垄断资本在数字技术和全球传媒的迅速发展，世界人民不仅要涉足已然被资本“攻城略地”的学术、艺术和新闻传播领域及其所构成的信息茧房，而且要面对愈发具有犬儒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的身份政治所造成的人民内部的分裂与对抗。尤其在直面人类共同福祉和命运的重大挑战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制度、文化和道路抉择或受制于被西方资本所控制的利益团体乃至军事集团，或受制于人民一盘散沙的困境。

　　在世界历史变与不变的复杂现象中，第三世界人民所要抓住的主要矛盾是内因，这也是独立自主的基本制度设计的前提。这个前提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解放思想的要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和走向富强的基本事实所验证的真理。

　　“尽管制度演化从根本上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人为自主选择与设计在制度演化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制度。但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或是由于政权建立之初就没有清除殖民主义的残余，或是由于发展过程中长期依赖帝国主义者的资本、技术和军事庇护，或是由于长期被文化入侵乃至文化殖民化而丧失了文化主体性，因而无法独立自主地设计出紧紧围绕本国利益和人民意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制度设计的独立自主不是纯然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发展的结果。制度是思想的外延，但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能直接从书本中获取，更不能直接复刻他国的经验，而是必须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开展改造的斗争实践才能获得。正确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立自主的科学制度“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没有独立自主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无法获得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国家政权、教育科技人才体系，最终必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受制于他人。

　　独立自主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制度设计的特殊前提，更是包括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制度设计的一般前提，这反映为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相关表述。洛克在《政府论》中认为，在一国之内，最为根本的制度设计即“政府的形式”只能“以最高权力、即立法权的隶属关系而定”，这种最高权力或立法权归谁——谁就能“就决定国家是什么形式”，而内外力量的干涉则会导致政府解体乃至社会解体。霍布斯则更为直白地将国家主权表述为绝对且排他的“公共权力”，其“核心的主权就是：在维护公共和平、公共福利与抵御外敌事务上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行动、命令与裁断”。在作为法国大革命“设计者”之一的卢梭笔下，独立自主则成为弱小民族实现良法善治的必要前提，在《科西嘉制宪意见书》中，卢梭告诫尚处于热那亚殖民者枷锁之下的科西嘉人民：绝不可相信“联盟”或者“条约”，因为这些国家之间的“契约”只能“让弱者受制于强者，而永远不能使强者受制于弱者”。到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由于能够较为完整地观察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的现代国家制度设计的正反经验，黑格尔更为系统地从“个体性”的“排他性的自—为——存在”的本质出发，将国家政权的个别性界定为“每个国家对别国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甚至指出“独立自主就是一个民族的首要自由和最高荣誉”。

　　因此，“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总结，更是启蒙。总结的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斗争和建设经验，也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一般客观规律，启蒙的则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抛弃各种依附性幻想进而争取联合的解放与发展。作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新中国始终将独立自主作为重要的政治前提。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夜，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一穷二白的现状以及“我们没有经验”，故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但是我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即“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苏共二十大后，随着苏联开始滑向修正主义，我们开始认识到：“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比较了解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探索出一条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光辉道路，中国的独立自主已经成为国内外的基本共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历史证明，新中国正是由于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才得以把握历史主动并不断根据客观形势调整具体制度，使得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仍然以国际主义的担当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正如邓小平指出：“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面向未来，第三世界国家仍然需要面对阻碍独立自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在追求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未来征程中，“三个世界”理论仍能持续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指明方向。

　　第一，第三世界国家要放弃“复制”现代文明的幻想。“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这种迷信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是现代文明的先发国家，其“现代文明”和霸权使得这种迷信“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帝国主义多了不起，它们有那么多原子弹、氢弹，飞机到处飞，海军到处跑，到处占领别人的国家”。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探索出来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已然以事实雄辩地证明，第三世界国家只要独立自主地设计出科学的、符合本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和道路，也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进入现代文明。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要放弃帝国主义者给予“帮扶”的幻想。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帮扶”的意义，指出：一方面“帝国主义为非洲人民创造了斗争条件，创造了埋葬帝国主义的条件，创造了非洲人民独立自主的条件。如它使非洲人民中产生了工人阶级、工会运动。又如，它为了自己的利益使一部分非洲人受到教育，这些人变成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这些举措的主观意图却是新殖民主义的，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你们开办学校，本来他们的目的是要培养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当代新殖民主义已经使得搞霸权主义的国家和政府从“台前”走向了“幕后”，取而代之的是某些 NGO 和社会组织，其政治意图更为隐秘，对人民的意识形态影响也更为深刻，尤其是各类“以小利博大益”的公益“帮扶”会误导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丧失制度设计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事实证明，“零敲碎打”且捆绑西方意识形态的“帮扶”，更多的只是将第三世界国家打造为展现生态霸权和话语霸权的“狩猎场”。相反，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所真正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依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在有效利用和整合外部资源的情况下，系统地解决稳定和发展问题。

　　第三，第三世界国家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吸纳第一、第二世界国家的发展经验。毛泽东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即是说，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自主不是一味地排外。现代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发展前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任何一个民族都应该在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之中找到通达现代文明的道路。

　　最后，第三世界国家要联合起来以斗争求和平与发展。“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来自冷战时期，试图以国际主义超越冷战逻辑。该理论所要促成的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和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之间的广泛联合和共同斗争，通过斗争最终扬弃造成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这项任务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为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霸权主义的冷战逻辑，以及由该逻辑所主导的转嫁危机、制造壁垒、挑起战争和牺牲人类命运企图的风险仍然存在。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事实再次证明，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 世纪安全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将继续践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揭示的和平共处的发展道路，以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并推动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内核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